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构可融合自身价值内核的国际规范的能力，因此应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规范并纠偏目前的国际规范，从而逐步打破西方主导的关于国家行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

　　2015年12月初，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领域。可以说这一计划的出台将会有力地推动中非关系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西方政界、学界、新闻界认为中国开展对非合作与援助充满着“新殖民主义”色彩的陈词滥调又开始沉渣泛起，虽说是老调重弹炒冷饭，但对于中国而言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话语通过反复强调与灌输往往能够改变受众观念，从而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将中国在非活动评价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我们应提高警惕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新殖民主义论”的话语霸权本质

　　话语权是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当这种影响力上升到一定高度，以至于最终成为主流并排斥了其他话语的影响，就会演化为话语霸权。话语霸权的实现路径往往是权势集团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同时使隐含自身价值的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大众中去，使普通大众逐步丧失自我意识而不自觉地接受，从而将一种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认同。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后发新兴国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且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援助体系，但西方国家依然掌控着各类关于发展和援助的话语霸权，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相较于新兴大国的实力优势依然存在，这是话语霸权依然掌握在西方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以及优越感，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其次，从技术角度而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媒体业在西方国家已非常成熟，西方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通讯社、报纸、电视台等。其领先的科学技术使得其传播手段也非常多元与先进。再次，从话语传播媒介的角度而言，伴随着全球贸易与国际交往的深化，英语已成为具有绝对强势地位的世界通用语言，这也可以大大强化西方的话语霸权。最后，从主观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异常重视对话语（霸）权的塑造，原因在于他们很早即意识到“话语即权力”。在这方面，福柯还从学理上做了一番阐释，认为“权力干涉、控制、影响着话语，话语是权力控制语言的产物，运行权力的机制需要话语支撑，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

　　而借由上述条件，当西方国家用一套福柯语境中“运行载体”理论为其在非洲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存在甚或唯一存在做正当性辩护和话语支撑，同时将这套理论用作排斥一切竞争对手的“舆论武器”时，则一种西方的话语霸权就在悄然形成。如若西方炮制的关于中国对非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在非洲广泛流播并被接纳的话，则意味着中国话语被消解的同时，夹带私货目的的西方话语霸权在非洲的垄断和泛滥。

　　“新殖民主义论”话语霸权的构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议题设置”和“框架构建”这两个环节，不断生产、传播、扩散己方话语，由此改变了一部分非洲人的“中国观”，使中国的对非“新殖民主义论”有了市场。

　　首先，通过强大媒体业来“设置议题”。媒介话语是预先按照权力主体的要求和意志设计出来的。权力主体利用媒介把民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诱导民众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媒介话语所关注的问题，并按照媒介的价值排序来安排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就会逐渐在民众的脑海中形成话语符号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据2012年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合作完成的《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形象评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媒体在非洲公众中的影响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非洲民众通过本土媒体（第一渠道）和西方媒体（第二渠道）来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但事实上，大部分非洲本土媒体由于采集信息能力有限，再加之与西方媒体集团历史上存在着的紧密合作，导致了其深受西方舆论影响。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媒体充分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设置议题，有选择性地报道中国对非投资的负面新闻，时常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漠视人权”、“助长专制腐败”等主题抓人眼球，并将这类热点问题与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国家偏好的议题挂钩，引导民众不再关注中国投资的正面影响和非洲自身真正需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淡化对非洲独特属性的关注。

　　其次，通过学术霸权来进行“框架构建”。所谓“框架构建”即在完成“议题设置”后，对原有事实进行“意义再生产”，也就是解构“他者”文化语境中的各种事实，进而再生产出符合话语主体价值立场的意义。这一工作主要由包括智库在内的西方学术界来完成，西方智库不仅主导着西方世界的涉华话语源头，还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非洲本土的智库、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控制着非洲涉华话语，西方学术界的话语往往会引导国际学术的关注点，其核心观点往往成为学界主流，其他国家的学术圈不是亦步亦趋地盲从，就是自说自话式地发表歧见。

　　西方国家正是凭借着这两个环节完成了话语霸权的生产与运行过程，完成了对“他者”的丑化与“我者”的美化。而在这两个环节中，权力与话语相互生成，相互强化，西方首先利用其媒介与学术界生产出“新殖民主义论”，这种论调改造了一部分非洲人的“中国观”，再通过中国对非投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丑化中国的形象，从而强化了西方的对非舆论控制权。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形象在许多非洲人的眼中就变得异常歪曲偏狭。2014年南非职业道德研究曾发布了一项针对在非中国企业的形象调查，参与调查者是来自15个非洲国家中常年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关系的经理人。报告分别就在非中企的声誉、产品和服务质量、社会经济责任、对环保的重视以及雇佣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非洲人眼中，当地的中国企业呈现全方位的负面形象。西方国家乐见该种情况的发生，因为这显示出其涉华舆论中掌握话语霸权的效果。

　　中国的破局之道

　　针对由西方话语霸权造成的在非负面形象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中国有必要改变目前在话语权上的被动局面，改善在非洲民众中的形象，从而为中非合作营造持久良好的舆论环境。

　　首先，当务之急是解决客观存在的问题。针对部分中国企业在非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环保意识薄弱、劳资纠纷、轻视当地文化习俗以及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等四类主要问题，应在坚持中国对非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规范中国企业在非经营行为。

　　其次，要与西方国家竞争在非话语权。针对西方构建话语权的套路，一方面，也可积极参与“议题设置”。通过制定传媒事业长期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公司，并针对非洲民众的特点偏好，提供有针对性的媒体产品，提高传播内容的吸引力。加强与当地媒体的合作，为他们在节目制作、节目来源、技术引进和员工培训方面提供更多投资与援助，扩大中国媒体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且主动邀请当地媒体人员参与到中国援非的具体项目中，增大透明度，减少毫无根据的猜测与怀疑。帮助非洲本土媒体加强驻华分部的建设，主动为他们提供新闻稿件与获取相关信息的途径。并让他们融入中国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特色的发展模式，淡化对西方所设定的民主、自由、人权议题的一味关注。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学术和文化交流，做好“框架构建”。针对西方的歪曲，中国的学术界首先要对西方话语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构建牢固而又正面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进而通过提供经费资助扶持非洲的各类学术机构、民间智库，影响当地的舆论生态。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鼓励更多民间智库、非政府组织与非洲国家开展学术文化交流。

　　最后，要从根本上参与到国际规范的建构中来。国际规范本质上是国家行为和国际交往的道德准则，即规定了哪些行为具有国际合法性。目前的国际规范仍由西方世界制定和主导。在这种国际规范评判体系下，中国的国家行为和对外交往很难具有国际合法性，但随着中国及其他新型市场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构可融合自身价值内核的国际规范的能力，因此应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规范并纠偏目前的国际规范，从而逐步打破西方主导的关于国家行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目前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后者更有认同感，因此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国应抓住战略机遇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建构起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意愿和评价标准的国际规范，使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论调彻底破产。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