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文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智慧就作为信仰融进了宗教意识。比如，佛教推崇的佛法无边又称“智慧海”；基督教的《圣经》赞美：“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源泉。”虽然宗教追求的是超脱的智慧、天惠的知识，具有理性和神性的双重色彩，然而无可置疑的是，不论在东方和西方，人们都把智慧视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那么，智慧从何而来呢？

　　历史典籍正是智慧储集的宝库，不论哪门学问，只要在一定的时间中演进，就会留下它的发展轨迹，从而进入历史的视野。正是因为史学荟萃了人类一切智慧的言行和功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伊格斯说：“既然历史是以过去这个广漠无垠的领域为对象的，它就存在于一切人文科学中，因此它就是一个综合者，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这样一个包罗万象、总括万殊、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基础性的学科，毫无疑问也是培育新知和智慧最肥美的土壤。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辉煌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中。它不仅以浩如烟海的资料为外国史家所称羡，更以巨细无遗的求实精神独步世界史坛。历代治国安邦的能人志士都重视运用历史经验创功立业。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执政的周公就教诲年幼的成王以史为鉴。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即命陆贾阐述古今成败之由。后赵的创建者石勒目不识丁，但他深知学史的重要性，还在戎马生涯中就令左右诵读《汉书》。宋太祖出身行伍，读书不多，但他强调宰相必须是读书人，以通晓史书者为优选人才。唐太宗酷爱读史，称史书使他“神交千祀之外”，感慨“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中国史书并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也是哺育民族智慧的教本。古代的启蒙读物《蒙求》《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都用韵文把列朝盛衰的典故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给孩童历史方面的启蒙教育。历史记述的是发生在往日的事件和言行，但对现实和未来又有所启示和引导，从而又超越过去的时限，汇入现实生活的浩浩长河。我们的先人就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所以，中国历史不是一潭死水，它一代一代被人们重新认识，不断深化和更新历史见解，源源不断地滋养中国人。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更新，人们的眼界大大拓宽，需求的信息也日渐多样，但史学因自身性质仍然有其重要时代价值。

　　归根结底，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的科学，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而人类社会正是陈陈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

　　对个人来说，读史是进行创造性活动必须具有的思维训练。聪明睿智的特色就在于，只需要看到或听到一点，就能长远地考虑和更多地理解，这种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自历史知识培育的历史感。任何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进退、延伸、变异的连续性，被我们耳闻目睹、所感所知的只是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历史感不仅要求把具体问题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去分析，还向人们提供从长远、宏观的视角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从而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立足方寸、运思千里，见人之所未见，从而有所突破和前进。

　　读史也能让人深刻体会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中国历史与伦理道德水乳交融，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理想，史书尤以立德为先，德高才能望重，身为平民的爱国志士、高风亮节的楷模都能在青史留名。那种蕴藏在历史智慧中的乐观进取的人生追求、务实求真的理性态度、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以及种种宽容仁厚、公正廉明、急公好义、刚正不阿的美德嘉行，古今推崇、有口皆碑。充溢史书的大量人物不是神而是人，以实实在在的智慧言行体现道德崇尚，这是中华民族内在传续的精神力量。先人们那些超越常人的见解、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应对的韬略、解颐醒世的良言，闪耀智慧之光，朗照历史的穹宇。采撷这火种，烛照在案头，千古之智就会奔涌在眼前，源源不断地激活你的思绪和才情。

　　读史让我们神游在这样的智慧氛围中，益智增德，如沐春风，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