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庆祥

　　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三次大思想时代，又是因为喷涌的大思想，成就了三次文化大繁荣，进而孕育出改变人类生活的三次工业革命。分析其间规律，皆为思想引领文化，文化繁荣为下一次思想突破奠定基础，提供母体或温床。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

　　第一次大思想时代是公元前的“轴心时代”，第二次大思想时代是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第三次大思想时代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直到当下继续发展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就是说，因为有了一代代思想家们的大思想，人类文明实现不断跃升，进而有了享用不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盛宴。

　　我们常讲民族差异，差异在不同民族有不同性格，而不同民族性格生成于不同的文化，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差异？在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开启者。换言之，是不同的大思想家以不同的思想开启文化道路，包括特有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行为习惯等。

　　开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使中西分野。中国的孔孟老庄开启中华文化，由于孔孟的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主流和主导，而造就出今天的民族文化个性，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为强悟性，重归纳；而开启西方文明的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塑造了西方的文化性格，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强逻辑，重演绎等。

　　既然我们知道了人类三次思想繁荣期中国只参与了第一次，也知道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创造，中华民族要再造辉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推动一次思想创造和文化繁荣运动。这就需要呼唤一批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以他们创造的能够光耀世界的大思想，把中华民族托举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或前进的引路者的境界。

　　公方彬教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大思想》、《大战略》，我先翻阅了《大思想》。公方彬教授的文论以独立思想见长，不断提出一些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命题，给人以思想启发的同时，彰显思想者的理论勇气。比如，《大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是“新政治观”，因为涉及到党的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文章发表时即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包括该著作中的另两大命题“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建构”，也都因重大和独到研究，而取得不斐成绩。

　　我和方彬教授有很多年的思想交流，其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原本就是我们共同关注的，比如爱国主义是我们的精神力量之源，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内含外延都不同以往。在政治制度对抗时代，爱国的特征和表现形式生动而又鲜明，当欧洲一体化将国界“消灭”，一次公投即分割国家，双重国籍被许多国家接受，尤其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大改变人们的国家认知，注定爱国主义必须作出新的解读和诠释。正是这样的原因，像《大思想》中提出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自然引起读者共鸣。

　　公教授的《大思想》以新政治观、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建构形成了内在的思想体系，其着力点在于探寻民族跃升的路径和突破口。《大战略》则是将大思想中的理论构想融入国家战略设计，其中“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都是战略层面的设计，其核心和主线，仍然是“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及其在内政外交中的具体体现。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大国崛起的规律，必然是化解当下世界矛盾与冲突的出路。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所谓：新崛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时，必然进行遏制，战争不可避免。看一下二战以来，包括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世界仍然不太平，恐怖笼罩欧洲和美国，运筹如幽灵游荡于西亚北非国家。追根寻源，就是世界没有找到避免文化、宗教冲突的路径。

　　逻辑推理，只要世界能够“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真正成为“命运共同体”，就会走到“开创文明”的道路上来，因文化和宗教差异造成的误解就会减少，冲突就会化解以致消失。问题是文化的创新是需要思想来引领，在政治决定一切的中国，只有实现政治观的突破，才能找到自我超越的路径和突破口，由此支撑中国崛起于世界，引领世界文明的前进。这也是《大思想》、《大战略》的着力点所在，是思想理论创新所在，自然，也是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公方彬教授被《人民论坛》评为我国“十大思想人物”之一，他因有思想而影响学术界。

　　公教授说，他的下一本著作是《大智慧》，核心还在于政治问题，尤其是围绕“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讨论党的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大国道路，这是他探寻新路径的逻辑起点，我们期待着他的新著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