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史学普及，使史学走向公众，一直是史学界思考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了公共史学。这种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涉及三大领域：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史学关系密切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美国公共史学其实仍是史家本位，强调史学的应用服务，目的是在公共领域找到史学的服务对象，而在人人参与、书写人人方面并不突出，没有解决公众本位问题。而我们现在提出的公众史学，显然比美国的公共史学走得更远，是为了解决史学的公众本位问题。

　　从历史知识的生产来说，无非是代理与自理两种。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服务方式主要是代理制，史学是在职业代理人的执行下出现的，即政府职业史官记录国家公共历史，专业史家编纂国家公共历史。作为国家、政府及其精英的史学可以代理，但民间历史的记录与编纂仅有代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间历史太多，无法全部代理，必须人人动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传统的史学服务，也往往是由职业人生产出成品提供给别人来享受。提供通俗史学产品供普通人来消费，就是通俗普及史学，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这样的史学服务，主动权还是在提供方手中，容易出现偏差，有时难以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我们常说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历史知识生产，这一想法固然进步，但仍属代理。到了21世纪的现代社会，我们更要提倡人人参与，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写自己认知的时代历史，这是公众自理，也就催生出了公众史学。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历史，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参与、生产与消费三大活动。公众史学提出了三大口号：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消费。它由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视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组合而成学科群。这是一个全方位与公众相关联的史学体系。和美国公共史学不一样，中国公众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的是梁启超提出的“民史”之路。梁启超认为，19世纪以前的史学是“君史”，20世纪以后是“民史”。到21世纪，我们提出的“公众史学”是民史书写的专门化与君史成果的通俗化，是兼二者于一体的。

　　公众史学的发展，可以实现史学由小众参与到大众参与的转变。历史上的史学参与者史官与史家，人数不多，可称为“小众参与”，公众史学则提倡人人参与。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话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家”是一个崇高的称号，即便职业史家也没有几个人敢自称历史学家。但说“人人是历史认识者”，既是自己历史的认识者，也是所处时代历史的认识者，当不成问题，贝克尔的原意也确实如此。人人是历史认识者，如此人人的历史认识就得到了肯定与鼓励，这当然是历史观念的一大进步。大众参与史学的方式，主要有说历史、写（编、制）历史、听（看）历史、传历史、保档案、保文物六大方式。这表明，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记录者、历史享受者、历史知识生产者。大众参与的方式使公众史学成为关乎人类自身活动记录的学科，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组织的历史证据保存。它是与人人相关联的一种大众性的史学活动，可以职业从事，更多的是业余从事，是一项人人可业余参加的史学活动，不影响人的正常职业，具有无穷潜力。

　　发展公众史学，可以较好解决史学跟普通人相关联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史学的关联性”，思考史学跟哪些人相关联的问题。如果史学只是跟帝王将相相关联、与学者相关联，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见跟自己相关联的史学，史学对公众来说就是没用的东西。如果公众史学能建立一套机制化、形态化的史学体系，使史学成为每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有用，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解决史学的功用问题。

　　（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