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095 辛向阳(1965- )，男，山东安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能够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就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与壮大。韩国学者金日坤讲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俘虏收容所里面，西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原理，即私有、营利、自由，依然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价值观基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故事告诉我们，新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为伟大创造精神的进发提供了真正强大的基础。肯尼迪被赫鲁晓夫吓怕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其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没有悬空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维护好、发展好、完善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好。

　　关 键 词：核心价值观；私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一次明确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一概括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实际而提出来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能够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就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与壮大。现在很多人谈核心价值观，基本上不谈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基础到底是什么。离开经济基础谈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会对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理解产生偏差，另一方面难以使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本文通过三个故事来分析所有制与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

　　一、俘虏收容所里的赚钱术：私有制与资本自由

　　第一个故事就是：俘虏收容所里的赚钱术的故事。韩国学者金日坤在198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讲了一个关于俘虏收容所里的赚钱术的故事。他说，他曾经看过一部叫《第十七号俘虏收容所》的电影，这部影片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德军俘虏的美军在俘虏收容所里的真实故事为题材拍摄的。《第十七号俘虏收容所》讲述了由威里亚姆·赫鲁亭扮演的主人公汤姆斯上士如何在俘虏收容所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赚钱的故事。俘虏收容所里没有货币，但汤姆斯上士具有天才般的才能。汤姆斯上士在俘虏收容所中逮了几只老鼠，让它们像赛马一样进行比赛，在让别人观赏的同时赚取别人在俘虏收容所里分到的香烟。此外，他还别出心裁，组装一种特殊的装置来酿酒，用自己酿制的土酒换其他俘虏的香烟。他采用各种办法赚了众人很多香烟，然后用香烟与德军交换其他物品，从而一个人在收容所里过着奢侈的生活。吃饭时，别人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食物，唯独汤姆斯上士一人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诱人的油炸鸡蛋与巧克力等食品。他的皮包里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些东西是属于一个俘虏的!

　　金日坤说：“这样一个电影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俘虏收容所这种极端条件下，也存在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和价值观。汤姆斯上士根据追求利润这一资本规律进行赚钱，当然这里只能是赚取香烟，积累财富。在俘虏收容所里，虽然自由度很有限，但他能够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活用自由。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说是私有财产制度得到严格的保障，虽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别人所没有的食品及其他贵重物品，但皮包的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1]

　　在金日坤看来，即使在俘虏收容所里面，西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原理，即私有、营利、自由，依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为人们所承认，这就是文化和价值观现象。如果中国、韩国或日本的士兵成为俘虏，也被关押在俘虏收容所的话，那么，出现像汤姆斯上士那样的夏洛克式人物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为零；进而言之，即使出现这种人物，恐怕其也无法在俘虏收容所里赚钱，一个人过上奢侈的生活。西欧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资本的自由，谁拥有资本，谁就是自由的。在这里，私有制成为资本自由的强大基础。私有、营利、自由，这三大经济伦理价值正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2]正像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史诗巨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年》一书中所讲的：“在先进国家中，整体形势现在倾向于像日耳曼1869年的商业法规所说的那样：‘那些单纯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雇主与其所雇店员和徒工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契约决定的。’只有市场能支配劳动力的买和卖，就像支配其他东西一样。”[3]霍布斯鲍姆强调，让工人拥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权利，不仅不会威胁到资本家对利润的赚取，反而会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会如此？马克思指出：“一旦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4]在私有制条件下，民主就是资本的民主，平等就是劳动者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平等，公平就是劳动者支配自己劳动力、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劳动力的公平。列宁在1919年6月也曾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5]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只能是资本自由、金钱平等、精英博爱的价值观，其当代表现形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人权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都是为资本获取利益而生的价值观。

　　　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无产阶级政权与核心价值观

　　第二个故事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故事。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最积极的评价就是：作为战争环境下的应急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对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的评价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其实，作者认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俄形成了十分强大的民族精神：蓬勃向上、无私奉献、人民高于一切等精神。正是在这个时期，旧俄罗斯很多陈旧的观念被荡涤了，人民首创精神彻底焕发出来。

　　人民首创精神为什么被焕发出来？因为新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为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提供了真正强大的基础。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天，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三年也是苏俄人民伟大民族精神蓬勃向上的时期。1919年5月10日，联系东线的铁路干线莫斯科—喀山铁路莫斯科调车站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发起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抢修机车。这一次，205个工人用1014个工时，修好了4个机车和16个车厢，装卸了9300普特材料。列宁在总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时说，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6]。也就是说，远大的奋斗目标其实就蕴含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列宁还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7]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苏俄举行了全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这一运动。这是伟大的人类创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精神。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仅有“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而且有1919年的征收党员周活动，征收党员周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期举行的。1919年9月20日至28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全国的征收党员周活动征集了约20万党员，很多人都走上了前线，其中在作战部队入党的就有7万人左右。列宁说：“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8]他还指出，“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9]。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权力的国家，才能真正创造这样的人间奇迹。

　　在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只有坚持好这一国体，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使人民群众自觉地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一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国家。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10]我们实行的应当是实质上的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建立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创造、共同享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就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一五”计划期间，鞍钢在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两革一化”活动不断深入，年平均提合理化建议19246件，创造价值939.5万元。实践证明了鞍钢探索的管理经验和群众性的“两革一化”活动的正确性。1960年3月中旬，中共鞍山市委以鞍钢的“两革一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将鞍钢的报告总结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托马斯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坚持的公有制和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11]。

　　三、人间正道公有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基础

　　第三个故事就是：肯尼迪被赫鲁晓夫吓怕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曾对一些西方外交官说：“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历史在我们这边。我们将埋葬你们。”他进一步解释说，他指的不是核战争，而是共产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由历史决定的。1961年，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可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他强调，10年之内苏联人民将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20年之内，苏联“将上升到一个高度，相形之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远远落在后面”[12]。当时有很多人都对赫鲁晓夫的话信以为真，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美国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大战略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冷战》一书中说：“比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召开的维也纳高峰会议上碰到赫鲁晓夫时，就被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自信震住了。肯尼迪承认说，‘他把我吓得不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来伦不久以后说，肯尼迪‘显得很惊恐，就像有人在拿破仑处于权力巅峰时见到他所表现的战战兢兢那样’。”[13]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为什么如此自信？那是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制度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一制度不但推动了苏联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而且推动了苏联的科学技术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时间上午9时零7分，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场起航，在最大高度为301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历时1小时48分钟，于上午10时55分安全返回地球，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这次飞行震惊了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后来尽管苏联经济体制走向僵化，但其制度优势还是不容否定的。1991年11月，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一个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个观点：“苏联对西方来讲是一个威胁，我指的不是军事威胁，我们国家的军事准备很充分，是经济上的威胁，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再加上它的物质激励，其GDP总量会很大。还有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科技资源，其人均GDP也在不断增长，苏联完全有可能把我们从世界市场上挤出去。所以我们采取一系列行动，给它的经济制造困难。”为什么社会主义会有意识形态自信？作者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真正能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经济制度，是能够在连续创造中发展的制度。

　　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其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没有悬空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上的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它服务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理解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是要维护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者理解的自由、民主等是要推进私有化，实现资本的自由。后者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一个多媒体网络剧叫《我们走在大路上》，其中第七幕有这样一段台词：“哈，哈，哈——哈维尔!哈耶克!哈贝马斯!回归英美主流，还用迂回吗？人间正道私有化，可以直行了!”这实际上是为搞私有化而做的意识形态铺垫，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第一个“哈”就是哈维尔。哈维尔在当选为捷克总统后的1990年的新年献词中攻击社会主义：“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大和褊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形、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使其沦为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捷克在1993年独立后的经济状况是否真正改善了呢？2014年9月，捷克科菲迪斯信贷公司发布的调查显示，七成捷克人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第二个“哈”就是哈耶克。哈耶克认为，私有财产是扩展秩序形成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体才可能拥有对各种生产工具的支配权和对目标选择的自由权，这样才可能形成扩展秩序；如果按社会主义所构想的，不允许私有财产存在，那么，扩展秩序就无法存在，从而导致社会文明的倒退甚至毁灭。

　　除了否定公有制的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把阶级斗争与计划经济体制等同起来、认为计划经济必然产生“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同政治和阶级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搞计划经济只能提倡‘政治挂帅’和‘抓革命促生产’，否则，计划经济是坚持不下去的。”这种观点还认为：“为什么苏联会发生‘大清洗’，而中国也雷同地发生了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笔者认为，其中深层次问题之一，是中国和苏联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同阶级斗争扩大化密不可分，前者与后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连通器。内在的机制和逻辑，把它们二者勾连起来。”[14]实际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清洗”“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与计划经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形成了很多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如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等价值观念。虽然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但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在我们社会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公有制的发展、完善和进一步壮大。只有有强大的公有制，才能有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于1866年8月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中说道：“我们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能实际证明：现在这种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制造贫困的残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15]马克思接着讲：“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实现。”[16]这里，马克思讲得十分清楚，合作的自由劳动、平等的共和制度的建立取决于两点，即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和建立公有制。这也就是说，只有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和建立公有制，才能有自由劳动、平等的共和制度，才能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正因如此，在1880年5月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中，马克思明确写道，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维护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要发展好社会主义公有制。

　　参考文献：

　　[1][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3][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5.

　　[5]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1.

　　[6][7][8][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13、53、55.

　　[10]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11]刘青山.“鞍钢宪法”始末[J].国企，2011，(7)：122～125.

　　[12][13][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9、99～100.

　　[14]马龙闪.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J].探索与争鸣，2015，(2)：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