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与文学资料,当下文学史的研究需要引进新的维度和方法。空间维度的引入不仅仅是一个方法变革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改变文学观念的问题。它会促进和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使文学史研究更为接近文学发展的真相。

　　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通常以林传甲、黄人等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作为起点标志,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出版的相关著述数量众多,仅中国文学史类的著作就有上千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文学史的编撰来看,不管是通史、断代史,还是题材史、流派史、文体史、专题史,其叙述脉络和基本框架大多是线性式的,即按照时间顺序书写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

　　线性式文学史书写造成“创作空白”

　　线性式的文学史书写有其长处,可以完整呈现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特别是文学内部文体、技法等诸要素,在较长的时间段前后观照,会显得更为清晰。但是其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文学发展演进轨迹的梳理是根据某些要素人为勾勒的。线性式文学史所展现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这种研究通常是长时段的,动辄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为单位。因筛选的标准不同,所构建的文学史景观也就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文学发展演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文学史著作的线性式描述。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没有能够构成文学积累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那么,它在线性式文学史上就会是一段空白。但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就没有相关文学的创作、阅读和消费呢?显然不是的。学界曾提出,明代在开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通俗小说创作一片空白,之所以出现这种空白,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时期的作品。但这就意味着在此期间就没有通俗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文学的发展演进并不仅仅以创新为目标,其功能是多元的,审美愉悦之外,还有消费、娱乐、教化、交际等实用功能,但这些在线性式文学史书写中通常都得不到反映,甚至被作为负面元素予以贬斥。

　　线性式文学史的书写以时间跳跃的方式进行,人为造成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空白期。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这种研究只提供了时间维度,而缺少了空间维度。

　　相较诗文而言,通俗文学的空间问题更为突出。以诗文为代表的雅文学历来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地域空间的分布上更为广泛和普遍。通俗文学尽管从思想观念及文本形态上来说,属于大众文学,但它的空间属性更强。通俗文学通常以商业形态存在,没有足够的读者、观众构成的文学消费市场,就无法生存。通俗文学发展成熟并达到兴盛是在宋元时期,较之诗文等雅文学在时间上要晚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因素的制约。

　　商业性使通俗文学的分布更为集中,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人们谈到,宋元话本小说,基本集中在北宋的汴京与南宋的临安。不少作品在这里产生、流传,文本自身呈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向更为广阔的地区传播延伸,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如《儿女英雄传》、《歧路灯》、《海上花列传》等。戏曲也是如此,杂剧的兴起是在北方,南戏的兴起是在南方。后来由于人员流动与文化交流,发生了基于地域色彩基础上的深层变革,出现南北曲合套等现象。因此,探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空间维度不可或缺。

　　白话特别是方言的使用使通俗文学的创作、接受与传播往往限定于某一方言区,这在戏曲、说唱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些剧种、曲种仅在县、乡等很小的地域范围内流传,即便是影响较大的剧种、曲种,也受到地域限制,昆曲在北方的流传就远不及南方普遍,秦腔在南方也无法流行起来。方言的使用使通俗文学变成事实上的地域文学。

　　空间维度更能反映文学史全貌

　　就文学实际的存在形态来看,它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进行的。时间是不可见的,从来都是以空间的变迁来体现;而空间也从来都不是静止的,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呈现出来的景观。文学的发展演进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某个时期会是文学史上的特殊时期或繁盛时期,某个时期则会是文学史上的平庸时期或暗淡时期。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是如此,在一个时期,某个地区会出现大作家和经典之作,其影响会以空间辐射的形式向周围蔓延,而更多的地区则是影响的接受区而非辐射区。历代王朝的京都通常都是文学的中心区域,不仅高水准的作家在此聚集,而且很多文学现象和事件也往往发生在这些地方。不了解文学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特点,就难以了解文学发展的真实形态。

　　人们以往在探讨文学史时,虽然以时间为主线,但还是参照使用了空间这一维度。近年来,学界对家族、地域、性别等角度的探讨越来越重视,比如从江南文化、江南世家、江南闺阁等视角对小说、戏曲进行研究,更有一些研究者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这是可喜的进展。

　　以古代小说研究而言,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有邱昌员的《晋唐两宋江西小说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唐宏峰的《旅行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旅行叙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艳茹等的《佛教寺院与唐代小说》(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袁月的《晚清吴地小说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特别是孙逊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14年版),该书已出版4种,即谢昆芩的《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刘方的《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蒋朝军的《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邓大情的《广州与上海: 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这些著述对西安、洛阳、开封、杭州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重要城市与文学,特别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从空间维度进行了新的解读。

　　不过就总体研究状况而言,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空间维度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空间因素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和补充,未能与时间维度并重,空间维度的研究还没有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没有被充分应用到文学史的书写中。

　　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开展向度,其中既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生活空间与艺术空间之分,又有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庭院空间与山野空间、世俗空间与宗教空间之别,更有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本土空间与异域空间的差异,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特征。家族、方言、自然、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等都是空间维度的重要组成要素。相关研究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背景和作家层面的探讨,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等文学背景以及文学传统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呈现,探讨作家成长、创作的环境;二是文本层面的探讨,研究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空间意识,空间作为情节、结构的元素如何参与文学的书写,具体呈现的手法与技巧;三是传播、接受层面的探讨,研究文学作品在特定空间比如地域、族群中的改编、翻译、接受与研究。

　　在学术积累快速增长的当下,文学史研究的不少领域逐渐进入瓶颈状态,相较于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与文学资料,当下文学史的研究需要引进新的维度和方法。空间维度的引入不仅仅是一个方法变革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改变文学观念的问题。它会促进和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使文学史研究更为接近文学发展的真相。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学史的构建并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它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可以断言,这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会是未来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观照,呈现的将会是全新的、立体的中国文学史景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