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社会学研究紧随中国发展实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6-01-14 13:41

  《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社会发展研究》、《社会学评论》等社会学主要期刊2015年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为300余篇。据此判断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努力,可以看到研究主题涉及治理、农村、组织、发展、社会分层与流动、家庭、性别、教育、社会网络、城镇化、社会运动、公益、公共物品、消费者行动等。如果考虑主题之间的重叠性,则治理、农村、组织、发展等是文献比较集中的主题。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学在2015年的努力紧随着中国发展的实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在执政理念上的发展。1998年国务院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概念,15年之后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治理”概念,并将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因应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制度竞争,更是适时应势地回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制度发展的呼唤。

  在2015年社会学主要期刊刊发的文章中,涉及治理的文章数量最多,超过了总数的10%。不过细检每篇文章,如果希望在这些论述之间建立关联,则是困难的;如果希望发现共同的知识积累,则更加困难。在涉及治理的文献中,主要讨论了治理复杂性、法治、司法权、审计制度、项目运作、群体性事件、基层、社区、事业单位、环境、劳动、利益分配、灾后重建等议题。在这些讨论中,很难发现任意两篇文献在理论范式上的共性,甚至很难找到对“治理”、“社会治理”定义的共同性。在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基础上,把“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的论述尚未发现,将其上升到国家(社会)制度竞争层次的论述,更似没有触及。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个不曾改变的趋势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下简称“三化”)的并进。如果沿用扩散曲线,则“三化”进程已经跨过了陷阱临界点,进入到了快速变化期。不过农村问题,即“三农”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只是曾经流行的主题如农民工、村落、农业转型等被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新主题所替代,学者们更关注农民上楼、城镇定居、非正式就业、地权、耕地流转、农民集体、乡村医疗、贫困、农村妇女、流动的村落等。不过,与“治理”研究一样,在“三农”主题中,似乎也难以看到不同篇章在知识积累意义上的发展。中国从之前纯粹的农业大国向“三化”并进的发展,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意义,中国“三农”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此,既有研究鲜有涉及。

  在中国“三化”发展进程中,理论上,组织发展是重要的保障机制。无论是工业化过程伴随的市场与企业组织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伴随的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是信息化进程中服务组织、社会企业、公共服务组织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的发展, “三化”发展或许是脆弱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各类组织的发展,尽管不如理论预期的那样。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确关注到其中一部分,研究的对象或主题涉及了行业协会、群团组织、家庭综合服务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等。同样,社会学学者对组织发展的探讨,每一篇似乎都有一定的经验性贡献或理论性贡献,却很少能在总体上看到理论或经验的共识,无论是支持的还是批判的理论范式。或许,中国的组织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过,其与“三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中国的组织发展和(不仅仅是社会)组织机制作为社会的缓冲与保障机制,如何保障由“三化”带来的冲击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进而影响“三化”的发展,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过去三百年,人类社会共有的一个历史,就是发展。“三化”则是人类不断探索的且有共识的一条发展路径。在这一路径中,各国的历史不同、现实不同、条件不同、节奏不同,实现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对此,中国的社会学学者积极投身其中,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实践性发展模式的探讨如20世纪提出的农村发展模式、区域发展模式,到21世纪探讨的后发发展模式等,2015年的研究则关注了对社会发展的测量、可持续发展、居民收入、创新激励机制、中小企业发展等。其实,对治理、农村、组织、城镇化、家庭、性别、教育、民族等众多主题的讨论,都涉及发展议题。

  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个互联互通、充分连通的时代,使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应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应对这样的时代变局,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不过,如果我们忽略大变局时代的呼唤,分散、零星的知识积累就无法汇聚成时代发展的点滴力量。因此,从中国的发展实践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发展机会,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反思中国的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的发展实践之于世界发展的意义,是中国社会学学者的时代担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