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改革引领新常态
一、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权威人士的解答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该书也阐明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实的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杠、降成本、补短板。该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绝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与需求割裂刺激供给,而是要直面以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针对性地改革,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不断修缮乃至重新架构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的市场主体、产品服务和交易体系。
有人在网络上传播供给侧改革要向私有化和自由化开刀,是要“坚决把落后私有企业赶出供给体系”,“对大中型私有企业要一律实行公有化改制”,“要强化国家计划功能,实行国家管控”,这完全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曲解。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搞强刺激,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改革发力的主要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给平衡向高水平供给平衡跃升,因此,供给侧改革不是强刺激也不是紧缩需求,而是要通过改善供给水平来提升市场需求,使供给与需求取得更高水平的均衡。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很大挑战,但从长期历史进程来看,当前的困难和挑战是经济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练。我国虽然处于艰难的转型期,但是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只要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高级分工高级形态发展,经济社会就会获得持续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反之,产能过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就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因此,必须要着眼于中长期经济问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这是当前不得不采取的重大举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杠、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方面的任务都对应着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去产能方面,重点要依法迅速处置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要坚定不移地减少过剩产能,使各类宝贵的市场要素重新回归到有效市场中去,同时又要避免行政权力搞拉郎配。去库存则是系统性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帮助广大农民在城市落户,另一方面则需要基础税制的变革来降低房价。去杠杆的重点则在于我国的金融系统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度,一方面是要着力提升金融监管水平,避免一再出现为了避免股灾而制造股灾的闹剧;另一方面是要稳定汇率、利率,避免金融问题诱发系统性风险。降低成本也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首先还是要着力推进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其次是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收费是造成下游企业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降成本的一个关键节点在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补短板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补农村短板,城乡二元化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能够有效提升农民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那对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去除房地产库存等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走出去。供给侧的改革显然不仅仅是拘泥于提升国内市场的供给水平,还包括了对国际需求的供给水平的提高。有效扩大需求,当然不仅仅是国内需求,也包含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增加的更多的国际市场的需求。“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的走出去,其主体应当不是钢筋水泥等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而是高铁、无人机、通信卫星、全球能源互联网等这些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的高新尖产业。尤其是全球能源互联网,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议,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高度肯定和支持。有人测算坚持全球能源互联网需要50万亿美元的投资,让全世界人民用上绿色能源,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事。这些高新尖产业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和广泛的就业机会,用这些产业实现走出去目标,应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组成部分。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有效的制度供给
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是将主要的内容集中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和执行方面。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尤其是对改革的决策层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包括了制度供给这一至关重要的供给侧内容。比如在去库存方面,如果要使农民买得起房,可能就需要使农民在农村的房屋土地能够依法流转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而这方面需要基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供给,这显然只能是最高决策层在落实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考虑的问题。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二十次会议,在农村土地制度、司法体制、财税体制等等许多方面意见形成了改革的决议。目前需要加快把这些决议落实为制度供给的速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和保障。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把目光停留在经济领域是不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因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还应当着眼于经济体系以外其他方面的制度供给。例如由于供给侧改革难免带来阵痛,一些市场主体不顾道德践踏法律获取暴利不愿收手,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造成污染、制售假冒伪劣的“纳税大户”企业姑息养奸等。这些行为,完全依靠上级行政部门的检查来发现和处理,其效率和效果毫无疑问是有限的,这些社会弊病的治理依赖于更有效、更开放的舆论监督。当然舆论监督也可能会异化为有偿新闻、敲诈勒索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舆论环境、舆论监督的法律制度供给就显得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简洁的语言向读者解释清楚了当前经济下行的成因、出路和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它通过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既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又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还增进了各个层级的负责同志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对改革进度的把握能力。由此可见,《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本能够帮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非常好的作品,人民出版社此时出版这本《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当其时。
(作者为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编辑: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