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而历史研究则提供了丰富的史实；（2）任何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要经受逻辑和现实的检验，还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历史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材料来源，也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基础，经济学理论也在持续的历史检验和学说交锋中得以发展、成熟。从学术史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家都是经济思想史专家，都非常看重历史和思想史对理论研究的意义，如斯密、穆勒、马克思、凡勃伦、熊彼特、阿玛蒂亚·森等。

　　然而，当今经济学界却存在一种怪现象：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位置被严重边缘化，大多数经济院校越来越不重视两者的教学，越来越不重视这两个专业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完全不开设这两门课程，取消了这两个专业。事实上，按照中国经济学科的分类，在一级的理论经济学之下，就有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作为有限的二级学科。但试问：目前还有多少经济院校设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专业？还有多少经济学人真正在从事有关研究？还有几个院校重点开设这两门课程？毋庸置疑，曾作为经济学教育必修课的这两个二级学科已经被归入“选修”的偏僻角落甚至已经被关闭，乃至从教室中消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不正常的学术取向呢？这里选择十个角度作一剖析。

　　一、错误认知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

　　对待前人思想有两种流行态度：（1）相对主义，它把过去每个理论都看做是或多或少对当时状况的忠实反映，从而在它所处的背景下具有合理性；（2）绝对主义，它把眼光牢牢地放在主体的心智发展上，把理论看成从错误到真理的稳步前进过程。显然，主流经济学界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学的硬科学，从而带有明显的绝对主义特性，以更好或更坏的术语给不同时代的理论排序，本质上把过去的理论视为“死人的错误观点”。所以，经济学界一直有一种潜意识：一个理论一旦为更进步的理论所取代，再去探讨旧理论就毫无意义了。相应地，经济学界的研究氛围就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应主要把时间用来探讨更进步的理论以及更准确地检验理论的方法。有学者就宣称，“谁有闲情去管已故的经济学家那些错误的看法”。鲍尔丁则提出了“萨缪尔森以后谁还需要亚当·斯密”的问题。

　　二、“经院哲学”式教学方式盛行

　　自从知识创造学院化、教学方式制度化以来，课堂上讲授的就主要限于流行的理论和思维，传授一种形式化的写作格式，乃至真正有思想的学者被边缘化。高校最青睐的，是那些满嘴概念、术语的教师。相应地，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就存在两大弊端：（1）极少有人告知经济学初学者这门科学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相反，大多数教科书都只是以今日经济学为何物的简单描述开篇，使读者想当然地以为经济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如此；（2）重传授而轻思辨，将历时性知识放在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下，抽去了理论的人文性和主观性，忽视理论的传承性和历史性，而留下一堆没有血肉的技术性骨架。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高校教师都倾向于机械复述教材中早已僵化的知识，并以贩卖这种知识的“教书匠”而傲然，故步自封于复述一般传统概念，从而很难催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正是在这种教学体制下，接受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子根本无法全面认识经济学的学科特性、理论体系以及流行谬误。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存在偏见

　　为追求所谓的科学化和客观化，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和形式逻辑，从而走上数理化和技术化的道路，乃至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学化和形式化，日益深陷到逻辑学的窠臼之中。显然，按照数理逻辑的要求，经济思想史在许多地方就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与今天毫不相干的，乃至被视为是一门具有陈旧假定的学科。正是基于数理逻辑，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把一个学说或研究传统在时间上的发展视为与其合理可接受性绝对无关。因此，经济学研究就与社会环境及思想史日益脱节，乃至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就写道：“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一篇数学文章可以主要按其自己的方式进行评价。这样，经济思想史甚至经济史，大量地从这门学科中消失了。形式主义甚至能够在贫瘠的哲学和方法论文化氛围中繁荣昌盛。”

　　　　四、对知识的错误认知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知识的分立，一个极大的误解在学术界盛行开来：“专”即是“深”，而“通”则意味着“泛”。结果，知识渊博者现在反而被讥为博而不精，只懂得数学工具的人却被尊为专家；相应地，那些擅长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的经济学人就得到推崇，数理文章的价值也被过度夸大。尤其是，随着独立的经济学院与经济学位的设立，经济学人越来越多地来自理工科领域，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就越拉越大，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也越来越狭隘。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说：“在最近40年里，新古典体系经历了大幅度的修正和细化的过程。实际上，由于这一过程高度专业化和多样化，在细节上过于繁琐，以至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认为，自己了解的知识能够多于总体知识的极小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体系正是依靠它所支撑的这种精密化的知识结果才得以生存，这也使它自身的发展走到了尽头。”

　　五、维护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取消首先源于美国名牌大学，尤其是那些采用同质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材的所谓“常青藤大学”。原因是，经济思想史提供了各种竞争性思想，从而会激发学生对新古典教条的评判。为此，由新古典主义者控制的院校就采取刻意的断尾行为，迫使思想史上一些非正统学派原创性的思想处于未发展状态，从而树立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因此，“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也正是因为它们刻意维护那种“主流”。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一些名牌的经济院校几乎为接受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海归经济学人所掌控。他们不仅极力宣扬经济学的模型构造而贬斥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价值，而且还以课程改革和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大幅度裁删这方面的课程。譬如，有著名海归经济学人就告诫学生说：现在的学子再去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已经成为落伍的标识。问题是，离开思想史的经济学还坚实吗？

　　六、院系推崇诱导性课程设计

　　历史的缺失在海归经济学人主政的经济高校尤其明显，其重要因素就在于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新政”：只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主流课程被列为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而其他课程则改为选修课甚至被删去；在课程选择上取消专业课程之分，对不同专业也不作任何选课要求或指导，一切都让学生自由选择，美其名曰扩大学生的自由。结果，在功利主义的学风以及其他诱导下，经济学子的选择往往走上两个极端：（1）热衷金融、财务、管理之类的实务课程，以为这些知识有助于找到工作或者赚钱；（2）崇尚建模、计量方面的所谓的数理课程，以为这些工具有助于经济学文章的发表。这样，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就通过市场选择而被自然淘汰了。问题是，学生具有足够的学说鉴别力吗？心理学家施瓦茨就说，现代大学成了购物中心，刚开学的几周内，学生可以“使用”这些商品；“但是这种自由也会付出代价，如今学生被要求自己选择课程。而这个决定会影响一生。他们被迫在还没有能力作出明智决定的学业发展阶段，就要独立选择自己要接受的教育”。

　　七、扭曲性激励制度受青睐

　　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都是数学和理工科出身的，他们在海外获得文凭以及后来的立足都是凭借数理功底。因此，当他们回国掌握主导权后就根据自身优势和偏好夸大数学课程的重要性，并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来迫使青年学子选择这样的课程。例如，数理方法、时间序列分析之类的数学课程，本来学生一般不会自动选修；为此，这些海归当政者就会制定一系列规章来激励或强迫学生选择这类课程，如与奖学金、保送资格挂钩等。有经济学院就规定，只有在《经济研究》之类刊物上发表足够论文才能获得职称的晋升，而这些刊物几乎不会刊发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等以思辨逻辑为主的文字性文章。正是通过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制度筛选，经济学专业课程就集中在“三高”的教学以及其他一些如最优化等数学工具的训练上；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法论等注重思想性、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课程几乎完全被舍弃，因为这些知识似乎无助于在当今经济学刊物尤其是国人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

　　八、名牌大学提供错误示范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国内的衰落首先出现在名牌大学和知名学院，然后再传染到它们培养的学生所主导的院校，最后形成整个经济学界的取向。这就如现代经济学的“教主”或“泰斗”们通过奖项控制、教材编写、学生输送以及舆论宣传而将自己的学术取向、研究领域及分析范式扩散到整个经济学界，从而形成类似于种姓制度的等级结构。这些名牌院校之所以竭尽所能地追求与国际接轨，刻意模仿主流学术以及推崇在海外发表论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章“档次”的比较来维持和巩固其优势地位。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又在于秉承了历史留下的声誉品牌和国家给予的雄厚财力，从而具有更大能力来吸引海归经济学人，拥有更大财力来激励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正是通过对新规则的设立和控制，这些名牌院校就可以进一步拉开与其他院校的差距。相反，如果仅比较思想洞见和理论创新，就很难凸显这些名牌大学的优势，甚至反而会彰显其败落之势。

　　九、功利学风影响经济学界

　　20世纪70年代以降，市场意识的膨胀和终身制的流行，导致经济学研究日益实用化和庸俗化，并引发功利主义的勃兴，在经济学界滋生出强盛的主流化效应。现代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同时，在庸俗的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就成为主流，那些对现实制度和新古典范式持批判态度的，则被贬为非主流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既然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大多数人所信奉，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范式值得仿效，从而形成新古典范式拜物教。受这种“名牌”和“主流”意识主导，一些经济院校就将英文一流刊物上的文章定位为职称晋升的标准，而这些刊物几乎都是遵循新古典范式，它有利于遵循新古典范式的青年经济学子的成长，却必然会排斥或扼杀其他思想创见的生成。

　　十、经济史研究缺乏理论性

　　经济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史学而非经济学中发展而来。因此，目前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人，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无法将历史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难以通过历史研究将经济理论与具体社会背景和实践结合起来，并由此审视流行的经济理论，进而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就强调，“经济史的作用不是重写历史。它应该分辨特定的历史经济环境，以达到拓展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知识的目的”。但是，当前的经济史研究却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考证训诂，一是计量实证。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将经济史研究蜕化为一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或者对历史实践的创新解释。正因为经济史研究往往缺乏理论性，而遭到了主流经济学以及学子们的轻视和否定，乃至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专业中越来越无足轻重。

　　总之，正是上述十大因素的相互强化，历史和学术史在当前的经济学界近乎消失了，经济学也进入“不思不想”的时代。我们可以看一段霍奇逊的观察：目前“能够包容杰文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种广博而现实的观点的经济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例如，到英国的剑桥和曼彻斯特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经济系参观，可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数学的严谨，而不是其是否恰当和符合现实。数学家控制了招生、课程安排、教师的招聘与晋升，以及最著名杂志所发表文章的把关等。他们把持着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任命主席、分配资源、评估国家的或机构的研究基金的申请。他们贬低非数学家和对核心假设持不同意见的质疑者。”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功利和庸俗现状，欧美很多有识之士都有清晰的认识，并寻求积极的改进路向。例如华威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斯基德尔斯基就提出，学生不应仅凭经济学或数学的学习就获得学位，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都应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应该接受的必要训练，而不是把它们作为选修课，每门课都应被加以不同的权重系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