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领袖联盟成员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以前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建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重申了这一观点。由此可以看出，过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大提升，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落差仍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的美好需求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科学政治判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入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要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

　　可见，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到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是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遥相呼应的。

　　如何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判断，准确反映了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代表了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而“不平衡不充分”则是对供给结构方面所存在问题的高度概括。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主要表现为中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端产品供给相对不足，传统产业困难重重，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集体遭遇瓶颈，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是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战略部署，是解决我国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科学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解决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端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紧紧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要在淘汰落后产能、做好减量的同时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促进产业产品转型升级。当前，要抓住居民消费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重大机遇，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要根据“三去一降一补”的要求，减少低效益、低质量的重复投资，增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新经济方面的投资，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基础教育等方面投资的比重，提高投资的整体效益。

　　二是提高产品质量。既要扩大容量，着力培育消费热点、提升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物流、用工等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又要提高质量，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领域，推动建立从设计、生产、检验到售后服务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民族品牌和能够与全球竞争的驰名商标、领军企业。

　　三是加快动能转换。以前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要素驱动，经济新常态下，要靠创新驱动、改革驱动。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知识、信息、文化娱乐等不充分领域得到总量提升，让民生、教育、医疗、环保等不平衡领域实现结构优化，进而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美好生活需要”是体现崇高理想信念、积极健康向上的具有更高品质的生活需要，绝不是“拜金式”“挥霍式”的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会一蹴而就，必须经过努力才能获得。　（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人：张长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