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联合国宣布互联网成为“第四媒体”，2003年全球网民发展到6亿人。2015年底全球网民将超过32亿人，网络普及率达40%，发达国家则达到80%以上。在这个基础上，从新媒体崛起，到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就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融媒时代”也是传播全球化的体现和深化。

　　“融媒时代”，传统国际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

　　在新闻采集上，主要体现为更加及时、灵活、方便和快捷。由于商业化的冲击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西方媒体实体驻外机构和人员不断减少。美国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2010年，美国报纸驻外记者数量较2003年减少了20%以上，但机动灵活的采访则在增加，海外站点布局思路和运作模式悄然生变。如今，当一个重大国际新闻事件发生后，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通常都会派出一个团队“空降”到新闻现场开展报道。“空降式采访”日益普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建设实体性驻外分社的必要性。美国一些研究者称，就海地地震报道而言，从美国本土空降记者到现场，与从海地首都派出记者效果是一样的。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背包记者”也成为国际新闻界的风潮，一个记者可以完成以往需要一个驻外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背包记者”的出现，不仅对“蹲守式”海外站点运作模式形成冲击，同时表明，在数字时代海外站点的人员和机构在不断“瘦身”。

　　另外，在非自采的消息源方面，“公民记者”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网络技术发达，借助互联网提供的交流和传输平台，英美等国的媒体同国外新闻机构的直接合作更多，国际新闻资源向西方媒体流动的渠道更加多样。通过这种跨越国界的合作，媒体无须自己在海外建设实体传播网络，就可获得他国的新闻素材。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媒体间的跨国直接合作常常是“跨媒体形态”的。例如，英国《独立报》2009年与法兰西24新闻台和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建立了合作关系，获准在网站上使用这两家的视频素材，而这两家电视台也借助《独立报》延伸了在英国本土的新闻触角。

　　在新闻生产中，主要体现在多媒体的一体化生产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方面。例如，CNN利用新媒体技术全面改革内部组织结构，打造适合“全媒体”的新闻制作流程。以前，CNN各个频道以及网站都有自己的节目制作部门。在非线性编辑普及和节目全面数字化后，CNN内部建立起了一个能够统管所有素材的总任务台（Media Operation），专门负责处理每天从世界各地传送过来的新闻素材，供各频道和网站以及其他新媒体编辑使用。CNN的电视记者和网站记者不分彼此，有的时候电视记者为网站写稿，有的时候则是网站记者以报告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这种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和组织结构实现了媒体优势资源的共享，节省了人力物力，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

　　2015年7月，新华社全媒体报道平台开启了“中央厨房”模式。“阵地前移”的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传统的目标管理向过程管理转化，粗放式向集约式方向发展，记者编辑单打独斗、部门分割，资源信息少协调、少共享的局面正在改变，“大编辑部”成为变革的方向。编辑平台就是一个“会诊”的过程，就是把“团队的位置放到个人前面”，让更多思想和视角释放出来，改变一个记者一个编辑决定一篇稿子的状态。而同时新闻“策划”的意味更加突出了。在新闻的写作上，《洛杉矶时报》2012年甚至开发了机器人写作；2014年美联社也宣布采用自动化技术报道，利用数据自动生成犯罪、地震或公司新闻；2015年8月，中国的腾讯公司也开始用机器写财经新闻。

　　在新闻产品方面，融合新闻生产出了综合性的特殊新闻产品。例如，在很多人看来，2012年12月的“雪崩”（Snow Fall）报道，预示着“全媒体”“融合媒介”时代的到来，《纽约时报》还因此获得了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特稿奖。纽约时报不仅设有技术部门，负责将新闻内容实现数字化，延伸到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并且还专门设立了以“互动新闻技术部”（Interactive News Technologies Department）为核心的自主研发团队。在纽约时报网站中，专门设有一个名为“Special Issues”的开拓性板块，作为该部门研发媒介融合新技术的演练场，最终成就“雪崩”报道的很多技术手段和制作模式，都是在这里试验出来的。仅2012年一年，《纽约时报》就推出了60个互动信息图，每一张都有大量数据在底层作支撑，最终以读者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再如，2014年4月，英国《卫报》因“棱镜门”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中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务奖，这也是其新媒体转型中“开放新闻”实践的一次成功证明。从2006年的开放评论平台、2009年的开放数据平台、2010年的开放技术平台到2011年以后形成的开放式新闻，在网络和自媒体平台上向读者开放从选题到制作的全过程，不仅重建了媒体平台上的传受关系，使《卫报》占据了世界新闻的前沿，而且还使《卫报》成了数据新闻的先驱者。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多平台的一体化传播和个性传播方面，以求更加有效、快捷、精确地到达目标受众，实现全球化及品质化传播。例如，CNN利用新媒体集群式发展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多样化。通过与社交网站、微博等新媒体的深入合作，对新闻信息进行病毒式传播，获得了信息接触效率的最大化。而通过用户充分的网络共享和互动，CNN又为自己赢取更多最新新闻和视频内容。又如，新华电视在2012年设立了CNC点播台，改变了传统电视的线性播放方式，通过个性化的服务打造“随时、随心、随地收看的‘CNC全球点播’”，同时还利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体推送内容。目前在美国的新闻发布领域，既有专业的短平快的《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也有草根聚集的推特等各种平台，还有完全订阅化的高端发布The information和Workaround 等等。

　　在新媒体环境下，非新闻机构开始进入新闻领域，给国际新闻生产与传播带来了新的变化，传统的传受分离正在被传受互动、传受合一所取代。最早为人所知的是“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互动新闻则以维基百科为典型，自2001年出现之后到2013年初，维基百科的英文条目已经达到了400多万，而全球282种语言的条目总数超过了2100万，许多重大的新闻事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释，2012年的解密“叙利亚文件”事件还成为重大的国际事件。维基百科实际上是所谓网络“众包”（Crowdsourcing）新闻的一种，由于其人力成本低、参与度高而受到了媒体的欢迎，一些网络及传统媒体网站也开始了“众包”实验。

　　此外，英美国家一些非媒体机构开始介入国际新闻报道，成为全球国际传播的新力量。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创办的公共机构“国际报道项目”（International Report Project），目的就是资助独立记者去国外采写新闻，并帮助他们寻找发表平台。到2012年，该机构已经资助了300多位新闻工作者，采访范围涉及90多个国家，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曾刊登过IRP受助者的报道。“公民新闻”和非专业国际新闻的出现具有打破传统媒体的传播垄断，使新闻从“报道”走向“共享”的积极意义。但是从相对消极的角度去理解，这类新闻也进一步消解了国际新闻原本就很脆弱的“专业性”。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闻生产与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用“融合传播”“全景化报道”等概念来加以概括。“融媒时代”的背景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经济全球化，传播技术方面的新媒体发展和媒介融合，国际政治方面的“软实力”竞争，以及最终呈现的传播全球化的四个方面。“融媒时代”的到来，也为国际新闻的社会影响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互联网与国际事件相遇的初登舞台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凸显是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事件和2010至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从总体上看，互联网对国际事件的影响有一个逐步确立、渐次加强的过程。目前的现实是，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的传播格局，形成新的“丛林法则”。当前的传播革命，不仅在于信息接受方式的改变，更在于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的思维方式及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也必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甚至成为事件本身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融媒时代”的传播具有传播下沉、受众扩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意见更多、易变性强、传播方式更为极端化以及应对和管理难度更高等特点。“融媒时代”的国际报道是传播全球化的深化，也会对国际新闻功能的新开发、国家传播能力的新建设和国际传播格局的新形成产生影响。

　　在国际传播中有一种所谓的“再边境化”理论，英国学者莫利和罗宾斯指出，媒介的发展正在打破原有的地理边界，在重塑空间的同时国家也正在被再度边界化。①传播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原有的地域关系。这一理论说明了国际新闻传播的功能演变。在“融媒时代”，一方面国际新闻的竞争从简单的媒体较量，上升到了技术竞争、媒介环境竞争，甚至整个社会体系、社会结构乃至国民素质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这种竞争中，国际新闻的功能也从简单的报道和环境监测、国家间的关系调整，演变成国际拟态环境营造、国际舆论建构、国家形象推广、国际话语权争夺及为全球治理服务等更高层次的争夺。

　　我们还要看到，尽管国际网民的增长速度惊人，但是，在全球有32亿网民的同时，还是有40亿人不能上网。尽管从2009年到2014年的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网民人数增长了一倍，全球2/3的网民身处发展中国家，但在40亿无法上网的人中，也有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融媒时代”也是传播差距不断扩大的时代，以上几个方面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导，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

　　注释：

　　①【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