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资源说

    发表时间:2015-12-24 14:06 内容来源:大河网

    编号:201500032   

            摘 要:民族主义作为近代泛起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实践运动,具有依附性、柔韧性、易变性等个性特征,决定了其承载着民众动员、民族整合、权益维护和催生国族等正向功能。而作为国家民族建构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既对承载主体作了阐释和论证,亦是族际互动交融的黏合剂和国家民族建构的助推器。就模仿性民族国家而言,国家民族不是传统族类群体的自然演化,而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合力共助的产物,潜藏着鲜明的政治倾向。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建构

       诚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厄内斯特·盖尔纳等西方民族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所言,“民族主义早于民族(民族在此并非指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指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即国家民族或国族,笔者注)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①]。由此思之,意欲讨论国家民族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民族主义。如果抛开民族主义去单向度透视国家民族,就难以真正把握国家民族的深刻意涵,更不可能形成助推国家民族建构的成熟逻辑理路。基于此,本文以民族主义视角切入,在阐释民族主义意涵、特性及其功能的基础上,厘清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提出和论证通过民族主义来推进国家民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民族主义:国家民族建构理论的产生

       “民族主义”(Nationalism)究竟起源于何时,亦是众说纷纭。依据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资料查证,“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概念词汇始于14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举办的题为“波西米亚和波西米亚民族的宗教与经院哲学”辩论会,不过此时语意相当狭隘,指涉对象亦颇为单一。此后该词冷落至冰点而极少有人采借。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族主义才渐为流传并以宏大的学术议题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阈继而迅速登上了学术舞台。

       (一)民族主义的深刻意涵

       究竟何谓民族主义呢?初时,该词语意含糊亦无确切所指。1836年编篡的《英国牛津词典》中仅将其解释为一种学说,意指特定的民族是神选的客体;1844年,该词又被赋予了“民族热情”和“民族独立存在”的含义[②]。而随着使用的渐趋广泛,其语意也变得愈发丰富、涵蓄。关于民族主义的多义性,享有“民族主义研究之父”美誉的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就认为至少涉及四个方面:其一是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在这个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其二是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提供实际过程的理论、原则或观念;其三是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行动,如特定政治党派的活动;其四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民族国家有着超越其他的忠诚。[③]况且,以此为端稍作展开的庞杂论述,比比皆是矣!其实,对民族主义研究进程作一镜头回缩亦不难发现:学者们在界定民族主义时尽管各有侧重,但从其具体指涉的对象来看,已经不是“一般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具有建国冲动的、与近代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族”[④],而凝聚民族意识、实现并维护民族权益则是其间重要的关节点。为此,立足于现实语境,结合学术界的诸多观点,不防给民族主义下这么个定义。民族主义是指某一国度或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族体成员以民族情感归附为重要纽带,以所属群体为忠诚对象,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民族认同为基准点,以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平等和实现民族权益等为目标指向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实践运动。

      (二)民族主义的特性和正向功能

      欧洲王朝国家在借助王权催生民族的同时却将自己送进了坟墓。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浪潮中,英、法、德等原生性民族国家相继创建,民族主义作为其间的衍生物孕育而生。然而,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怪胎,免不了烙有深深的时代印痕,既体现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共性特征,又带有利己、狭隘的个性特征。(1)依附性。在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抽象框架;我们必须用每个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次级概念和特殊概念来充实抽象的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常常‘栖息’于其他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并且借助它们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⑤]正是基于基本框架宏大、基础理论粗疏,民族主义只能作为基底和背景或栖息于自由主义大树之下,或隐藏于马克思主义丰翼之侧。(2)柔韧性。民族主义理论尽管较为粗浅,但实践运动的效果却是直接而有效的,追究其因即在于其柔韧性和吸纳力。民族主义善于依据情势的发展需要和民众心理诉求调适自己,它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神秘,但其吸纳的能力很强。……民族现象所具有的解决或掩盖矛盾的能力,以及将形形色色的主张吸纳在一起的能力,可以说明其何以具有如此的韧性及魅力。”[⑥](3)易变性。从历史进程中看,民族主义演进的逻辑轨迹始终紧跟时代步伐,能及时有效地回应不同民众的心理需要和价值诉求,并帮助解答“我们是谁”、“又来自哪里”、 “要走向何处”等心理困惑。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却是一个缺乏实质内容和操作程序的“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因而在演进发展中尚需要从其他的思想意识或理论体系中吸取养份、采撷果实。

       (三)民族主义的正向功能

       民族主义的复杂多变特性决定了其功能也必然是双面的,“既有促进民族自己自足、推动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有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负面效应,既有推动各民族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面,也有导致民族纷争战乱的消极面”[⑦]。就其负向功能暂且不论,而正向功能主要涉及:⑴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民族主义提出的价值原则和目标指向富有极大的宣染力和煽动性,马志尼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则也好,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也罢,均如此矣!正是基于这种煽动性,民族主义经典作家和民族国家创建实践中的领导者都始终高擎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并通过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功能来唤醒民族成员的自觉意识,提振民族成员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士气,促使他们集结于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⑵适度的民族整合功能。在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除了英、法、德等原生性民族国家基本符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外,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在原生性民族国家的诱导和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强大压力下仓促创建起来的,属于模仿性民族国家。这类民族国家在创建的过程中,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民族主义的整合功能,将文化多样、利益多元的族类群体整合成为共生互补、利益一致和目标趋同的政治共同体。⑶有效的权益维护功能。民族主义的首要因素“乃是分清‘我者’与‘他者’”[⑧],而这种族类辨识意识平时隐而不彰,但在面临“他者”的强行介入时表现得尤为剧烈。面临“他者”的恣意践踏和百般蹂躏,智者觉士的忧患意识迅速抬升,继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无所不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过分强调甚至有意夸大“我者”的生存发展权益,不断消弥地区矛盾和派系冲突,以此来激发民族同胞的炽热情感,鼓动民众摒弃前嫌,主动参与到抵御外辱的共同行动中。⑷国族建构的催生功能。就模仿性国家而言,国家民族不是以国民身份为基础的民族简单的华丽转身,而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合力共助的产物。民族主义通过对本国悠久历史、优秀文化等传统资源的挖掘、弘扬和英雄人物的刻意塑造,使民族同胞在不自觉间经受民族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渐而产生共同的心理认知和内心体验,自觉地意识到彼此之间拥有相同的历史资源,是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荒古神话和祖先崇拜的命运共同体,以此提升全体成员的民族凝聚力和内在认同感。

       二、民族主义:国家民族建构理论的内容

       民族主义是相当晚近的社会现象,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现代性普世价值的蔓延才逐步出现的。然而,一旦它横空出世旋即波及五洲四洋,表现出超凡的群众动员能力和凝聚性效应,成为“民族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⑨],使松散而多元的族类群体走向聚合,国家民族的出现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国族与民族属于等位概念。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民族是相较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的特定称谓。依据《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中的解释即“经由共同的血缘、历史和文化结合而成,并生活于一个特殊国度或区域内的巨大人群聚合体”[⑩],但组成这个巨大人群聚合体的各个族类群体在发展层次上并非处于同一水平线,而是存在快慢、先后之分。发展层次较高的族类群体,已经拥有相对确定的生活栖息地、规范的公共文化并有着政治自决权利的追求;而发展层次较低的族类群体,不仅缺乏相对固定的疆域空间和规范的公共文化,亦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将此放在安东尼·史密斯的笔锋之下,即是民族与族群的根本区别。由此可见,族群、民族和国族三者颇为相近,均可归为族属范畴却并非等位概念。即便民族国家发展到今天,多民族、多族群共生互补的现象在多民族国家也并不鲜见。如此以来,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将国家内部存在差异的多个民族亦或族群调适或整合为与国家并肩的、新的政治共同体。

       当然,在族类群体演绎的竞技舞台上,族群、民族和国族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红线,只要条件适宜,低层次的族类群体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高层次的族类群体。但其转化需要借助某些理论资源的先导作用来唤醒族属意识、凝聚族类共识,而民族主义恰恰能很好地扮演这个角色。

       (一)民族主义是国家民族的承载者

       民族主义对作为其承载主体的“民族”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和论证。族属概念古时即已有之,譬如中国史书典籍中就载有“族”、“族类”等族属词汇。但近代意义上的族属概念、族类辨识称谓却始于西方,民族、族群等词汇即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那么,民族内涵所指又是什么呢?这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也是民族主义需要弄清的首要问题。瑞士知名学者伯伦知理提出了民族八特质论,且认为“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绝。”渐渐地,民族词汇的使用趋于宽泛,乃至后来演化为一个多义词汇,泛指特定区域内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人们共同体。英语中的People、德语中的Volk、俄语中的национальный亦或народ,均可以用民族词汇而概括之。这样,初时所指的有着同地域、同血统、同语言、同习俗等鲜明特质的人们共同体已经演化成了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只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1]罢了。这个共同体不是先天演化的,而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与安东尼·史密斯论及的统一民族即“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一统并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12]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象政治共同体在单一民族国家是与民族等位的概念,但在多民族国家则是与国族等位的概念。

       (二)民族主义是族际互动交融的强力黏合剂

       “封建的欧洲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13],欧洲如此,其他地区亦如是矣!散居四地的都是相对松散的群体组织,这些组织或以血脉纽带,或以地缘相邻,或以习俗信仰相近而结合成为更大的族类群体。在土地、森林、水源等资源变得相对紧张时,族类群体之间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资源,彼此间就会产生摩擦和纠纷,酿成尖锐矛盾乃至发展为局部冲突。久而久之,族际积怨和隔阂必然发展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交流往来愈来愈少甚至断绝彼此往来,积蓄起来的民族感情也渐而消退。人是复杂社会关系的集合体,鸡犬之声相闻却择之以“老死不相往来”的生存方式,无疑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而当族际矛盾积聚到难以调和的程度时,战争反倒成为了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战争导致族体成员颠沛流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族际间的互动交融,但却在其内心深处造成了刺骨的情感伤痛,使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愈拉愈远。而民族主义与之相比,却截然不同矣。作为富有柔韧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善于抓住“我者”与“他者”族属有别、身份两立的重要契机,运用神话传说、习俗信仰等历史文化资源中“和”的因素去抚平摩擦和冲突中造成的心理裂痕,纾缓历史积怨而造成的情绪紧张,滋润裂开的心灵窗口,激起共同心理认知并达成更多共识。族际间的和解又促使其以包容的心绪去面对往日同属一域的资源竞争者,而这个竞争者数年千来就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地域之内,彼此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和文化,显然是有别于近代历史镜像中的“他者”。

       (三)民族主义是国家民族建构的强大推进器

       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被“压弯了的树枝”,是对“他者”强力压迫的一种被动性反应。在无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区域范围内的族体成员共生互补、和谐相处,区别于他者的族类辨识意识也处于潜伏状态。而“他者”强行介入带来的生存威胁,唤起了族体成员对历史传统的亲切回忆和对祖国的强烈感情,潜在的族类辨识意识就可能转为显性状态,自在的民族实体顺势演进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是,“世上并无蛰伏不觉( dormant)的国族等着我们找出其先天与俱的客观国族特性( nationality), 以便将其自酣睡中唤醒;反之,人们乃是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14]此时,从睡梦中逐渐醒来的知识精英率先拿起民族主义的武器,利用掌握的优势文化资源丰富想象共同体的意涵并适当充实其内容,同时借助历史记忆、荒古神话和习俗信仰等传统文化符号这根情感链条,将民族与族群、族裔等普通而持久、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联结起来,使族体成员意识到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有族体架构的肉身和民族精神的灵魂,是客观存在的,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想象共同体在历经数年的积淀以后,渐而成为族体成员的内在心理需要,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情感和族属想象空间,此时稳定的国家民族心理认同也就自然形成了。

       三、国家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产物

       族群、民族等族类群体都是在人类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国家民族却与此明显有别,它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性,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而这个建构历程也是较为漫长的,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国家民族建构序幕的拉开,总是以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为前提和基础,并充分借助国家掌握的行政资源为其筑路架桥,同时运用民族主义这个精神武器渐序增进族体成员对共同的历史记忆、祖先崇拜和象征符号等传统文化的归宿感和认同感,凝聚其对国家民族的内心体验。因而可以这样认为,国家民族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合力共助的产物。

       (一)民族国家的创建是国家民族建构的前提和基础

       在欧洲原生性民族国家创建之前,借助专制王权的政治力量,国内居民已经被整合为统一民族;伴之民族国家创建的完成,民族自觉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而转化为国家民族。也就是说,原生性民族国家其实不存在国家民族建构的任务。但就模仿性民族国家而言,国家民族是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运动的伴生物、附产品。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原国家行为体基于强权“他者”横行四处,或主权丧失,或处于割据状态,中央政权较为孱弱,随时都有倾覆之险,自然也缺乏平息并解决体系内复杂政治争端的最终定夺之权,对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个传统民族也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投注足够的力量将其整合为统一民族。

       但是,1648年10月签定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已经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个和约的签定,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陷入中衰,法国,荷兰和瑞典快速崛起,预示着民族国家将取代王朝国家,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行为体引领世界潮流。而19世纪以来掀起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国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只能遵循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原则,将创建民族国家确定为即定的政治目标。但主权民族国家的创建又是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架构而出现的,需要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又敢于采撷原生性民族国家的合理因素。它的诞生,实际上为多个传统民族建造起一个共同的政治层顶。建立起来的主权民族国家可以借助立法、行政等庞大资源,建立并不断完善制度法规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复兴传统优秀文化,健全国民教育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使其产生强烈的归宿意识和与民族国家并肩的族属情感情怀。

       (二)民族主义嵌入主流意识形态凝聚民众力量而催生国家民族

       民族主义时移意动、歧义杂见,基本上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但凡此诸论中却蕴藏着“在强调民族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和利益神圣性之时,将民族和国家对应起来,视民族国家利益至高无上”[15]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是聚合民族向心力的源泉和轴心,一旦附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就会如凤凰涅槃一般重获新生,浸润至民众内心深处,促使他们产生民族身份辨识的主观差异体验。

       弄清楚“自己是谁”,又归于“哪个族类群”是凝聚民众力量的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难以辨识的,涉及标准不同,其结果自然迥然。譬如,古时的“天下”中国以文化进行族类辨识,“夷夏之辨”、南蛮北狄并无血统、习俗上的严格的界限,只要尊奉儒家文化即可视为同族矣!而此时西方的族类辨识也多是从种属意义上进行辨认和区分。也正是较为模糊的族类辨识,造成了在一定区域内居民的身份总是不确定的。而民族主义借助民族这个特定词汇,行之“主观差异”的两分法以辨识居民身份。“民族身份是一个连续不断区分‘敌人’和‘朋友’的社会构建过程,……民族身份……并不依赖任何客观的语言或文化差异,而立足于主观的差异体验。”[16]但主观的差异体验也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积淀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阐释。阐释秉持尊重包容、海纳百川的理念,在“先承认不同的身份的国家的政治文化必须尽可能地包容不同群体的传统,确保在整个民族的历史中也有它们的历史”[17],共享的记忆、价值和神话等集体认同原则也就浮出水面而为人们所接受。

       基于民族主义的抽象框架及柔韧、易变的特性,它是无法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更不可能独立承担起塑造国家民族的历史重任。而自身的依附性又为其栖身主流意识形态之下提供了便利。“自由、平等、人权”是自由主义高扬的旗帜,而“民主和平等的因素,正是现代民族的巨大凝聚力的根基所在”[18],这一点与民族主义倡导的价值理念、政治目标有较高的契合度。在美国,民族主义将“一个民族一国家”的建国原则嵌入自由主义这棵大树上,对排除异己、汇聚力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推动美利坚合众国创建之时,又催生了美利坚民族。无独有偶的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将“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理念植入三民主义中,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在创建中华民国的同时,使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实体向自觉民族实体迅速演化,初步具备了国家民族的观念与形态。其实,只要对民族国家创建的历史稍作梳理,类似的现象又何止于此呢?

        (执笔人:王志立 秦 洁)

       作者简介:王志立,(1971—),男,河南信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领导科学;秦洁(1977-)女,陕西合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

       [②]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5-6.

       [③]Carlton J. H. 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6.

       [④]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J]. 文史哲,2013(3):129.

       [⑤][英]安东尼·史密斯,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25.

       [⑥][法]德拉诺瓦,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4.

       [⑦]潘光.民族主义上升引人注目[N].解放日报(第1版),1994 -6 -2 .

       [⑧]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J]. 文史哲,2013(3):134.

       [⑨]张健: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民族整合的双重变奏——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J].思想战线,2014(6):29.

       [⑩]原文为: A large aggregate of people untied by common descent,history,culture,or language,inhabiting a particular stateor territory.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1414.

       [11][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

       [12][英]安东尼·史密斯,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17.

       [13]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

       [14]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02.

       [15]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51 .

       [16]罗伊德·克雷默.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意义[A].邱文平译.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 第二辑)[C].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5.18-19.

       [17]Ronald Beiner. Canad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90.

       [18]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2010(2):28.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