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仓颉

 —— 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上）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近二十年,不知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对汉字起源和汉字性质的讨论突然热闹起来。前不久,郑也夫教授以新作《文明是副产品》见赠,邀我就他的书和汉字起源问题写点感想。我说,您谈的问题,我很有兴趣,但我得把有关材料找来读一读,比较一下,再发议论,于是找了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书和文章,匆匆浏览后,写了下面这些字。

　　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说,何止四大,几十种上百种都打不住(如华觉明先生)。不过,跟文明探源有关,考古学家说,文字、冶金、城市才最重要。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塑造,确实很重要。

　　文字,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

　　动物和动物交流,手段非常多。鸟有鸟言,兽有兽语,我们听不懂。

　　它们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别尖。

　　它们的耳朵,有些是顺风耳,特别灵。

　　它们的鼻子,往往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黑咕隆咚,悄无声息,也能嗅出一切。

　　它们的眼神脸色和肢体语言,也远比人类发达。

　　它们还会做记号,比如在树上蹭蹭,留下气味,拿爪子挠挠,留几个印儿,或者朝它撒泡尿,好像如今的小广告。

　　它们还会收发信号,有些简直是高科技(如远红外、超声波、电磁波)。

　　这些本事,人类比不了。

　　人和人交流靠什么?一靠听觉信号(如语言),二靠视觉信号(如符号、图象和文字)。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手机、电脑,口说,耳听,只能面对面。远距离交流靠什么?主要靠文字。

　　仓颉,传说的文字发明者

　　中国古代有本书叫《世本》,内容是讲中国贵族的世系,属于刨根问底的书。这书的后面有个《作篇》,“作”的意思是发明。中国古代有哪些发明,这些发明的发明者是谁,古代没有专利局,这是最早“注册”的地方。

　　《作篇》佚文说,“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隶首作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他们都是“黄帝史”。仓颉是传说的文字发明者,秦代字书《仓颉篇》就是托他的大名。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圣人上上,仁人上中,智人上下。仓颉是智人中的头一位。

　　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

　　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仓颉,古文字学家的祖师爷

　　中国,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祖师爷。祖师爷,当然有人祭拜。

　　中国各地有很多仓颉庙(或仓圣祠)、仓颉陵(或仓颉墓),年代最早要数陕西白水县史官镇的仓颉庙和仓颉陵。此庙有汉延熹五年(162年)《仓颉庙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我特意看过这通碑。《续汉书·郡国志》、《皇览·冢墓记》说,仓颉葬于衙县利阳亭南。衙县即今白水县。这类古迹,其实是为了填补“前不见古人”的遗憾,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贾宝玉语),让后人有个凭吊之处。

　　古人说“昔者蒼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仓颉四目”(《仓颉庙碑》《论衡·骨相》),今人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发明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研究古文字,旧称许学,许是许慎,“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之前,《史籀》、《仓颉》最有名。古人相信,仓颉比史籀早,他才是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当年,王国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哈同花园为哈同夫妇打工,受聘于他们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为广仓学宭编《学术丛编》,研究甲骨金文。哈同夫妇崇拜的仓圣就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

　　王国维是仓学大师。

　　文字发明,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中国,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多推黄帝时。考古学家说,那叫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距今上万年。各种新石器文化,历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争论。学者为了区别文字和文字的前身,发明两个词,一个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个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

　　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早呢,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并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符,数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这种说不清也要说的问题,便是所谓“文字起源”问题。

　　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位置

　　殖民时代,欧洲历史学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我们也曾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欧洲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叫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即所谓“他者”。

　　本来,情况明明是,欧洲受罗马影响,罗马受希腊影响,希腊受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影响,但黑格尔说,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日尔曼才是世界历史的巅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早熟儿童,老人反而是小孩。这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的通病。

　　其实,讲文字起源,情况差不多。来国龙和郑也夫说,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这是问题的要害。

　　世界四大古文字,苏美尔楔形字最早(说法不一,约前3200年),埃及圣书字其次(说法不一,约前3150年),安阳甲骨文(约前1200年)又其次,美洲玛雅文最晚(约前500年,或说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过去,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影响,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归宿,上述古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汉字保存至今,属于误入进化死胡同,变成活化石。

　　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汉字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

　　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

　　他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

　　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术上的差异,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关键还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有很多种,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号之一种。

　　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从实际使用看,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跟今天的符号没什么两样。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

　　符号和图画有关,但不等于图画。图画,状物图形、抒情写意、供人观赏,跟符号的功能不一样。

　　符号和图画的根本区别,不在描摹工细还是抽象写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有数字码,有符号码,有图形码,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

　　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人、猿分手后,人是人,猿是猿,你说人与猿不同,这是对的,但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类人猿,上与猿,下与人都有关系。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的形旁是符号,声旁也是符号。形符主形,以形别意,强调可视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声。声符主声,以声别意,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形。

　　声符和形符,其别不在于形,而在功能。声符多半与字义孳乳的连续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关,形符多半起分类、区别和限定的作用。两者互为经纬。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汉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仓颉为黄帝史”一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么讲,主要是为了强调,文字和史官分不开。

　　史字,《说文》以为“从又持中”,或说此即“允执厥中”。但许慎所谓的这个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样,中间不是圆圈,而是开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状物,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笔。如果是简(只有一枚简),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椟;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各种猜测。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把史与书联系在一起。中国所谓书,写字的行为叫书(书写),写下来的字叫书(文字),书于竹帛,成为阅读材料也叫书(竹书、帛书、纸书)。

　　王国维受他启发,作《释史》,说“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谓之“史”,“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中,自当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为盛策之器,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史与书有关,与识文断字(literacy)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官府收藏的档案文书是本来意义上的书,即狭义的史书。诸子尊奉的经典,如儒墨盛称的三大经典,《诗》《书》《易》,即来自史官的典藏。诸子拿这些古书说事,对当代政治发议论,成为今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比,历史连贯史书多是一大特点,史官文化特别发达。

　　史官是干什么的

　　《国语·郑语》说,人类早期,家为巫史,巫史不分,后來绝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代表他们与神灵交通,就像早期民主发展出代议制,得由大富大贵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务;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周礼》六官是从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来与宗教活动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贵族世系和他们的礼仪,还擅长占卜,跟西方的僧侣差不多,也是垄断宗教和垄断知识的人。但中国历史,大趋势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史官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载政事、政务为职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书史支撑。

　　甲骨文,史与吏,吏与事,本来就是一个字。

　　士文化来自史文化。士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中国的官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读书才能做官,写字跟做官有关。帝国的运行靠文官政治。

　　谁来书写

　　治大地域国家,主要靠书(抄写文件)与数(财会审计)。写字和计数是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写字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僧侣或奴隶吗?我说不是,中国写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别是书史。

　　下面是几个例子:

　　1.师旂鼎:“引以告中史书。”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书。”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书。”

　　4.颂鼎、颂簋、颂壶:“尹氏受(授)王令(命)书。”

　　5.格伯簋:“厥书史戠、武,立■成■”。

　　书史是史官中的下级官员,负责用简册记录政令和抄写文件,早期归作冊管。铜器铭文虽然不是书写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会转引这类记录。秦汉以來,这类小吏叫书吏或刀笔吏,明清也叫刑名师爷。书史类似今之所谓书记员,写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准备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都拿写字当看家本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引《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律,年代比《说文》引《尉律》应当更早。其中《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学史、卜、祝,考試各有要求。史科习史书(《史籀》)十五篇,能读能写五千字,方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其最者以为尚书卒史:卜科也学史书,能读能写三千字,并以卜书三千字测试其预测能力,卜九中七,方得为卜;祝科习祝书十四章,能背祝书七千字以上,方得为祝。

　　拼音文字,认字简单,难在文法。我国不一样,字是个顶个,至少要背几千字,才勉强够用。

　　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书,光靠书史抄不过来。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说,书史有罪,罚为史隶。史隶是抄书的犯人。隶书叫隶书,就是这么来的。

　　敦煌出土释道经卷,不是主流。市场上,有人代写书信,更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