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音乐在我国的文化定位；西方音乐研究在音乐学界的“身份”界定；西方音乐研究中方法论与研究视野探索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音乐学界开展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与探讨活动。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实际出发寻找西方音乐的文化定位，并且以音乐实践活动中解读方式为启迪，以唯物辩证法原理为理论支持，探索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新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西方音乐；学术研究；当代中国视野；音乐解读方式；统一原则

　　作者简介：王索尼（1990—），男，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音乐作品赏析、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音乐产业学。

　　在西方音乐传入我国的一百余年里，围绕着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形态结构、美学特征、学科定位与发展等一系列研究话题，中国音乐学者展开了辨伪求真的学术大讨论。尤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这场围绕西方音乐的讨论更是在学术反思、学科走向与前景、研究视域、视角、视野等更深层次的自主性学术研究思维上有了进一步提高。本文以西方音乐在21世纪的中国为考察对象，以西方音乐[1]在中国的接受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在其时代性与地域性两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观念与视角，构思一种学术研究中新的逻辑思维，即尝试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

　　一、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文化定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之间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在文化上的交融更是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飞快地穿梭在世界各国，甚至出现了贸易未定、文化先行的发展趋势。文化上广泛地交流促使各国文化生活的改变，而文化活动又是文化学术研究的直接承载者与受益者，所以各国的文化学者就不得不重新审度原有的研究视角。有一句描述音乐文化易于传播的话说：音乐家是有国界的，但是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正是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语言，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西方音乐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开路先锋，首当其冲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国人思想的进一步开放，国家经济建设迈入平稳的发展轨道中，物质上的富裕也必然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更广泛的追求。在音乐生活中，外国音乐家来华献演次数的增多，音乐学术研究上，随着请进来、走出去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西洋乐器演奏家在国际舞台上表演次数的逐渐增多以及演出受欢迎程度的提高，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次数与含金量的不断提升，都促使中国国内出现了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学琴热”（以西洋乐器为主），这种主动接受音乐教育的热潮无论是出自兴趣培养还是为进入以后的职业演奏生涯，都使得西方音乐开始慢慢根植于中国，并且生根发芽。从中国国内多数音乐厅、歌剧院等演出场所对西方音乐作品上演的频率到外国演出团体来华献演的次数增多，再到欧美流行音乐巨星受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狂热追捧的态势。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一代人，从接受音乐教育到音乐审美活动，积极地选择西方音乐为对象成为中国音乐生活中的主要趋势。从中国的音乐审美接受方的角度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及其身后的西方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是大势所趋之态。

　　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音乐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属于全世界人民，也同样属于中国。西方音乐应同中国原有的文化艺术一样得到中国人以及中国学者的同样对待。本文认为对于西方音乐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理解与定位，首先就必须打破西方音乐中“西方”这一名词在地理概念上给中国人与中国学者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概念界定与思维桎梏。如果这种观念不被破除的话，中国学者们无论运用任何视野进行西方音乐的研究，都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话语独白的追随者。就像西餐传入中国后其根本效用没有改变，是为了果腹；西方医学、西药传入中国后根本效用是为了治病救人。如果说西餐、西药这种有形的物质产品可以被中国人接受并且服务了中国人，那么西方音乐也同样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丰富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也在众多方面促进着中国音乐事业朝着更加完善、繁荣的方向发展。本文对于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文化定位并不是一种硬性的、具体化的学术界定，而是为展开本文的论述所贴上的张力性的“标签”：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客观存在的艺术、当代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当代中国视野的概念界定与内涵

　　本文提出的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新构思，其概念界定应有以下方面：在全球化文化大发展的潮流与时代精神上，结合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研究西方音乐的基本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发展我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在以上特点为基础上，为构建属于中国特有的西方音乐研究的理论体系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发展我国音乐事业，更好地为我国的音乐生活服务。“当代中国视野”是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下，本着时代精神的特点，探索学术研究中一种新的视域。在音乐的本体研究上并没有将西方音乐与西方文化割裂，在历史写作上又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结合当代中国的音乐生活。其理论内涵需要具有调和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关系的杠杆作用，并且还能够具备调节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过程中在传统文化体系下构成的研究视域与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相一致的功能。其理论价值也需要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两个方面上才能体现出来。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只有将理论成果与实践活动两者有机的结合，理论指导了实践，实践又验证了理论，才能突显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的独特性。

　　三、从音乐作品的解读方式探寻学术研究中的当代中国视野[2]

　　西方音乐研究是一门求知对象为艺术的学术。用理性知识的长矛去触及一门非理性的、同时又是“舶来品”的艺术门类，[3]应该认识到西方音乐作品这一研究对象应始终处于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位置。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音乐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更多的是属于西方的，跟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创作取材以及整个西方的社会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并不代表必须要限定在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下进行音乐作品的解读，因为西方音乐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文化产品是可以被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如果将西方音乐的解读方式仅仅围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把西方模式奉为圭臬，那么必将是对音乐作品艺术性的亵渎以及对伟大作曲家崇高人格的无视。任何一种艺术的解读方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有着“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个性化特征。西方音乐在中国同样也形成“当代”与“中国”这两个时代与地域上的文化解读特征，这一特征受时代的影响，伴随着中国人的审美旨趣的不断变化以及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而产生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音乐解读方式。并且这种在当代中国视野下对于西方音乐的个性化解读，可能随着多数音乐受赏者（包含西方在内）的认可与接受上升为一种共性化解读。

　　如果说音乐作品的解读方式在不同时代和地域有着不同的个性化特征的话，对于音乐作品以及作曲家的研究就更应该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就像在音乐解读上不能只限定在西方模式下一样，对于西方音乐的学术研究如果也只按照唯西方方法论至上的模式，不仅不符合学术求真精神，也深深地阻碍着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以及难以挖掘这一学科在更深层次上、更多元化视角上的学理价值。对于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来讲，需要从音乐作品的个性化解读特征中探寻出一种学术研究中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与研究视野。而且强调中国的本位意识，站在中国的独特视角上观察和研究西方音乐并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并从中发掘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能力，[4]也即本文论述的主题核心，尝试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当代中国视野”的运用不仅扩展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新视角，发展中国的音乐学研究；也在为打破自西方音乐学这一学科建立以来，西方所独有的以西方音乐为研究主体，西方研究模式为唯一模式的学术垄断现象做着积极的探索。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从艺术活动中音乐作品的不同的解读方式这一角度出发所引申出的学术研究中的“当代中国视野”，并非是将艺术与学术两者混为一谈。艺术和学术分别代表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完成不同的目的，也指向不同的终极价值。[5]

　　四、基于两个统一原则下的当代中国视野

　　在西方音乐研究过程中，西方音乐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西方音乐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其客观存在性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产物的研究，就需要关于物质运动的唯物辩证理论为研究视野提供支持。

　　其一，时间与空间相统一。在音乐学学科还未建立以前，西方人对音乐发展在理论研究上的审视、反思、批评、创新就从未间断过，这种音乐理论研究随着音乐学学科的建立走向了更高层次。仅从欧洲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的兴起到衰落，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新音乐学”的出现来看，[6]西方的音乐研究方法论与研究视角的探索所呈现出两个基本属性就是以时间为线索的时效性、持续性和空间（地理）上的广延性。在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这一百年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方法论更多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随着外来方法论的使用，我们的研究视角也就不得不跟随着西方了。这其中受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是西方音乐来自西方，我们就必须要跟着西方的脚步走。随着时代与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西方音乐在中国文化定位的改变和中国学者本位意识的不断加强。本文所提出的“当代中国视野”则顺应了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原则，并在此举一篇文章为实例。

　　在本文所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范围内，最早将“当代中国视野”这一研究视角运用于音乐学研究的应该是钱仁康先生，这里以钱仁康先生于1986年发表在《文艺研究》第1期的文章《画题、诗题和音乐的标题》（此文在发表时的原名为《诗歌、画题和音乐的标题》）为例，分析其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这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也即是“文革”刚刚结束后的第十年。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百废待兴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钱仁康先生首先站在时代的浪头上通过对标题音乐和非标题音乐的研究向中国音乐界提出了一种思想辅正。钱仁康先生在这片文章中这样写道：“四人帮”在音乐界造成的思想混乱，其流毒至今还远远没有肃清。直到现在，作曲家对于非标题音乐的写作，还是噤若寒蝉，在我们的音乐生活里，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7]这段论述为提醒、纠正当时我国音乐界一些消极的思想做出了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标题音乐自产生后就伴随着西方音乐理论界对其在艺术价值层面的讨论，而传入我国后尤其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其认识也必将受到时代与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钱仁康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对于西方音乐文化超凡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通过国人较为熟悉的中国画和中国诗歌的横向比较，展开了标题音乐的研究。这种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研究西方音乐的视角则充分展现出地域上的优势。尽管这篇文章并有真正的标注是使用何种视野进行写作的（这跟钱仁康先生的治学方略有着极大的关系），但从中可以看出钱仁康先生在西方音乐研究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准确的文化视角的定位，无疑是对后来学者极大的启示。

　　其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任何一种研究视角、视野的提出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论研究、建设理论体系，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付诸于实践，实践又反过来检验理论。如上文所述，从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实际出发，西方音乐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中所占比例已突飞猛进。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就要求中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要一次进行整体性与全面性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包括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文化定位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认清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实际情况，就不难看出西方音乐的理论研究需要适应于当前的这种实践活动，所得出的音乐理论要实际应用于社会音乐活动中去。如果背离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所得出的音乐理论无法应用到实际的音乐生活中去，也就失去了检验音乐理论学理价值的唯一平台。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的话，通过实践又能践行、检验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当代中国视野”也正是说，从这一视野去观察当代中国实际的音乐生活中西方音乐处在一种什么位置；在中国文化艺术中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如何被接受与传承的。围绕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核心点便显露出来，西方音乐在当代中国的音乐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支持？“当代中国视野”正是在基于理论与实践二者双向双通的联系中而提出的。

　　就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接受问题上来看，甚至还需要投入更大的学术资源研究围绕在这一领域上的诸多问题，需要有更多的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中来将西方音乐的研究引入一个更好的学术环境中，使西方音乐研究更加具有学理与实践的双重价值。在当下中国音乐文化自身发展的趋势以及世界多元化下文化大交融的潮流对中国音乐学术界的影响下，就必须要探索出一种既要与时俱进，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与传统的西方音乐研究新观念、新思路。本文认为，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一个初级目标是：将西方音乐这种艺术现象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探寻其中的艺术蕴意与文化特征，[8]尤其是建立在立足中国传统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9]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能够更好地建设与发展中国音乐事业的理论道路。为实现这一初级目标，探索以“当代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是有必要的。

　　结语：本文以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文化定位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接受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音乐的解读方式引申出学术研究中新的视域，即探索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当代中国视野”，并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中寻找理论支持。西方音乐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始终处在一种“异文化”的定位中，而在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一百余年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学者从基于西方模式下的逻辑分析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无疑都是在艺术与学术两个方面进行中西文化上求同存异的努力。西方音乐研究中“当代中国视野”的提出，也是在为这种努力进行的一种探索，当然这还需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际的音乐理论研究过程中去实践与发展这一新的研究视角。

　　注释：

　　[1] 本文对“西方音乐”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是文化上的。除了西方的艺术音乐或广义上的古典音乐以外，凡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音乐，包括：欧美流行音乐也在本文的定义范围内。

　　[2] 本文所提及的音乐作品的解读方式是基于音乐表演与音乐欣赏的音乐实践活动上进行论述的。

　　[3] 杨燕迪《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人民音乐》，1990（2），第30页。

　　[4] 孙国忠、杨燕迪《西方音乐史研究》，载杨燕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5] 杨燕迪《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人民音乐》，1990（2），第29页。

　　[6] 参见孙国忠《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音乐研究》，2013（4），第10—11页。

　　[7] 钱仁康《画题、诗题和音乐的标题》，载钱亦平编，《钱仁康音乐文选》（上卷），上海音乐学院2013年版，第172页。

　　[8] 孙国忠《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音乐研究》，2013（4），第9页。

　　[9] 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音乐研究》，2010年（5），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