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

    发表时间:2016-02-25 13:47 内容来源:《长白学刊》(长春)2015年第5期

      作者简介:朱炳元(1950- ),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苏 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四个全面”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思维逻辑的辩证统一。“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表现为:“四个全面”承继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原料,承继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践探索所创造的精神、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探索的光荣与梦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四个全面”的现实逻辑表现为:“四个全面”坚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的新鲜经验,有针对性地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升华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四个全面”的理论逻辑表现为:“四个全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于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四个全面”的思维逻辑表现为:“四个全面”有着内在的思维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关 键 词:“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研究”(14AZD004)、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15ZDA006)的阶段性成果。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简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不是一个随意使用的话语和在一般情况下作出的普通讲话,而是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和面向未来的深邃思考和庄严承诺。“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标志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它表明了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党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的视角,深入解读“四个全面”的深刻的逻辑内涵。

        一、“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运动和发展的过程,而且把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形态也看作一个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各个社会形态在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样,人类社会就不再是乱七八糟的各种偶然现象的堆积,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P23);而科学的任务,就是指出这种内在联系,揭示这种内在规律。以往的一切社会历史研究,不仅难以找到社会历史现象产生和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人们的研究至多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反映这些现象的素材;而且不去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各个社会形态呈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使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分析和整理这些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现象,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成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每个社会形态在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又呈现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的阶段性特征。这样,就能够使人们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去分析和整理这些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现象。唯物史观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整理得井然有序”,使丰富多彩的社会形态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因此,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P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接力努力才能完成的宏伟事业,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符合各个不同阶段的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视野出发来审视“四个全面”,我们可以发现,“四个全面”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协同创新的必然选择,更加需要科学理论指引发展方向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四个全面”的主题和主线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开创的,是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开创的,是在对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深刻总结中开创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传承中开创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开创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585)“四个全面”也是这样,它承继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承继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奋斗探索的光荣与梦想,具有广泛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二、“四个全面”的现实逻辑

      “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理清了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基本情况和基本问题,抓住了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提出了中国现阶段治国理政的总体纲领,明确了当前工作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当前的中国已经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小康社会的清晰蓝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4](P13~14)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增强了社会活力,如何让这一强大的社会力量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这就需要由法治来提供可靠的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法治上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苦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将会失去最根本的依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会落空。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了方向指引和领导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我们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走完了某些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过的发展历程。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前所未有地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关键的一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早日跻身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前面的路仍然很长,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4](P11)。“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基本要求相联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活力之源;全面依法治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政治保证。因此,“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和重要抓手,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四个全面”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结合新的历史环境和特点,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大问题,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发展与环境、发展不可持续等新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力奋斗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沿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脉络,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四个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坚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如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下滑、社会治理失范以及党内腐败等问题,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发展质量、发展动力、发展秩序和发展保证等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升华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四、“四个全面”的思维逻辑

      “四个全面”有着内在的思维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之一,并且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法治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习近平在“四个全面”的阐述中,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表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二者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从严治党标出清晰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5]。这些精辟的论述,清晰地标出了“四个全面”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果把当代中国比作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那么这一列车的前进方向就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列车的火车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车的发动机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列车稳压器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有机联系的、是相互贯通的和内在统一的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动力和保障,共同支撑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前面三个全面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四个全面”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又同步同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具有宏大的全局性、科学的系统性、严密的逻辑性、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有位外国政治家指出,当今世界,最为稀缺的是果断和勇于担当的领导者,而习近平就是这样一位领导者。“四个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追求,彰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谋复兴大业、扬改革风帆、行法治正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也是一次意气风发的豪迈的进军。其视野之开阔、手笔之恢宏,对问题把握之精准、措施之扎实,实乃前乏古人、后启来者。“四个全面”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啃硬骨头、闯难关、涉险滩的勇气和担当,展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为民情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