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优先性

 ——古典政治哲学的形质论逻辑

　　　在《政治学》第一卷第2章，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就自然而言“先于”家庭和个人。这个关于“政治优先性”的简短命题是亚氏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它指出政治共同体对于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亚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坚持城邦之于家庭和个人的优先性，至今仍存歧义纷争。从亚氏政治学说的历史语境可看出，其政治优先性命题所针对的其实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盛行于雅典知识文化界的智者思潮。亚氏的辩护者虽准确地辨析了他所捍卫的古典政治权威的性质，但都忽视了政治优先性命题所预设的形而上学架构。由于亚氏政治哲学强烈的现实关切和他的哲学体系融贯人性与自然的整全视野，唯有将政治优先性命题置于古希腊政治现实所面对的智者挑战的背景之中，同时置于亚氏“形质论”的形而上概念体系之中，才能真正把握该命题的实质意涵和理论深度。

　　“自然与习俗之争”：智者思潮与柏拉图的诊断

　　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社会的“自然—习俗之争”中，智者的立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习俗主义和自然主义。前者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其著名的相对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翻译成政治语言就是“习俗是正义的尺度”。后者以安提丰为代表，主张“食色性也”，认为正义是对于人性的压抑，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应该从政治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面上，两派智者的立场针锋相对，一派尊重、另一派反叛城邦的权威。但事实上，普罗泰戈拉式的习俗主义者虽然尊重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但并不持有对于任何特定城邦的忠诚，仅仅表现出对于习俗礼法的外在顺从，以保证在不同城邦间安全游走。而他们所兜售的以修辞术为核心的技艺，事实上培育和强化了人性中突破传统权威和习俗秩序的自然力量。相比之下，安提丰式的自然主义者以更加显露的方式揭示了智者思想深层的内在统一性，即认为在自然人性和习俗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前者要么外在地屈从于后者、要么坚持自身的诉求而抗拒后者的规范。

　　古典政治哲学所面对的古希腊现实呈现为传统社会礼崩乐坏、智者思潮占据主导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对这一现实情形的反思和批判。不过，柏拉图的诊断并未停留在政治哲学层面。在《法律篇》第十卷，借雅典陌生人之口，柏拉图重构了一个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败坏的思想史”：智者的政治虚无主义，最终根源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对于宇宙秩序的颠覆。柏拉图指责前苏格拉底哲学颠倒了技艺和自然的次序，认为宇宙秩序是自然力量的机械性后果，而非出于神圣技艺的设计。由于政治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安排人性的技艺，智者对于政治习俗的批判和对于自然人性的张扬，实则继承和转化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对于技艺的贬低和对于自然的崇拜。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诊断，柏拉图先是在《理想国》中对于智者的政治虚无主义提出了总体性的批判，继而在《蒂迈欧篇》中建构了一套从神圣技艺出发理解自然秩序的宇宙论，从而批驳了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自然观。

　　从存在优先性到政治优先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形质论

　　亚里士多德在结构上继承了柏拉图的诊断和回应，但是在具体思路方面作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亚氏并不认为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症结在于扬自然而抑技艺，也并不认同柏拉图提出的自然秩序出于神圣技艺的宇宙观，而是严格区分了技艺与自然，并用形式和质料的对立取代了技艺和自然的对立。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氏细致梳理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自然实体的相关学说，将双方的思路整合为自己的形质论系统：前苏格拉底哲学发现的物质性本原不过是自然实体的“质料”，而柏拉图提出的理念其实是自然实体的“形式”。在亚氏看来，任何自然实体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复合体，作为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自然终点的城邦也不例外：政体是城邦的形式，人是城邦的质料。亚氏认为，城邦的政体不仅仅是一套关于政治权力和外在善分配的制度性安排，还须包括对于德性的关切和对于高贵生活的培育，而这最终取决于城邦的政治教育对于公民灵魂的塑造。因此，教育是立法的核心，正是通过政治教育，城邦将政体的形式赋予人性的质料，这种灵魂和生活方式的塑造和培育体现了城邦与人最为根本的关联。至于居于二者之间的家庭，其最为重要的职责在于协助城邦的政治教育系统，将一代代自然人塑造成具有特定政治品性和政治理念、融入特定政治生活方式的公民。

　　既然针对灵魂的德性教育是弥合政治与人性的桥梁，那么，如果城邦的立法能够基于政治哲学对于人性及其成全方式的认知来构建优良的教育系统，政治共同体对于家庭和个人的整合就能够弥合自然与习俗的张力，从而化解智者思潮所带来的挑战。事实上，亚氏的整个政治哲学都旨在为城邦立法和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指导；而这一整套方案的首要步骤，就是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为政治生活提供根本的辩护，这正是政治优先性命题的题中之义。既然亚氏认为城邦与人的关系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他对于政治的捍卫所依循的理路自然是形质论的形而上学逻辑。在《形而上学》第九卷，亚氏将形质论扩展为一个以潜在存在和现实存在为核心概念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质料是潜在存在，形式是现实存在，而最高的现实存在是形式的进一步实现，也就是由形式所规定的实体的成性活动。以上述概念分梳为基础，亚氏提出对于形质论至关重要的“存在优先性命题”：现实存在“先于”潜在存在。该命题由两个子命题构成：一、形式先于质料；二、成性活动先于形式。之所以称这种优先性为“存在”优先性，是因为在亚氏看来，在成性活动、形式、质料所构成的存在论序列中，在先者总是比在后者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存在。形式比质料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存在，因为形式赋予质料以规定性，从而生成具备特定自然本性的复合实体；成性活动比形式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存在，因为形式整合质料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成性活动来实现复合实体的自然本性。

　　在这个意义上，亚氏的政治优先性命题其实是其存在优先性命题在政治哲学层面的运用。说城邦先于家庭和个人，首先指唯有城邦政体的教育系统能够赋予自然人性以特定的本质形式；进而唯有在城邦所提供的政治环境和公共生活中，成形的自然人性才能通过成性活动实现其本质。换句话说，唯有在政治共同体中，人才能“成”人，并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人。可见，在形质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亚氏政治优先性命题捍卫政治权威的实质意涵，在于指出城邦政体围绕习俗礼法的政治安排和着眼于灵魂德性的教育系统，为自然人性的成全和实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路和环境。以这种方式，亚氏给出了他对于智者挑战的根本回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