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重点推荐稿件两篇

　　【当代政治】

　　反腐败机构的模式比较及其启示∗

　　吕永祥　王立峰

　　摘　要：成立监察委员会是应对腐败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制度设计直接

　　影响腐败治理的成效。反腐败机构有单一机构模式和多机构模式两种主要类型。保障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专业

　　性、充分性和廉洁性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共同经验。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模式，我国可以从

　　增强监察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化程度、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和健全针

　　对监察委员会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推动监察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

　　关键词：监察委员会；反腐败机构；单一机构模式；多机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０６－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８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研究”（１７ＪＺＤ００３）；

　　吉林大学廉政智库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猎狐’行动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２０１７ＬＺＺＫＹ００６）；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项目“国际刑法的范式研究”（２０１５ＺＺ０３０）。

　　作者简介：吕永祥，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王立峰，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廉政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式启动。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３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举行新任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法宣誓仪式。至此，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产生。①成立监察委员会是应对腐败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

　　新，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腐败治理的成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处于深入推进阶段，需要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经验。本文探析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模式，通过对有效的反腐败机构和无效的反腐败机构的比较分

　　析，归纳廉洁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的特点和实践成效，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监察委员会制度提供借鉴。

　　一、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模式分析

　　腐败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一大难题。针对传统权力机关存在的腐败问题及其在腐败治理中的不足，成立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通行做法。“反腐败机构是一系列具有常设性质的公共机构的统称，它的使命在于通过采取预防性的和惩罚性的措施来打击腐败，减少腐败机会的产生。”②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存在差异，但它们通常都承担下述职能中的至少一种：“首先，调查和处置职能。反腐败机构负责调查腐败案件、收集相关证据和线索，在对

　　腐败主体作出惩罚后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其次，预防腐败职能。反腐败机构为权力机关提供改革其权力结构和工作程序的建议，以减少腐败机会的产生。最后，提高关于腐败的公共认知的职能。反腐败机构通过媒体宣传和公众教育等途径，宣传腐败的危害，普及反腐败的知识。”③

　　１．反腐败机构的两种主要模式

　　由于国情、区情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往往有不同的名称、组织形式甚至种类。④柯受田（ＪｏｎＳ．Ｔ．Ｑｕａｈ）根据执行反腐败立法之机构的数量，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腐败控制模式划分为“没有反腐败机构负责执行反腐败立法、由多个反腐败机构联合执行反腐败立法和由一个综合性的反腐败机构统一执行反腐败立法三种类型”⑤。这是根据反腐败机构的数量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模式的初步分类。基于此，帕特里克·马尔（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ｅａｇｈｅｒ）根据反腐败机构的数量和职能、反腐败机构与原有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将反腐败机构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单一机构模式，即在传统的权力机关之外建立一个独立、强大、集中、统一的反腐败机构，由其全面承担教育、预防、调查等反腐败职能；二是多机构模式，即在保留原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反腐败能力的同时，成立新的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两者分别承担一定的反腐败职能，反腐败行动的有效性依赖于两者的协调和配合。⑥从世界范围来看，单一机构模式以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中

　　国香港廉政公署和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为典型代表，多机构模式以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和英国监察专员公署为典型代表。单一机构模式和多机构模式的共同点在于：都以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反腐败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目标，以承担一定反腐败职能的权力机关为载体，都属于应对腐败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二者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的作用来看，单一机构模式中虽然参与腐败治理的机构并非只有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司法机关和行政审计机关也承担一定的反腐败职能，但在反腐败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只是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而在多机构模式中，成立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主要是为了弥补原有权力机关在腐败治理中的不足，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和承担特定反腐败职能的原有权力机关之间是分工协作的关系，并不存在具有领导权威的单一反腐败机构。其二，从反腐败机构所掌握的资源、承担的职能来看，在单一机构模式中，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通常有较大的组织规模和相对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承担较为全面的预防、调查、处置等反腐败职能；而在多机构模式中，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分别承担一部分反腐败职能，因此，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的组织规模及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相对有限、分散。

　　２．单一机构模式和多机构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

　　不同的反腐败机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反腐败机构的制度设计应该与其所处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条件相适应。

　　从多机构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常出现腐败丑闻时，有关权力机关在腐败治理中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这时需要成立新的反腐败机构来应对腐败问题。由于民众对承担特定反腐败职能的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原有权力机关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仍然支持它们在腐败治理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因此，新成立的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以提升腐败治理的效能为目标，主要扮演弥补原有权力机关在腐败治理中的缺陷和漏洞的角色。在实行分权制衡的西方国家，“由于决策制定

　　者担心成立一个新的集权的反腐败机构会产生滥用权力、侵害个人自由和对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造成危害等消极后果”⑦，所以在弥补腐败治理体系的缺陷时，通常采取在保留原有权力机关反腐败职能的同时成立新的反腐败机构的做法。多机构模式主要流行于西方国家以及受其影响较大的英联邦国家。

　　１９７８年，为了消解“水门事件”的影响，弥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反腐败中的缺陷，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政府伦理办公室这一新的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政府伦理办公室主要承担防止行政部门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加强官员伦理建设等反腐败职能，在反腐败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的预算管理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司法机关的警察部门等机构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共同嵌入分权制衡的政治格局之中。

　　从单一机构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权力机关严重腐败，民众对其反腐败意愿和能力彻底失去信心时，决策者为了维持政治稳定性和政权合法性，通常采取在原有权力机关之外成立一个集中统一、独立强大的反腐败机构的做

　　法，以应对腐败问题。由于强调反腐败机构具有集中统一的权力和充足的资源，因此，单一机构模式通常产生于强调执政党和政权的政治权威以及集中资源处理棘手问题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威权政体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较为常见，以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为典型代表。新加坡独立之前是英属殖民地，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初期的腐败程度很高，作为反腐败机构的警察机关也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为应对腐败问题，新加坡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成立了贪污调查局，该机关独立于警察机关之外，直接对总统负责，经总统的许可调查所有腐败案件。“贪污调查局比较全面地承担受理和调查关于腐败行为的指控、调查公共官员的具有腐败色彩的不当行为、发现与弥补其他权力机关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中的漏洞等反腐败职能。”⑧

　　３．单一机构模式与多机构模式的比较

　　与单一机构模式相比，多机构模式的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多机构模式通常内嵌于分权制衡的宏观政治格局中，各反腐败机构既相互协调又彼此制约。这有助于防止反腐败机构滥用权力。第二，在多机构模式中，行政伦理教育、预防和惩治腐

　　败的职能分别由不同权力机关独立行使，各反腐败机构具有职能上的聚焦性和工作上的专业性。需要指出的是，多机构模式也有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多机构模式中的反腐败机构数量较多，法律对各反腐败机构之间权责界限的规定比较模糊、抽象，因此，在法治尚不健全的国家，多机构模式容易产生各反腐败机构相互推诿责任及其利益相互冲突、难以协调等问题。第二，在多机构模式中，各反腐败机构只承担一部分反腐败职能，反腐败行动的有效性依赖于各反腐败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而各反腐败机构往往隶属于不同的组织序列和系统，进行信息交流、工作协调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高。这种情况容易影响反腐败行动的效率。

　　与多机构模式相比，单一机构模式有两个优势。第一，在单一机构模式中，由于反腐败机构的数量较少，所以反腐败的权力与责任比较集中。单一机构模式能够更好地解决各反腐败机构之间的协调困难和权责分工不清晰的问题。第二，在单一机构模式

　　中，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所掌握的权力较大、资源比较丰富，在其协调和组织下，有关权力机关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反腐败行动的短期效率较高。需要指出的是，单一机构模式也存在两方面劣势。第一，在单一机构模式中，由于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掌握强大的反腐败权力，难以受到来自其他权力机关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所以要警惕无人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发生。第二，在单一机构模式中，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在整个腐败治理体系中处于领导者、协调者的地位，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它容易受利益和权力驱使而干涉其他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尤其是干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独立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于两种反腐败机构模式的优势与劣势的比较是一般意义上的。由于采取同一种反腐败机构模式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廉洁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上述比较只具有相对意义。不同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模式的具体运行效果会受到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局稳定情况、反腐败立法和制度的健全程度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二、反腐败的经验：有效的反腐败机构的标准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为应对腐败问题而成立了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运行实效存在很大差异。这表明，成立职业化的反腐败机构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良好的腐败治理效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治理效果与其反腐败机构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密切相关。“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是学术界衡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２０１６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显示，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排名分别为第７名、第１５名，泰国和菲律宾的排名则在前１００名以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在清廉程度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的反腐败机构在运行实效上的差距。

　　柯受田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效的反腐败机构与无效的反腐败机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有效的反腐败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即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反腐败机构必须接受监督和问责，以避免自身存在腐败问题。第二，反腐

　　败机构必须独立于警察机关，免受其他不当的政治干预。第三，反腐败机构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员和资源。”⑨上述条件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欧洲理事会打击贪污腐败二十项指导原则》等国际条约中。⑩中国于２００５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总结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反腐败机构的特征，确立了有效的反腐败机构的基本标准，即独立、专业、有充足的资源和权力。除了这三个明确的标准，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标准，即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反腐败机构行使广泛的反腐败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免出现无人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独立性、专业性、职权的充分性和廉洁性构成了有效的反腐败机构的四大标准。

　　1.独立性

　　独立性是相对而言的，指反腐败机构免于受到来自政治领导人或其他权力机关的不当的政治干涉。独立性包含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职权独立四个层面，其中职权独立是关键。独立性对于反腐败机构有效运行的价值在于：保障反腐败机构自主调查任何腐败主体和腐败事件，减小反腐败机构沦为权力斗争工具的风险。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两者具有很高程度的独立性。具体而言，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都独立于原有的权力机关序列，直接对行政首长负责，较少受到来自其他权力机关的压力和干扰；其运行经费经行政首长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拨付，廉政公署长官和贪污调查局局长掌握本机构成员的人事任免权。与此相反，泰国反腐败机构的低效与其缺乏独立性密切相关。泰国实行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政治对手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比较突出，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缺乏实质意义上的职权独立，很容易受到执政党的掌控，难以保证反腐败调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２．专业性

　　专业性是指反腐败机构成员具有专业的反腐败知识，经历过专业的技能培训。专业性对于反腐败机构有效运行的价值在于：腐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现象，反腐败机构的有效运行要求其工作人员掌握关于腐败成因和反腐败方法的专业知识。反腐败机构成员的专业性与其腐败治理能力直接相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在专业化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和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员大多是从政经验丰富的前政府官员、有技术专长的会计师等，具备反腐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此不同，泰国、菲律宾等廉洁程度较低的国家不仅对反腐败人员的知识构成和专业技能的要求较低，而且没有建立常规化的反腐败人员招募和职业培训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反腐败机构的专业性。

　　３．充分性

　　充分性包括资源充足和职权广泛两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反腐机构应拥有充裕的办公经费和大量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后者是指反腐败机构不仅应拥有受理腐败指控和调查腐败行为的常规权力，还应拥有冻结银行账户、逮捕犯罪嫌疑人等强制性权力。充足的资源为反腐败机构有效运行提供物质条件，充足的资源为反腐败机构有效运行提供物质条件，广泛的职权保障反腐败行动的效率。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所拥有资源和职权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些机构在运行实效上的差距。

　　反腐败机构的人均支出、职员数量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是衡量其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经费资源的重要指标。（11）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人均支出、职员数量与其所在地区、国家的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较高，两者拥有充足的财政经费和职员，为其有效行使反腐败职权提供财力、人力保障。与此相反，卢旺达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人均支出、职员数量与其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较低，导致其反腐败行动时常面临财力和人力不足的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说：“要想提高腐败治理能力和反腐败行动的有效性，卢旺达政府必须极大地增加监察专员办公室的财政预算和职员人数。”（12）

　　从反腐败机构享有的职权来看，作为单一机构模式的典型代表，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以拥有广泛的职权和全面承担教育、预防、调查等反腐败职能而著称。以香港廉政公署为例，“它享有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一切不当使用权力、涉

　　嫌腐败犯罪的人员进行逮捕、拘留和保释的权力，可以采取调查银行账户，获得和查验商业和私人文件，要求犯罪嫌疑人提供有关其财产、收入和支出的细节等广泛的侦查手段”（13）。与此不同，卢旺达监察专员办公室并非典型的单一机构模式，它除了承担反腐败职能，还承担与反腐败不相关的一些职能，职权的分散性削减了其实施预防与惩治腐败行动时可以支配的权力与资源，制约了其腐败治理效果。鉴于此，有学者认为：“采取典型的单一机构模式，是腐败程度严重的国家提高反腐败机构之腐败治理能力的一个关键举措。”（14）

　　４．廉洁性

　　廉洁性是指反腐败机构在行使反腐败职权的同时，还必须解决内部人员滥用权力的问题，通过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全方位监督，确保公正、清廉地行使反腐败职权。建立防范反腐败机构滥用职权的全方位监督机制，有助于避免反腐败机构因自身出现

　　腐败问题而损害其公信力，是解决无人监督监督者之难题的重要举措。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建设反腐败机构的监督机制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很少出现内部腐败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地区有健全的监督机制。香港廉政公署除了接受行政长官的监督，还受到四个咨询委员会以及神秘的Ｌ组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此外，公民和媒体也可以根据廉政公署公布的年度工作报告，对其履职情况进行外部监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反腐败机构之所以频繁

　　出现腐败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针对反腐败机构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反腐败经验对我国构建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启示

　　１．增强监察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

　　我国已经通过设立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并列的监察委员会，解决了原行政监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而产生的反腐败机构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为进一步解决反腐败机构缺乏人事独立的问题，可以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保障监察委员会主任对副主任、委员的提名权以及对监察委员会各内设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人员的人事任免权，减少外部力量对监察委员会主任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干扰。针对反腐败机构缺乏职权独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

　　１章第４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保障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的关键，是处理好监察委员会坚持同级党委领导和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党委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政治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是对反腐败的基本路线、方针、战略等整体事项和宏观方向的领导，而不是对监察委员会处理个案的干涉。在确保监察委员会紧紧围绕同级党委的中心任务和反腐败的基本政策开展国家监察活动及处理重大案件向同级党委请示、汇报的情况下，赋予监察委员会一定的个案处理自主权。

　　２．提高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化程度

　　“人员招募和培训程序的缺乏是反腐败机构缺乏专业性的一个主要原因”（15），因此，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转隶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同时通过内部遴选、公开招考等制度化渠道招募具有反腐败知识和技能的新成员，促进监察委员会人员构成多元化，增强其知识构成的科学性、专业性。监察委员会不仅是反腐败机构，还是执法监督机关，其职能和工作范围比原行政监察机关的广泛。从人员培训的角度看，监察委员会应当根据转隶人员的不同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对于原纪检监察机关的成员，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认识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对象、方式、内容、过程等方面的共性与区别。对于从检察院反贪反渎等部门转隶的人员，监察委员会应当着重加强党章和党规党纪的培训和教育，使他们了解党的纪检机关的运作过程和办案模式，从而更好地实现与党的纪检机关人员的工作融合与知识对接。从人员招募的角度看，除人员转隶以外，监察委员会还可以采取内部遴选、公开招考等制度化渠道，从国家公务员、退休的政府官员、财政审计部门的会计师等人员中公开招聘新成员，将了解权力机关运行情况和掌握反腐败技能的专业人才吸收进来，以充实监察委员会的人员队伍，发挥监察委员会的人才优势。

　　３．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

　　从反腐败机构职权设置的角度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单一机构模式，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和丰富的监察手段。之所以要借鉴单一机构模式，不仅因为“单一机构模式具有集中收集和处理关于腐败的情报和信息、减少多机构模式产生的协调难题、权责集中和整合反腐败力量等优势”（16），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供了适合单一机构模式运行的制度土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和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为解决原行政监察机关缺乏强制措施和强制权力的问题，《监察法》还赋予监察委员会丰富的监察手段，包括谈话、询问、冻结、留置等１２项措施。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和监察手段，对于增强腐败治理的有效性及对腐败分子产生威慑作用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反腐败机构应当严格在法治轨道内行使反腐败职权和采取强制措施。

　　４．健全针对监察委员会的全方位监督机制

　　从保障反腐败机构廉洁性的角度出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就健全监察委员会的内部监督机制而言，可以效仿香港廉政公署建立神秘的Ｌ组的做法，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专门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门负责对纪检监察人员进行内部监督，并且负责受理国家公职人员对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投诉。此外，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执纪监督部门、审查调查部门和案件审理部

　　门等监察委员会内设机构之间既相互监督制约又分工合作的机制，将不同内设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寓于监察委员会的不同工作环节，防止反腐败职权过分集中于某一部门或环节。就健全监察委员会的外部监督机制而言，一方面，从监察委员会和人大机关之间关系的角度看，人大机关要运用好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和询问、质询等监督手段，在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重点审议监察委员会的整体工作情况、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置情况和对部门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在人大常委会闭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监察与司法委员会这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对监察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从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角度看，应当坚持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与检察院的侦查权和起诉权、法院的审判权既相互配合又分工制约的原则，努力形成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的工作格局。检察院认为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必须退回监察委员会补充调查或者自己进行补充侦查，处理好反腐败的效率与法治、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作为党领导下的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还必须接受同级党委的政治监督。各级监察委员会要不断健全监察委员会主任就重大事项向同级党委定期汇报制度，处理重大案件、采取留置措施、作出处分决定时要主动听取同级党委的意见，积极向同级党委请示、汇报，确保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注释

　　①参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制之举》，《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３

　　月２５日。②（15）ＬｕｉｓＤｅＳｏｕｓａ．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ｍ⁃

　　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Ｃｒｉｍｅ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０，Ｉｓｓ．１，

　　ｐｐ．５－２２．③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ｌａｎＤｏｉｇ．ＡＧｏｏｄＩｄｅａＧｏｎｅＷｒｏｎｇ？Ａｎｔｉ⁃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ｃｈ⁃

　　ｅｌｓｅ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４．④ＡｎｄｒｅａｓＳｃｈｅｄｌｅｒ，Ｌａｒｒｙ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ＭａｒｃＦ．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Ｔｈｅ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Ｎｅｗ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９．⑤⑨ＪｏｎＳ．Ｔ．Ｑｕａｈ．Ａｎｔｉ⁃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Ｆｏ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Ｉｓｓ．２，ｐｐ．７３－９６．⑥（16）

　　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ｅａｇｈｅｒ．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Ｖｅｒｓｕｓ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０５，Ｉｓｓ．１，ｐｐ．６９－１０３．⑦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ｅａ⁃

　　ｇｈｅｒ．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ＲＩＳ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４．⑧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ＳｗｉｆｔａｎｄＳｕ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ＰＩＢ，２００３．⑩《欧洲理事会打击贪污腐败二十项指导原则》第３条规定“确保那些负责预防、调查、起诉和审判腐败罪行的反腐败机构具有适合其履行职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第７条规定“需要促进负责反腐败的人员和机构的专业性，为其提供履行职能的适当手段和训练”。（11）ＪｏｎＳ．Ｔ．Ｑｕａｈ．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ｆｏ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ｎＡ⁃

　　ｓｉａｎ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Ｉｓｓ．２，ｐｐ．１７１－１９５．（12）（14）ＪｏｎＳ．Ｔ．Ｑｕａｈ．Ｆｉｖ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ｔｏｒｉｅｓ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Ａｓｉ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７，Ｉｓｓ．３，ｐｐ．２７５－２８９．（13）ＪｏｈｎＫｉｄｄ，Ｆｒａｎｋ－

　　ＪüｒｇｅｎＲｉｃｈｔｅｒ．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ｉａ：Ｃａｕｓ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Ｒｅｍｅ⁃

　　ｄｉｅｓ，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３．

　　责任编辑：浩　淼邓　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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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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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热点】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演进与发展∗

　　张　平　孙倩倩

　　摘　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

　　斗历程中，不断丰富革命精神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内涵，拓展革命精神的时间谱系与空间谱系，彰显革命精神的时代

　　性、大众化和世界性的实践引领价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党的思想理论的高度凝练，是革命—建设—改革

　　实践的智慧凝结，呈现出一以贯之的传承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切入，对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的深刻解读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的革命信念，昭示着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进程。

　　关键词：改革开放４０年；革命精神；历史内涵；理论谱系；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１２－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１５ＺＤＣ００７）。

　　作者简介：张平，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孙倩倩，女，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编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不是主观臆造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的支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脉络的梳理彰显出其演进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有利于领悟党的理论精髓、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进而树立文化自信，全面助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历史逻辑：在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革命精神的内涵

　　任何历史事件的演进与发展都会展现出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特征，革命精神更是历史和当代同频共振的结晶。中国共产党人丰富革命精神内涵始终坚持的主线就是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从历史中挖掘与时代要求相链接的革命意蕴和精神因子。梳理革命精神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内涵及其内在逻辑，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升华党的革命理论和继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课题。

　　１．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时性内涵

　　作为一种意识表征，“精神”不会超越其所处的历史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生成、发展于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其历时性内涵要回归到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尤其是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史场域中进行把握。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来看，“革命”不单单指政治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还包括消灭一切剥削、建立符合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革命，以及同陈旧观念相决裂的文化革命。传统视阈下的政治革命仅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宏大叙事主题的转化，与政治斗争等同的狭隘“革命”内涵在新的形势下被束之高阁，生产力的解放、文化自信的树立与政治革命有着等量齐观的价值。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知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一“再次革命”不仅指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人的全面发展也要跟上。“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加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由此生成的革命精神的内涵涵盖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全领域革命。

　　第二，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诞生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不论是２８年的革命、近３０年的建设还是４０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时代变迁及客体更替造成了革命目标、对象和使命的差异性，但作为革命主体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革命目标始终未变。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本质逻辑是救国、兴国和强国的纵深推进，建设和改革就是革命事业在新背景下的接续奋斗。所以，党的革命精神是在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中一以贯之的，不能仅囿于“革命”二字含义的某个特定侧面，而将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排除在“革命精神”内涵之外。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邓小平不止一次阐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②，“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体现出解决疑难杂症、打破封闭僵化局面的革命勇气。所以，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４０年的过程中涌现的精神也是宏观意义上“革命精神”的一部分，是其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④。这一历史性抉择更加延展了革命精神的历时性内涵。

　　２．党—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共时性内涵

　　革命精神的共时性内涵包含着不同阶层的各种观念等多种因素及其互构，革命精神正是党和群众意志相互碰撞演绎的结果。从超时间的、横向的共时性维度挖掘革命精神的内涵，我们会发现党和群众都是创造和践行革命精神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觉悟、优良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品格。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奋斗史，也是不断加强党群互动的革命精神史。人民不仅是革命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更是革命精神的主体，不论哪种革命精神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御外辱、求独立、争民主、谋复兴，描绘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实现复兴的瑰丽画卷。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讲，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其独有的思想、组织和制度优势凝聚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党和人民都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同时创造和发展了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不仅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精神指导，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历史证明，“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９０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６０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⑤。“抗战精神”的形成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抗日战争中的精神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所有参与和支持抗战的人民都是抗战精神的承载者。

　　不论处于哪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爱国统一战线集合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促成了群众

　　革命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更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统一战线凝神聚气的作用，党和群众更加自觉地汇入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坚决破除阻碍改革的一切顽瘴痼疾正是革命精神的生动映现。党始终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历程也是党同人民不断创造、积淀和丰富革命精神的历程。

　　总而言之，中国革命坚持了辩证法本质和革命精髓要义，改革开放的４０年更是在全面反思历史境遇、普遍联系世界和中国发展实际、牢牢把握历史条件变化的基础上展开的。革命精神的内涵在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全面革命、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实现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阶段革命精神的内在逻辑贯通，并且在党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鱼水情深中持续弘扬和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级的文化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理论逻辑：在拓展革命精神谱系中升华党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精神仍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对革命思想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⑥党的革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于以不同的划分依据对革命精神的表现样态进行剖析，以此建构革命精神谱系，深化对党的理论探索史、奋斗实践史和自身建设史的研究，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继续进行伟大斗争构筑可资借鉴的精神宝库。革命精神理论谱系的拓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历史的鲜活性，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更为丰富多彩，其内涵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可从空间

　　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分类梳理。

　　１．革命精神理论谱系的空间延展

　　根据革命精神形态主体的不同，可以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划分为人物类、事件类、地域类等几种类型。

　　人物类革命精神主要指以重要革命人物特别是党的领导人的言行为精神载体，抓住革命前辈的政治本色以体现革命精神的实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重视对革命先辈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的纪念和学习，在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陈

　　云等革命前辈的讲座中都发表了立意深远的讲话。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和英雄人物不计牺牲、无私奉献的奋斗，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不断取得决定性进展。革命先辈身上闪耀的革命精神和个性特征，是我们后辈学习、传承的重要内容。除了这些领袖人物的

　　革命精神外，革命精神的空间谱系中还包括一些英雄模范人物（集体）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女排精神，热爱人民、廉洁自律的孔繁森精神。研究、宣传革命先辈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及其透出的革命精神，以革命先辈的个体精神形态丰富和完善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空间谱系，是营造全党和各族人民缅怀革命先辈的氛围，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理论基底。

　　事件类革命精神主要是以重大革命事件发生或历史节点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强化对重要革命事件的纪念，赋予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更多时代价值。长征精神发轫于党在长征过程中的革命实

　　践，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时首次概括出“长征精神”；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７０周年时从军队风范、民族品格和爱国主义精神角度进一步阐释了“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８０周年时强调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和意义，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⑦。“抗战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９周年座谈会上赋予“抗战精神”以新的内涵，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⑧。

　　地域类革命精神主要指那些以革命实践发生地命名或作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西柏坡精神、华西精神、张家港精神等。以西柏坡精神为例，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党中央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在此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指挥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随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建国方略，毛泽东同志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是“进京赶考”。如今“赶考远未结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离不开发源于西柏坡的“赶考”精神。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将西柏坡精神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并不断延展革命精神的内涵。

　　概言之，革命精神以人物、事件、地域进行划分和分类，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谱系，多姿多彩地绘制出气势磅礴的革命精神画卷。

　　２．革命精神理论谱系的时间延续

　　根据革命精神形成的历史阶段不同，可以将革命精神谱系划分为三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铸就的革命理论谱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精神主要形成于１９１９至１９４９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奋战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改革开放后这些革命精神又被赋予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含义，更加具有时代气息。红船精神的提出是革命精神链条的重要一环，接续了从建党到井冈山时期的精神传承，表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时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守、高瞻远瞩的时代洞察力以及勇于创新的胆略，习近平将其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２０１１年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８０周年时将苏区精神明确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⑨，这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本质共性，又彰显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在新时代仍熠熠生辉，成为照亮

　　人们前行道路的灯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是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间，革命精神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演进为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大庆精神”，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红旗渠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坚忍不拔、团结协作的“战胜自然灾害精神”，热爱祖国、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这些革命精神和气概都是中华儿女在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壮阔进程中用汗水浇筑而成的，为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后来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凝集了磅礴力量。

　　１９７８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孕育了新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还创造出丰硕的革命精神果实。改革开放后全国形成了相互追赶、如火如荼的建设局面，谱写出一曲曲富含时代气息的革命精神壮歌。１９７８年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创新中提炼出“改革创新、敢闯敢干、勇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随着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特征的“特区精神”激励着特区人民不断奋进，特区精神在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生动实践中突出表现为“团结协作、锐意进取、高速高效、灵活应变”的“浦东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创造了“浦东速度”和“浦东奇迹”。１９９８年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相继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党中央领导全国军民奋力拼搏，谱写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

　　２００５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顺利返回的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参与者和推进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的建设，这些通过重要革命任务、重大革命事件串联起来的革命精神谱系，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鼓舞全国人民士气，指导新的伟大革命，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不管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看，革命精神的丰富谱系中都点缀着鲜活的具体形态。革命精神是永恒的，爱国主义、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等革命精神品质是自共产党诞生起便融入每一位共产党人血液中的基因品质，但其具体形态随着革命—建设—改革的

　　时间延续和地域、人物、事件的空间延展，体现着时代转换和个性特征，拓展了革命精神的整体谱系与每个时段或每个个体的具体内涵，不断书写和创新党的思想理论。

　　三、实践逻辑：在新时代的现实境遇中发展革命精神

　　今天，弘扬革命精神旨在以其历史视野和理论积淀不断改造世界，指导新的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拓展其时代价值，在“行—知—行”的进程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发展可以遵循以下三个发展向度。

　　１．革命精神的时代性发展

　　革命精神是一种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沉淀和积累的文化。继承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并不是对历史和传统的简单回顾，而是从历史中透视未来，将革命精神与当代精神对接。

　　第一，在对现实辩证批判过程中发展革命精神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将革命精神的本质理解为对现实的辩证批判。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不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是深入演绎革命精神本质的过程。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资本异化、物欲横流、人的主体性迷失等现象，改革初期敢闯敢干的革命热情大有被市场经济裹挟的精神负能量所覆盖的趋势，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开始被物质所缚、为利益所困，这使得新的伟大斗争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

　　马克思通过严密的科学理论论证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主观能动性的实质就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革命批判精神，原本政治领域的革命精神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已延展于社会各领域，具体表现就是对现存一切的辩证否定，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打开束缚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现代性发育之锁的钥匙。新时代社会利益格局面临重大转向，新旧价值标准进行着博弈，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以革命的勇气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划清前提、澄清边界，才能在现实困境的消解过程中、从历史和价值双重批判的维度中实现人的解放，协调好精神向度和物质向度的关系，真正实现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的一脉相承。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彻底的自我革命中彰显革命精神的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曾严肃指出：“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钝器’，锈迹斑斑，对问题触及不到、触及不深。”⑩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能丧失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1），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党内圭臬。改革开放４０年来，面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织的新世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国情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党情，要继续开展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下去，尤其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紧迫感，去除革命肌体中的顽瘴痼疾，加强党的政治、组织、思想、制度和廉政建设，在全党形成转变党的作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广泛共识，不断自我革命，将革命精神从根上树立起

　　来，这涉险滩、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便是新时代革命精神的最好诠释。

　　２．革命精神的大众化发展

　　只有架起理论与大众间的桥梁，理论才能产生更大威力，所以革命精神的大众化发展是培元固本、开拓创新的内生要求，通过增强人民的革命自觉性夯实群众基础。

　　第一，革命精神受众的大众化。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文化，还强有力地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外延也更加宽广。革命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将要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是革命精神的人民性内涵所指。青少年是践行革命精神的重要主体，也是革命教育的易接受群体，但革命精神的受众不仅限于青少年，职业学历不一、所处环境各异的不同人群都是继承革命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革命精神受众群体和范围的延伸能充分释放革命精神的辐射力和广大受众对革命精神的锻造力，让革命精神培育成为社会生活常态。革命精神在新的实践中所体现的“坚守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革命目标，是千百年来深深融入中华儿女血脉中的基因；对“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价值取向，凝聚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始终贯穿于革命精神中的“敬业”“奉献”则符合个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所以革命精神的发展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价值认同，熔铸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革命精神发展路径的大众化。革命精神受众的广泛性决定了发展革命精神路径的多样性。首先，学校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应充分利用课程教学的意识形态特性和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以培养担负民族复兴大业的接班人为指归，将革命精神教育内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子，搭建起全覆盖的多维教育平台。再辅之以日常实践养成的补充作用，着眼于隐性教育作用的发挥，将革命精神培育贯穿于生活的真实体验，使革命精神教育真正内化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次，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培育、弘扬革命精神提供了重要场域。我国红色资源丰富，在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各地区凝练出众多具体形态的革命文化，我们应创立红色家谱，既对革命文化进行永续性保护，又注重挖掘革命文化的“产品化”价值，彰显革命精神传播的生机和活力。最后，着力于网络精神栖息地建设，开辟革命精神教育的新阵地。扩大革命精神传播的覆盖面以形成“燎原之势”，提高宣传的时效性和吸引力，将革命精神转化为最终的感召力和引导力，增强国民的革命精神自觉、自信、自强，助推人民群众革命精神的形塑。

　　３．革命精神的世界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展开，也是世界优秀文化在中国实践中的全新表达，保持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依托于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觉悟，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相契合，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语境。改革开放４０年来，革命精神的发育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层面的深刻映现，但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分不开的。新时代的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中华民族特色共演进的意识形态，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局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强烈的期盼做出了有力回应。我们之所以能无限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靠的就是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恪守，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关切，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守革命精神，并用现实实践来检验和衡量弘扬革命精神的实际效果。

　　革命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对“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勇气传承，“共商共建共享”是“尚和合、崇正义”的境界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下大同”的目标接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脉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中更应坚守。革命精神的世界性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革命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同时也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拓展中国精神的世界生存空间。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社会主义的艰辛实践成为中国革命探索的出发阵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着“包容和合”的优良基因，革命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也是在总结人类优秀文化经验之上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所树立的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理念为我国新时代弥合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提供了可转化元素，对世界优秀革命成果的主动借鉴和学习将积淀为本民族发展的外源动力。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９７年伟大社会革命中探索出来的，在改革开放４０年的伟大实践中得以升华，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萃取出的革命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建设—改革的时空穿越中延续着鲜活的力量并更加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敏感的周边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必须遵循历史逻辑、踩准时代节奏，既在理论上不断做出新概括、扩展新体系，又要在实践上不断形成新举措、开拓新视野，坚持用革命精神武装全党，将红色基因贯穿于伟大事业中，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这一意志品质和政治本色永远在传承和践行的路上。

　　注释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３、８１、１１３

　　页。④（1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６日。⑤习近平：《在纪念毛泽

　　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

　　日。⑥章忠民、谭志坤：《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智慧与力量》，《毛

　　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⑦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２日。⑧习

　　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９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４日。⑨习近平：《在纪

　　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８０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５２页。

　　责任编辑：浩　淼思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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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ＳｕｎＱｉａｎｑ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ｔｈｅ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ｉｒｉｔ，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ｒｅａｍ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ｗｉｓｄｏｍ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ｅｌｉｅｆ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ｉｎ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ｔｒｕｅ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ｏｕ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ｉｒｉ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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