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

    发表时间:2016-02-02 13:53 内容来源:《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蒋颖(1981—),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儒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从事德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在早期批判理论时期,霍克海默试图以马克思“基础—上层建筑”图式为出发点,建构一种“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模型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文化上层建筑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对以“经济决定论”为代表的教条马克思主义。霍克海默这一“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模式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的:如何发展一种内在的、反身的文化分析方法;如何把社会心理学引入社会哲学,从而更好地解释文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关键词: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经济基础;文化上层建筑;社会心理学

      德国社会哲学家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和第一代领导人,他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整个学派的理论奠定了基调,并在许多方面对学派其他成员的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可以说,霍克海默开启了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传统。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创了一种早期的文化研究模型,其不仅在当时而且对现代的文化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纵观国内外有关霍克海默文化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时期文化批判思想的研究,而对他早期文化理论思想的学术关怀不够。本文将重点对霍克海默早期文化批判理论——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构想进行解析与重构,以期对其早期批判理论时期的文化理论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从时间上来说,霍克海默早期批判理论时期大致从1931年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发表就职演说时起,至1941年《社会研究杂志》最后一期在纽约出版为止。在这一期杂志上,霍克海默刊登了两篇重要文章《新艺术和大众文化》《理性与自我持存》。这两篇文章标志着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发生了转向,进入了新阶段。

      这一时期霍克海默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区别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型的文化理论。他借助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在建构社会批判理论的同时形成和发展其文化理论,并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在霍克海默20世纪30年代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几乎都以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上层建筑”的意义出现的,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过上层建筑的文化含义,也没有解释过经济基础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似乎没有统一的文化理论。而霍克海默则把更多注意力投到了被马克思忽视的文化上层建筑领域里。

      在这一时期,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文化进行狭义的机械经济论解释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典型特征。“这并不是恶意的丑化,而是在第二国际各派的争论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观点”[1]。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起来,满足19世纪末日益活跃的工人运动所需的普遍化、通俗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片面、机械、庸俗化的解读,形成了机械经济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霍克海默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受到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解读为经济决定论。这一问题的出现不能归结为第二国际某一位理论家。例如,晚年的恩格斯随意地使用诸如“反映”“对经济的反作用”“对立面”等字眼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由经济关系决定文化的单一决定论的产生。而通过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努力,普列汉诺夫在阐述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认为,意识是社会的反映,文化的发展最终由经济决定。而考茨基则持这样的观点: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切动力,并最终决定着精神生活的一切变化。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带有机械的经济宿命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种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文化理论被确定下来并进一步教条化和普及。这种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来阐释文化的后果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沦为一种实证主义的文化理论。霍克海默认为,要摆脱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这种困境,必须重新考察这一理论的基础,恢复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以此来对抗教条主义。

      霍克海默从根本上赞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文化理论的基础,他认同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包括文化的意识形态依赖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但是为了克服机械经济论来解释文化理论的狭隘,霍克海默又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做了两点修正:第一,霍克海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借鉴到文化领域,要求注重对文化的内在意义与内在逻辑的考察,强调文化上层建筑的内在性与稳定性。第二,霍克海默引入了社会心理学,使其与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从而探求经济系统、心理系统和文化上层建筑系统三者之间关系。他一方面肯定经济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经济关系产生的作用力通过文化上层建筑的媒介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最终转化为集体的意识;另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文化又获得相对稳定的形态,它通过影响人的心理与精神世界以及这种影响的社会化,对经济系统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2正如前面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诸如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一样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文化上层建筑也产生于经济基础,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再生产。因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键命题。尽管马克思为唯物主义文化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但他没有对文化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最终落实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虽然马克思原本打算对法、道德、政治等具体意识形态进行考察,“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占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以至于再没精力完成其他具体意识形态的批判。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看,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露资本的辩证法,迎接即将到来的工人运动,这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到了后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通过调整暂时克服了自身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大崩溃”。而无产阶级由于工人运动的失败,丧失了革命的意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侵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遮蔽了“否定的、批判的力量”。因此,霍克海默的任务便是“把精力集中到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贬黜到第二位的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上层建筑方面”[2],以此祛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遮蔽,重建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

      对于霍克海默来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虽然也是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命题为文化理论的入口,但这个入口过于狭隘,因为他们把市民社会的哲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形式、文学作品等仅仅视作社会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幻灯片”与“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指明或断言这种经济利益,对文化的分析也就结束了,意识的重要性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方式和文化分析方式事实上退回到了马克思之前的水平。而霍克海默借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运用的意识形态批判,认为唯物主义的文化分析可通过对文化材料本身的考察,揭示其独立于外界影响的内在逻辑与内在意义。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针对在市民社会广泛传播的有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进行科学解释的一种尝试。在这些文章里,他们运用了一系列概念来试图理解他们自己的现实,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批判来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认为,这些文章中的错误和论证纰漏并不是作者们自身心理上的偶然。一种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一种属于统治阶级的异化的、扭曲的、被掩盖的以及具有神秘化的力量客观地内在于文章中,而它并不依赖于作者的意愿和意识来表达。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归根结底就是要系统地、客观地描述这样的认知障碍。这样的批判过程是内在的、反身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和意识形态往往会掩盖和阻断对现实的客观描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给予霍克海默的启发是对市民社会思想旨趣的考察并不一定要从外界进行,完全可以从自身媒介(如文化材料本身)中进行,这也是霍克海默要求唯物主义的文化分析者必须重视文化材料自身意义的理论动机。霍克海默在其就职演说中对研究所今后的研究工作这样提出要求:“研究人员在处理材料时,不让材料为自己的愿望服务,而按事物本身去构成自己的观点,并坚决反对任何美化,如果这样能成功避免僵化教条,又不陷入单调的经验技术手段,方可保持整体方针得以贯彻,课题取得成效。”[3]33在研究所之后所做的经验调查如对魏玛共和国时代工人阶级精神状态的调查、“权威与家庭”“反犹主义研究”等在处理材料数据和对统计进行鉴定评估时,这一要求便成为研究工作的准则。

      同时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中所运用的那种内在的、反身的文化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对其他文化领域各种不同材料的分析,比如对美学风格形式的阐释、对法学论据的理解、对政治规章的说明等方面。重要的是在考察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内在”“反身”的原则,即预设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被考察领域的形式内在性中确定自身。阿多尔诺在对音乐作品的分析、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中就借鉴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反身形式。比如,在《论流行音乐》中,阿多尔诺认为蕴含在音乐作品内的政治世界观方面的价值完全不依赖于作曲者的心理和行为态度,而是仅仅单纯地存在于其形式构造的内在性中。又如阿多尔诺在《美学理论》中,把艺术作品喻为莱布尼兹意义上的“无窗的”“封闭的”单子,能从其孤立的状态再现外部世界。他认为“美学必须专注于每件作品的研究。对所谓内在分析的需求已铸成无可争辩的地步”[4]。无疑,阿多尔诺在此受到了霍克海默内在、反身的文化分析方法的影响,并在音乐、美学等具体学科的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这样的文化分析方法。 3霍克海默对马克思“基础—上层建筑”图式修正的第二点便是要解决思想与存在之间的中介问题。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每一种文化理论试图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霍克海默既反对苏联第二国际的“机械反映论”,把文化的上层建筑视为对经济基础刻板的反映;同时他也受卢卡奇的影响,没有盲目地接受丧失辩证法精神的“绝对同一”本体哲学用精神来统一世界,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别、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霍克海默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上是具有创造性的,也是非常冒险的:他认为,思想和存在之间的中介问题不是在哲学内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以借助社会心理学来研究。正是这样的在他那个时代惊人大胆的思想赋予了批判理论以鲜明的特征,也造就了其日后的声誉。霍克海默把以精神分析法为主的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结合起来的尝试原创性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问题做出了解答。

      (一)马克思理论的悖论与社会心理学引入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曾经断言,工人阶级最终将具备形成集体意识的能力来认清他们的境况,并产生通过革命改变境况的意愿。他从不怀疑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Klasse an sich)向“自为阶级”(Klasse für sich)的转变。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团体会对他们的经济境况形成理性的认识,并会依据这一认识产生政治方面的意愿。这种“利益趋向的理性”的解释——也是一种非心理学的解释——在19世纪得以广泛流传。一个世纪以后,却出现这样的事实:组织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大众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他们的客观的“利益”。比如他们为获得普遍选举权而作的斗争,期望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并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改变他们的“利益”。如果仍然用盛行19世纪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秩序即便在大众获得民主的情况下仍然存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尤其是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的上台更是一种对大众民主的滥用。马克思预期的社会革命没有出现,即便按照所有标准来看其条件已经成熟。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能够制造革命的政治的大众反而被统治者的纲领鼓动起来,尽管这些纲领不管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是与这些大众的利益对立的。与当时很多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圈子的人没有忽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这一悖论,也没有单纯地把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恐怖统治机构,而是认为这一现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社会研究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和研究工作就是为了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上寻求马克思预期的革命没有到来的原因,即“使得因经济状况而趋于冲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能够隐而不发的那些心理机制是怎样形成的”[5]126。

      霍克海默的做法便是把社会哲学同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事实上,精神分析学在当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在右翼的社会民主知识分子中,精神分析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者则认为对人类精神和心理深层的专门研究会导致“唯心主义”,他们还武断地宣判精神分析学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的表现”。霍克海默的尝试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霍克海默圈子中不仅仅有弗洛姆这样的专业精神分析学家积极从事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很多成员对这样的结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比如阿多尔诺早在他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中就深入阐释潜意识的理论。而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领导人更是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29年,他积极促成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1931年,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确立了社会研究所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哲学理论与各门学科的实践的持续的对话式的渗透和发展”[3]20-35,以此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条件和行动后果。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要在统一的哲学谱系下,将不同的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进行融合。此外,在霍克海默早期的著述中有许多为这样的融合提供支持的理论。

      (二)霍克海默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社会心理学

      早在二十年代晚期的文章《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开端》中,霍克海默就批评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尤其是针对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霍克海默认为他们的哲学基本观点是以一种被设想为永恒不变的、用所谓的人类学确定人的本性为依据的。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在历史的现实中,心理的和物质的因素也对人的本性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6]。于是有关对人本性的在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可塑性的讨论,便成了1932年刊登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上的一篇名为《历史与心理学》文章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对他的跨学科研究纲领进行扩充,使之具体化,并对构成其社会哲学大厦的两大理论基柱——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做了深入的探讨。霍克海默延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的持存与更新会强加给人类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当一种支配自然的技术系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时,它就会促使社会生产的社会性组织也进入新的阶段,同时这种发展也会影响到政治和司法的机构,并决定文化的更高秩序。如果通过人类的生产能力的增加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那么现有的社会结构就会产生阻碍,继而形成社会的紧张,最终导致社会斗争,这也是构成世界历史的基本主题。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从整体上阐明了这个时代超越了一切单个的主体的意向的阐释框架,必然获得社会科学毫无争议的基础学科地位。“如果历史按照人类社会的生活过程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来划分,那么,具有根本历史意义的不是心理学范畴,而是经济学范畴。”[5]126因此,霍克海默要建立的社会心理学阐释模式必须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成为一种唯物主义心理学:它坚持经济的基础地位,也强调文化上层建筑对这个基础的依赖性,这是这种心理学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它还要解释这种经济强制力背后的心理结构。

      在霍克海默的观念里,社会的心理学,其基础实际上还是个体的心理学,而并非大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霍克海默认为,既不存在“大众心理”也不存在“大众意识”的概念。“大众”这一概念从粗浅的意义上来说是由于一些令人激动的事件而使得人们聚集起来的群体。人们作为这个偶然组成的团体的一部分,其特征需要在组成的单个环节中寻找,这一环节通过其团体的命运在社会中被确定。因此,大众心理学是一种变化的群组心理学。参见Max Horkheim,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in ders: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ahrgang 1/1932, Leipzig:Verlag von C.L.Hirschfeld, 1932, S.136。弗洛伊德的理论虽涉及的是个体的心理结构,但霍克海默相信,它的规律性也同样适用于群组的心理学。使霍克海默感兴趣的不是在一定群组中人的个体特性,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特性。所以霍克海默的任务是通过心理学理论与经济的基础学科的结合,分析个人的本能社会化过程,设立一种把主体融入一种支配自然的生产过程的社会整合分析的心理学方案。霍克海默一方面采纳了弗洛姆的理论,即通过分析人类的力比多冲动是如何服从于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结构来阐释个体本能的社会化过程。可参见弗洛姆的一系列文章如《论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任务》《心理分析的性格学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意义》等。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又认为人类本能潜力的可塑性和可拖延性,不能过于依赖经济学理论中的解释模型,即从经济理论所预设的行为动机来推断现实的行为。霍克海默认为,“人的行动不仅仅来源于身体上的自我持存,也不仅仅来源于直接的性欲本能,而是有更多的来源,比如需要控制攻击性力量的需求,更有自我承认和证明的需求,在集体中寻求安全感的需求以及其他的一些驱动力。现代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理论)已经指明,如何把这些要求与饥饿区分开来,即后者要求一种更直接、更持续的满足,而前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拖延的、可塑的,可以通过幻想得到满足的。”[5]139主体的那种多种多样的本能需求会使其在遭受挫败的压力的情况下也能趋于建立补偿性目标。合乎现实的认识与非理性的本能往往是二元对立,对于使自我觉察到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的经验在形成认识之前,会受到一种本能的否定和抑制过程的阻挠。在资本主义支配自然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组织方式陷入不平衡状态,而这一过程与个人需求的社会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同时这一过程也使得主体的本能适应这种已经确立的压迫关系,削弱其理性认知能力,从而对现实产生错误的认识。

      霍克海默通过精神分析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社会心理学,以此对马克思理论的悖论做出了解释,也为建立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阐释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对经济系统、社会心理系统与文化上层建筑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霍克海默通过社会心理学的引入丰富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理论。在其设想的社会哲学里出现了经济系统、社会心理系统与文化上层建筑三大系统。早在其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已为社会研究所的集体研究制定了在社会哲学的范畴内讨论这三个系统关系的主线:“不仅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学以及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圈子中,围绕社会的讨论逐渐集中为一个问题,它不仅是当前有效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是最古老和最重要哲学问题的现实翻版,这个问题即是有关社会经济生活、个人心理发展和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个狭义的文化领域不仅包括了科学、艺术和宗教的精神内涵,而且还包含了法律、习俗、风气、公共舆论,体育,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等。”[3]20-35

      霍克海默毫不怀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经济在社会系统中具有基础地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理论陷入经济简化论——既有那种把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简单结合的简化论,也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刻板反映的机械经济决定的简化论——霍克海默在一开始就把社会心理系统与文化上层建筑放在社会劳动的系统中共同考察。在关于权威与家庭这项宏大的研究中,他把文化这个概念视作类似于马克思上层建筑一系列文化机构或文化制度,比如家庭、学校、教会这样的教育机构或者父母的养育方式、学校的教学大纲、宗教仪式等制度形式。通过这些文化的媒介,“经济系统的行为强制力对个体心理发挥间接、断续,但却持续一生的影响”[7]。“生产过程对人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人们在劳动中体验到的直截了当的形式;而且还表现为被整合进诸如家庭、学校、教会、崇拜构制等一系列变化缓慢和相对稳定体制中的形式。要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是稳定的或是纷乱的,就要求对处于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人的各种心理状态有所认识。这反过来又需要对他们的性格是怎样在时代的一切文化塑造力量的影响下形成的认识。”[8]98-99文化在霍克海默那里是一个在作为整体的社会进程中的依附性的、但却又具有特殊性的领域。在个体的心理结构中,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独具特性的力量,这些力量不仅使个体接受现存条件,而且时常还使个体反对这些条件”[8]56。总之,文化是以文化机构或制度那种有组织的学习过程的持之以恒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劳动与人类可塑的本能潜力之间的,其使经济上所必需的对人的行为的要求作为本能的行动目标在个人的心理中树立起来。

      霍克海默在《权威与家庭》这份报告里对信仰祖先这一中国社会特征的文化因素的分析阐释很好地概括了其早期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建构的跨学科文化理论。霍克海默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特性在于他肯定这一文化制度的形成来源于农业中国的生产方式。对旧中国土地的集约式开发需要把握对土地地质和气象条件准确而细致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一生经验的积累。因此那些“久经沧桑,能观天象,知时节,对每种植物的特性及其病患等有深入观察了解的老人,就成为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成为生产中自然而然的领导人。”[8]58对祖先的感激与崇敬逐渐成为个体心理构制中的基本特质。崇拜祖先从一开始通过教育、习俗和宗教这些活生生的社会力量从个体出生时就施加在其身上,并且这种文化制度通过后辈继承父辈的经验,以及通过极其多样的产生于当前并服务于这种文化制度的心理活动而得以促进。于是人们产生了这样的观念:似乎祖先在彼岸很强大,可以赐福于后辈,并影响不可预测的命运。对祖先的信仰可以使人在面临困境时保持或恢复他们内心的平静。因此,这一信仰在某种条件下被个人或社会团体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它成为他们物质利益的障碍。可是,即便当一种宗教对生产失去意义,人们也会继续尊崇这样的信仰,受其规范,甚至为它做出牺牲。霍克海默认为,在中国,陈旧的祖先崇拜的观念已成为发展现代经济的障碍,与卫生、疾病预防以及教育和政治改革相对立,阻碍了社会的进步[8]59。

      通过这个例子霍克海默阐明了经济、心理和文化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关系:根源于生产领域的理性经过形而上学的升华形成文化的制度,比如建立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原先个别的对老人的崇敬心理在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以社会化和宗教化,形成了独特的崇拜祖先的文化制度,然而其内部动力不再局限于这种生产方式甚至出现反理性及违反崇拜祖先原本的经济旨趣,即希望以此促进生产的发展的愿望。如果对祖先崇拜的文化制度用一种经济决定论来审视,则不能够解释宗教的意识形式本身是如何成为现代生产方式的阻碍因素的,因为它既忽视了文化制度相对的自身动力,也忽视了文化制度社会化的因素。经济的基础地位、心理的中介作用、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和在个体心理社会化过程的促进作用就通过这个例子得以清晰地阐明。

      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时期的霍克海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更多地是进行扬弃。他肯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认为马克思过分地强调经济的基础地位,而忽视对文化等其他领域的解释,并由此导致了苏俄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形而上学。他对马克思“基础—上层建筑”图式进行了补充,进一步阐释上层建筑是如何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的,以此避免“经济决定论”和“经济简化论”。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建构和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是包含了对社会生活中一切因素的批判,是一种社会总批判,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总批判就是一种文化批判。从狭义层面上来看,霍克海默在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基础上把文化理解为社会一系列文化机构和制度,通过这个文化概念他把社会心理学引进了批判理论,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其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DUBIEL.Kritisch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M].Weinheim und München:Juventa Verlag,2001, S.26.

      [2]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3]HORKHEIMER.Die gegenw?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C]//Gesammelte Schriften, Bd3, Hg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M.: S. Fischer, 1988:33.

      [4]阿多尔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10.

      [5]HORKHEIM.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C]//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Jahrgang 1/1932.Leipzig:Verlag von C.L.Hirschfeld, 1932, S.126.

      [6]HORKHEIM.Anf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M].Stuttgart: Verlag von W.Kohlhammer, 1930:29.

      [7]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M].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4.

      [8]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