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关于改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话题，一直间歇性地被人们反复提起。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不断激发起学界对问题的省思，也为问题的改进提供许多积极的资源和多向度的进路。然而，我们也发现，针对问题的讨论存在着过多的“康德式追问”，而对于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现象和行为等，缺乏深刻的反思，更缺乏有力、有效的矫正。因此，在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里，虽然有不少积极响应时代召唤，富有国家与社会担当的优秀人才，也产生出一些优秀成果，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看，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情况，诸如“自说自话”、“圈子里的学术”等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种状况不得到有效矫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不仅会日益脱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道，也会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被边缘化，以致于沦为“书斋里的学问”和“沙龙里的谈资”，而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毫无关系。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拒斥当作教条，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其实，不论在孕育的过程中，还是在诞生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与社会发展的自觉互动中不断前行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就自觉地把理论与世界的互动，看作他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从马克思早期极为抽象的哲学专论中，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实现哲学与世界互动的积极追求。他指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自身，相反地，哲学必须打破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关门主义，转而面向世俗的世界，并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后来，在被誉为新世界观诞生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论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十分鲜明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积极地发挥“解释世界”的功能，更应该积极地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

　　然而，不论“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都十分明确地强调这种理论具有对于外部世界的指向性。因为不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世界都是作为这种理论所指向的独立对象，而不是这种理论自身所蕴含其内的存在。所以，“解释世界”不是一种基于既有理论演绎自身的活动，“改变世界”更不是这种理论内在逻辑力量的自我释放，两者的实现都是基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去加以运用的结果。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特质，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的意义而反对把它当作顶礼膜拜的“教条”。其实，马克思早年在与友人探讨如何创立新思潮时，就不厌其烦地宣布：“我不主张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我们绝不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后来，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针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恶劣做法，马克思公开宣称绝不与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为伍。这些强调，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拒斥把它当作教条，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正道与正路。

　　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特定价值立场又基于特定理论观点的方法论

　　既是方法则须重在运用。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丝毫没有降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哲学的意义和理论上的魅力。这里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特定价值立场又基于特定理论观点的方法论意义。基于这种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求研究者要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去直面世界发展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的研究当然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检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既有理论的套用。毛泽东在谈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时指出，这种指导不是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革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此，这种运用实际上就是一种指向实践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艰苦研究和探索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对于既有理论的简单搬用，更不是一种书本上的功夫。这样的运用，毫无疑问，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丰富、拓展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生不息和与时俱进活力，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展现与实现的。

　　然而，时下我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问题，则是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方法的高度自觉，因而，也缺乏努力把它运用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高度自觉。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工作，不是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不是运用它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而是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著作的考据，对于某些论述、命题和范畴的微言大义的阐述等。这些年来在这一研究中，确实产生了不少具有非常学术甚至是非常精致化的成果，但由于这种成果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严格说来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一种认知和阐发。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那么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关于“方法”本身的说明，或者说是一种对于“方法”说明书的写作，而不是对于方法的实际运用。毛泽东曾经在批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观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热衷于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中国革命不发生关系。这一惟妙惟肖的批评，切中了部分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要害。长此下去，这样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应有功能束之高阁，最后只能走向“圈子里的学术”，变成“沙龙里的谈资”而与社会发展基本无涉。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需要检讨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认真地对待和有力地矫正，任何关于改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讨论，对于解决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被边缘化的困境都是无济于事的。

　　努力实现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

　　此外，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努力实现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目前，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人才的培养，都受到较为严格的学科规制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提高教育与科学研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度，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没有出现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是出于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辅导与规范，政府开始不断地发布不同版次的学科目录，并不断以学科目录为基本依据，进行学位授权审核和包括研究生教育评估和学科水平评估等学术评鉴。这些措施对于规范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行为，促进学术单位对于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诱导了人才培养的能力建设与方式单一化，并制约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对于国家与区域发展需求的主动适应，脱离实际的学风也随之滋长。它的最直接消极后果就是，在广大师生中嵌入了细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碎片化的专门性知识结构。以这样的知识结构所搭建的学科，是根本无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担当的。这里根本性的冲突就在于，社会发展中只有“问题”，且往往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而成的复杂问题，而没有学科。我们的学界却奉行着以具有严格界分的专门化的学科口径去从事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学界人士常常发出令世人目瞪口呆的雷人言论，一些建设项目也常常缺乏立体思维而遭受社会诟病，有些政府部门时常也会出现一些缺乏多维度照应的“单轨道”政策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确实是中国学界必须加以改进的根本性学术方法。近代以来，教育以及与教育紧密相连的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强调与生活的互动。这种取向是西方的教育与学术活动获得长足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也力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都说明，教育和学术发展的根本依据和根本动力，并不在于教育和学术活动自身，只有面向社会发展，不断自觉地满足和引领社会需求，这才是教育和科学研究发展的阳光大道。因此，对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的学术行为取向，必须切实加以改进。作为知识分类的学科需要随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学科的口径也需要以社会发展的需求加以校正。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发展向人们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如果忘却了问题的解决而去专注于学科，那就一定是学术活动的异化。这实际上已经是历史发展的昭示。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也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它应该把这种自觉性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上。

　　摆脱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羁绊，走向“问题导向”的学术，对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来说，有着更加全面的素质要求。正如前述指出的，“学科”口径是有着明确界分的，它的知识构成往往是比较清晰和专门化的。然而，“问题”往往却是复杂的。尤其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社会领域的问题，其复杂性程度堪称“星丛”，更是单一学科知识所无法把握的。因此，提出学术的这种转向要求，也进一步强调了学术工作者必须有建构自身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的自觉。

　　同时，人们对于“问题”的把握是需要经验参与的。问题在于时下许多学者基本上都是在教育与社会互动机会不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应该是属于“二门”（家门—校门）或“三门”（家门—校门—院所门）人才。加上社会快速发展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与学科精密化的推进，客观上造成了精英主义社会心理严重地影响着学术工作者难以深入社会，深入民众。结果是过于单一的学科化经历和生活阅历，必然形成了过于单一的经验结构，这种状况也制约着他们对于“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学术人士甚至权威级人物时常发出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真实客观地理解和把握社会问题所需要的经验结构。因此，当要求人们走出“学科”的象牙塔，面向社会发展的问题时，必然要求人们具备努力建构起自身复合多元的经验结构的自觉。基于这种理解，我曾经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议上提出，应该把下乡下厂下基层的要求，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写进各校的培养方案之中。因为过于单一的经验结构，缺乏必要丰富度的社会经验，是无法到位地把握和理解社会问题的，更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具有特定价值理想与追求的理论的。如果继续把学生封闭于大学校园里“一心只读圣贤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育不落地，那么我们培养出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考古鉴赏家，却无法培养出有社会和历史担当的、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者！

　　总之，关于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问题，是一个常问常新的开放式话题。我尊重也欣赏愿意对于问题做出“康德式追问”。但是，如果不能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厘清长期存在于我们学术工作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迷思，矫正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良学术倾向，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被边缘化的状况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广州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