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代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

　　作者简介:邰丽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17年第20179期 第62-66页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大多涉及人物、主要观点或流派的简要评介,关于研究特点、主要局限与发展趋势等总括性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纵观150年来西方社会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整体性否定”、“沟通与融合”及“超越式改造”等三种倾向混杂共存、交互影响、彼此制约;西方学者在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存在着研究立场虚假中立、理论结论颠覆性强、研究方法多元冲突等局限;关注西方社会《资本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有助于我们拓宽《资本论》研究视域,创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掌握《资本论》研究的话语体系,融入国际社会《资本论》研究的主流。

　　关 键 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研究/基本趋向/主要局限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市教委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0问”系列重大课题[JGWZTWT201615]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至今150年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及其理论学说在西方世界几经沉浮,偏见和争议不断,低谷与高潮交替出现。西方社会有关《资本论》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观点和流派。相较之下,我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资本论》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缺失,与国外学界沟通与交流不足,中西方相互隔绝的状态持续时间较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思想文化领域持续开放,西方社会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开始引起我国理论界的关注。但是,国内学者对西方社会《资本论》的追踪研究呈现分散化、碎片式、个体性的特点,对从事研究的具体人物、理论观点或学说流派的评介性著述较多;而有关国外《资本论》研究的特点、趋势、问题与不足等总括性研究相对薄弱。部分国内学者从时间维度出发,分别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东剧变以及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特殊历史节点为背景,将《资本论》第一卷问世至今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史划分为不同阶段,并试图归纳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不同特点。①“分期论”是从总体上关注国外《资本论》研究最新动态的有益尝试。但是,这一研究仍然不能全面、准确、客观和动态地反映当代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和预测西方社会《资本论》研究的总体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

　　笔者试图从总体上概括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新特点与新动态,进而提出了“趋向论”的观点,即将西方学者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资本论》研究进程,概括为“整体性否定”、“沟通与融合”和“超越式改造”三个主要趋向。所谓“整体性否定”,是西方学者就《资本论》的理论基础、逻辑结构和理论结论而言,有关《资本论》过时论、对立论、错误论等观点都属于这一范畴;所谓“沟通与融合”,是指一些西方学者分别从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或理论观点入手,一方面将《资本论》与主流经济学进行“沟通与融合”,另一方面“沟通与融合”马克思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所谓“超越式改造”,主要指西方学者通过“改造”《资本论》的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以期达到所谓“超越”《资本论》的目标和宗旨。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方学者有关《资本论》研究的上述三种趋向呈现混杂共存、交相影响的态势,不存在相互对立或彼此排斥的关系。当“整体性否定”的趋向占据主要地位时,为《资本论》辩护的声音仍然强烈;当“沟通与融合”的趋向明显时,所谓《资本论》过时论、无用论、错误论等整体性否定的研究也并未绝迹;当“超越式改造”成为《资本论》研究的新潮流时,仍然有些西方学者坚持不懈地对《资本论》进行“整体性否定”或者“沟通与融合”的努力。

　　纵观150年来《资本论》在西方社会研究和传播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资本论》及其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论作为社会思潮,抑或理论体系,还是社会问题改革方案,或是所谓意识形态工具,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均不容小觑。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资本论》必将日益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密切追踪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入解读和不断挖掘《资本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拓宽《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丰富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但是,在充分肯定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最新进展的同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局限,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150年来,围绕着对《资本论》的“肯定与坚持”、“批判与否定”、“沟通与融合”以及“改造与超越”等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持久的对话,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西方社会有关《资本论》的研究,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国内学界的《资本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着《资本论》的“研究视域与话语”、“研究主题与内容”、“研究体系与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传播。但是,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在研究立场、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与局限,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

　　第一,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立场虚假中立。

　　《资本论》诞生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持赞同态度或者反对意见,大多数西方研究者或来自于不同的党派,或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共性之处是阶级立场坚定,理论观点的意识形态色彩鲜明。针对当时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一系列现实矛盾,这些西方人士即使理论观点或解决方案相互冲突或彼此对立,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亦始终如一。如恩格斯作为马克思忠诚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为《资本论》的编辑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穷尽一生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莫里斯·多布、路易斯·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的问题上也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的反对者,庞巴维克曾担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凯恩斯出任过财政大臣,哈耶克有政府机构任职的经历,并曾具有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的官方身份和理论偏好,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样丝毫不动摇。他们对《资本论》的彻底否定,同时凸显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异己的典型特点。

　　20世纪30年代后,《资本论》研究者中的官方或政党人员开始减少,大学教授逐渐增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化现象日益明显。这一趋势在20世纪40至50年代、苏东剧变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均有所加强。研究者个人身份和经历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的研究立场也在发生着改变。他们的研究视域和研究立场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当下西方社会《资本论》研究中出现的“去经济学化”②现象,即主要从哲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专业的视角解读《资本论》,淡化了马克思理论中所蕴含的阶级特征和意识形态色彩,是西方学者追求研究立场中立性的突出表现。如近年有西方学者明确提出,《资本论》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包含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选择,就是应采取中间性的研究立场,“即介于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认为矛盾已经被永远消除、资本主义从而可永远延续下去的马克思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立场”[1](pp.19-20)。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阿格尔认为,只有从中间性的研究立场出发,《资本论》才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西方社会关于《资本论》研究立场的颠覆性转变,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刻意回避,一方面,说明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只是一种非政治意义的运动”,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批判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批判却没有任何方向”;[2]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宣称的去意识形态化和价值中立,本身就代表了西方的立场,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自觉的流露。这是因为,“所谓的中立性研究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的背后,却隐藏着与劳动价值论以及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相对抗、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群众从而实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最终目标”。[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在亚洲、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倡导和推行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正是新自由主义基于所谓中立的研究立场,探索经济学理论普世意义的徒劳之举。

　　第二,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理论观点颠覆性强。

　　当代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成果,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学科门类多,很多文章或著作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生态学和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二是话题范围广,西方学者们对女权主义、生态环境、全球化、落后国家的不发达等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资本论》中寻找相关解释;三是注重政策的时效性,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马克思和《资本论》再次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运用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作用机制及治理措施,并致力于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成为很多西方学者热衷的研究方向。

　　当代西方学者“超越式改造”《资本论》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概念范畴混乱、逻辑结构断裂、理论观点片面、研究结论颠覆等缺陷。比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提出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的观点。③经他们改造后的剩余价值范畴,历史暂时性的内涵丧失殆尽,“经济剩余”成为永恒的话题。其所谓“实际的经济剩余”、“潜在的经济剩余”和“计划经济剩余”的三种划分,说明在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经济剩余同样无可避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及人类社会更替的构想,理论意义丧失殆尽,现实危害层出不穷。又如,加拿大学者迈克尔·A.莱博维奇颠覆性地改造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相对剩余价值,完全可以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获得,二者所获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双方通过阶级斗争的力量博弈。莱博维奇关于相对剩余价值概念的重造,既颠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揭示,同时也背离了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的古典经济学传统。④

　　2000年之后,美国经济学学者迈克尔·佩罗曼、英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等开始反思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他们提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4](p.118)而马克思将原始积累限定为资本主义史前时期的做法非常奇怪,具有简单化和非系统性的嫌疑。大卫·哈维于是提出了原始积累的替代性概念即“剥夺性积累”。[4](p.117)他认为,剥夺性积累的本质是掠夺、诈骗和盗窃,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成为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手段,剥夺性积累的范围可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领域以及生物资源和智力产品范围。事实上,根据大卫·哈维的分析,即使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以掠夺、诈骗和盗窃作为本质特征的剥夺性积累,也属于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马克思论述的原始积累,将最初一段时间的无序和混乱排除之后,14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做法,如对农村居民的驱逐、对流浪人员的打击、对工作时间和工资率的规定以及雇工与雇主违约责任的追究等,无一不是在政府主导和法律框架下运行的结果。因此,大卫·哈维关于剥夺性积累违法犯罪本质的揭示,与马克思从合法性角度论证的资本原始积累相比,是理论的颠覆。

　　第三,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多元冲突。

　　马克思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设想、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前景展望,改变了150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人类的社会制度、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均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相比于一些具体理论或观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作家多次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大力推崇。如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理论可能会有一些缺陷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5](p.185)恩格斯也一再强调马克思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p.406)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上升到“正统”的地位,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7](p.49)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则从探索社会研究新方法的角度,称赞马克思以卓越才智首创的批判性研究方法,一方面有助于“探索社会发展历程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位“权威性的人物”。[8](p.4)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在当代西方《资本论》研究领域内基本达成共识。西方学者承认,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的众多研究方法,“无不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将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而唯物辩证法既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区别于国民经济学和古典哲学思维方法的本质所在,“更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性的表征”。[9]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社会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却大量充斥着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放弃或背离唯物辩证法的现象非常突出。如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约翰·罗默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和剥削、利润率下降、劳动价值论以及经济危机等理论进行数学模型化构建,一方面实现了“通过建立一些特定的模型”来表达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各方面的理解”,[10](p.11)另一方面却以放弃劳动价值论为代价;又如,莱博维奇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社会需要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他们未被满足的社会需要越多,贫困化程度越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越激烈,资本主义被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大。⑤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变迁的逻辑主线,可以用人类需要的首要性替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海尔布隆纳则提出了资本主义“本质”与“逻辑”的分析框架,其中“本质”是指资本主义的根本推动力,即由财富与权利相统一的欲望,这种欲望根源于资本家自我保护的动机,“是最强烈最奔放的本能反应”。[11](p.42)

　　西方学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对人类主观需要、本能或欲望的强调,从人性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但是,西方学者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其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主观分析与客观分析等方法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造成严重困难,导致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之间出现冲突与对立。

　　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持续的时间跨度长,涉及的学科派别广,理论观点各异,热点、难点和焦点频仍,争论、分歧和偏见不断。笔者关于“整体性否定”、“沟通与融合”、“超越式改造”三种趋向的概括,试图从总体上揭示当代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于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分散化、碎片式、个体性研究现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白作用,但是仍不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即时和动态地反映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笔者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角度,提出当今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存在研究立场虚假中立、理论观点颠覆性强、研究方法多元冲突等问题,只是对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主要局限的粗浅归纳,既受笔者学识水平的制约,又存在对国外最新文献资料的搜集、理解和引用不充分等方面的不足。然而,从拓宽研究视域、创新研究方法、融入国际学术主流、掌握话语体系的目标出发,当代西方学者《资本论》的最新研究动态值得持续关注。

　　注释:

　　①参见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魏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陈韶华、郭广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态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严正:《<资本论>在西方经济学界》,《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②参见邰丽华:《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象反思》,《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③参见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④参见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版。

　　⑤参见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版。

　　　原文参考文献:

　　[1][加拿大]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英]戴维·麦克莱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J].段忠桥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3]邰丽华,陈翔云.劳动价值论屡遭非议的深层原因探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4).

　　[4][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胡岳岷,付文军.美、捷、日学者解构《资本论》的方法视野述评[J].经济学家,2016,(12).

　　[10][美]约翰·E.罗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M].汪立鑫,张文瑾,周悦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