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轨迹与百年论争

　　——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

　　作者简介:胡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京)2017年第201712期 第47-60页

　　内容提要:《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最有力的理论武器,经济危机理论在以《资本论》为主体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本文将15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概括为理解《资本论》中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危机、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危机理论的多领域拓展这五大方面,借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轨迹及150年来的相关理论争论进行梳理,并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论述。

　　关 键 词:《资本论》/经济危机/长波理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史研究”(15BKS018)的阶段性成果。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历久弥新。经济危机理论在以《资本论》为主体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危机问题,促使马克思在1857年恢复经济学研究的也是危机问题。然而,《资本论》中并没有专门的篇章对经济危机进行集中探讨。因此,在《资本论》之后,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各自从零散的论述片段出发,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作出了不同的解说。各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各种见解上的分歧,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是如此。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和立论依据,对于坚持和发展《资本论》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是有益的。

　　一、理解《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什么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统”?

　　理解《资本论》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系统地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是散见于各个章节中的相关分析却是非常丰富的。这些出于不同角度的分析被后来者进一步引申和发展。马克思所有关于危机的讨论都植根于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决定了我们对《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的探讨必然要兼顾表述、解读和语境化三者之间的平衡。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中提出了消费不足论。她的“第三市场”理论认为,只有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社会结构,才能解决资本主义体系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而当这个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日益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自身的积累将无以为继。布哈林认为,卢森堡的错误在于混淆了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在扩大再生产中,一部分资本支出采取了可变资本的形式,这为消费增加的产出提供了消费方面的购买力。与卢森堡不同的是,布哈林把消费不足归因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它一方面造成了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一方面又不断挤压以工资为基础的工人的购买力。伊藤诚指出,布哈林“通过把根本矛盾置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部生产关系上,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外部市场的外部关系上,净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论”①。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e)认为,消费不足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中仍然享有广泛的支持。在卢森堡之后,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危机:第一,当价值等于价格时,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引起的;第二,当市场价格跌至价值以下时,由此引发的危机就是“实现的危机”。斯威齐重点分析了“实现的危机”,他还援引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②,认为这是马克思赞成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最直接的说法。保罗·阿特韦尔(Paul A.Attewell)评论说,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的分析影响巨大,影响了美国几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并为此后数十年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定下了基调,他把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掀起的关于利润率的争论再度转向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问题而不是利润率下降问题,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③

　　从历史上来看,在第二国际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赞成比例失调论的两位理论家是М.И.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ikhail Ivanovich Tugan-Baranovsky)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杜冈认为,在实物交换的条件下,只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而在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中,可能会出现商品的供给普遍超过对商品的货币需求,引起物价的普遍下跌,而在市场上所看到的价格普遍下降则是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表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在这里不外是在货币交换的条件下局部生产过剩即社会劳动分配比例失调的特殊表现。”④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保持适度比例的思想较为接近。希法亭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是比例失调的根源。固定资本的重要性加强,降低了资本的流动性,同时降低了其自身对经济波动和新出现的比例失调作出反应的灵活性,而在希法亭看来,这种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所面临的障碍正是危机的根源。但希法亭指出,利润率下降只不过是那些固定资本比例高、周转时间长的生产部门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结果,而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毫无关系。即,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而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也就被希法亭淡化为资本家主观上的非理性。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之间的区别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特点之间的区别相关联。在马克思之后,学者们能够一边用消费不足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一边又用比例失调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商业周期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消费不足论,虽说在理论上比较浅显,但它却能够使工人阶级的贫困成为政治运动的关注焦点。但是,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希法亭,都过分强调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

　　1929年,格罗斯曼第一次把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为危机理论的核心。格罗斯曼认为,利润率下降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但是他强调,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都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地崩溃。格罗斯曼的学生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马蒂克的分析中,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是利润率下降的长期潜在趋势的实际展现,危机的克服只能通过恢复来刺激进一步积累的利润率。他把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必然构成部分。“原则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次重大的危机都可能变成最终的危机。如果并不是这样,它就仍是进一步积累的前提条件。”⑤利润率下降是所有危机的特征。无论是消费不足论还是比例失调论,都认为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危机的原因。传统上马克思主义一直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视为一个长期规律,认为利润率下降不属于危机的原因,因为从经验上来看,在危机之前利润率一般是上升的。然而,在1960、1970年代,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而是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出现了。1970年代,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可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原因,而不是危机的结果。那么,引起危机的利润率下降究竟是工资增加挤兑利润的结果,还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表现呢?英国学者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指出,1970年代关于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的争论——新李嘉图主义的工人工资排挤论与基本定理派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之间的争论——完全偏离了核心的理论问题。克拉克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利润率是否会下降,而在于利润率下降何以会导致一场危机,而不是积累率的平稳下降。沃尔夫指出,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强调了趋势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外的方面”⑥,因为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时同样也强调了反作用趋势,并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必然部分。

　　还有部分学者试图把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结合起来。如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消费不足论与比例失调论相结合,将其作为凯恩斯主义商业周期理论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逐渐被同化为一种左派凯恩斯主义,二者的区别主要是修辞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⑦埃里克·欧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划分为与积累过程中的四个限制因素相联系的四种类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利润挤压以及政府支出的限制。赖特试图在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危机理论,他认为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并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他关于各种危机理论流派的分析也力图适应他将各种经济危机理论历史化的框架。⑧伊藤诚指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资本过剩理论”和“商品过剩理论”。他认为,《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的核心之一。与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阐明了它的历史形式及其机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理论,人们就不能澄清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各种经济关系的矛盾本质。⑨

　　为什么会出现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解读?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本人并未对危机理论作出系统性阐释,经济危机理论属于马克思未完成的事业之一。第二,危机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人们通常会对危机的形式与原因有不同的理解。第三,经济危机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学者们的背景、职业和个人信仰等都会对其危机理论研究产生影响。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对《资本论》论述危机时涉及的不同因素的分析上。其实,有关危机的不同解释之间存在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我们可以把解释危机的不同因素整合到一种对危机的综合解释中。在研究《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时,需要认识到所有的理论分支都源自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的分析。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实质上是对现实危机的具体发生机制的引申和拓展,其根基均建立在马克思关于危机原因的高度抽象的分析上。马克思没有从外部,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去寻找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是其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构成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

　　二、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危机:如何从抽象理论走向对现实危机的贴切解释?

　　《资本论》用价值术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是一种抽象的模式,它们并不是为了直接解释市场现象,而是为了理解资本主义根本性的生产关系而设计的。现实危机似乎由特定的、偶然的因素所决定,问题在于如何将危机的抽象决定因素与现实危机的实际爆发联系在一起。下文将通过列举马克思亲历的1856-1857年危机以及马克思未经历的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这两次典型的经济危机,来呈现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运用危机理论来解释现实危机的具体方式。

　　马克思对1856-1857年欧洲的金融危机以及与其相关的工商业危机的情况作了大量论述。他认为,引起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法国大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猖狂的投机活动。法国大股份银行试图把私人高利贷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垄断起来,作为一家股份银行,其章程准许它发行总数大于原始资本9倍的债券,其目的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获得投机利润。马克思关于1856-1857年经济危机的论述明确体现出了金融危机与工业危机作为互相区别的两种危机相随出现的观点。金融危机与工业危机前后相随,原因在于滥用信贷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早在1856年秋天,即经济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马克思便预见到普遍的投机行为将必然以普遍的危机告终。关于1856-1857年危机的原因,马克思的结论是: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在运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来解释具体的现实危机时,要关注不同领域的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着重于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来对危机进行考察。

　　现代经济学广泛地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来分析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这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方法论是一致的:前者运用实证的手段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均衡”与“连续”关系的发展趋势,后者运用规范的方式将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现实综合与强制平衡。有学者指出,在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现实危机时,要“引入更加具体的要素,建立更加具体的理论分析模型,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客观要求。同时,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引入或创立更加有效的分析手段,建立功能更加强大的分析模型,也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要求”⑩。

　　关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其本质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不同于格罗斯曼在“大萧条”前夕提出的“崩溃论”,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这次危机的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也不意味着世界革命的来临。考茨基认为,像先前所有的危机一样,复苏是不可避免的。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宣布了代表苏联官方的观点,称此次危机为“特种的萧条”,会有“有限的复苏”。“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是苏联官方对“大萧条”的本质的界定。托洛茨基和马蒂克更进了一步,把这次“大萧条”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大萧条”的成因的解释仍然体现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三者之间的较量。迈克·查尔斯·霍华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和约翰·爱德华·金(John Edward King)认为最严谨的理论来自斯威齐,斯威齐强调消费不足和投资减少的作用。美国共产党人刘易斯·科里(Lewis Corey)引用官方统计数据证明,不论是在1849-1914年这一长时段还是在“大萧条”前期,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都在持续增长。科里把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剥削率的提高联系起来,用来解释“大萧条”的成因。

　　在对“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预测中,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据了主导位置,其代表人物是斯威齐、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斯威齐的看法是“经济主义”的,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加关注国家的作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学者波洛克以罗斯福颁布的《国家工业复兴法》为主要例证,强调如果国家管制进一步增强、政治制度发生相应转变,那么有计划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经济寡头手中,中间阶级将失去独立性,技术性失业将挫败工人罢工。鲍威尔根据当时德国的实践,把“大萧条”看做是新的“官僚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征兆。鲍威尔相信,回归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国家经济权力的提升是不可逆转的。

　　霍华德和金在评价时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存在着分歧和疑虑,但是与新古典理论家相比,他们无论在概括性地论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问题方面,还是在专门阐述大萧条的具体问题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11)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整体的社会理论,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完全处于他们的范式之外,而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理解这些现象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这一评价也启示我们,在运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来解释具体的现实危机时,纯粹“经济主义”的看法是不全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整体框架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以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来构筑认识经济危机的宏观视野。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把抽象理论与经济危机的具体形式联系起来,既需要从一般的抽象规定性出发,从而通达到危机发生的特殊语境;也需要从危机的具体现象出发进行分析,从而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危机的抽象理论的研究与对现实危机的叙述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推动了危机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随着抽象理论研究的深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性就必然得到阐明,对现实危机的叙述也就越准确和完整;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抽象形式以新的具体形式出现时,首先需要清楚地说明哪些是新的危机因素,有哪些危机的新形式被引入,以及危机的内容规定是如何扩展的,再从现实危机的各个要素中归纳出危机的一般概念的形式规定和内容规定,从而深化抽象理论的研究。“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12)

　　三、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短波还是长波?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经济复苏理论。马克思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现存矛盾的激化,是使破坏的平衡暂时得以重建的暴力手段。但接下来,他却没有对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走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漏。”(13)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体系并未忽视对经济复苏的解释,其经济复苏理论主要蕴含在经济周期理论当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定期重演”的论述曾反复出现。马克思指出:“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14)在1850年代后期,马克思研究了固定资本周转周期的长度,并把它与经济危机的周期联系了起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工业循环的10年周期理论,并把短波运动纳入10年周期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更新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阐明固定资本更新与10年周期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固定资本的使用年限。马克思曾经表示:“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15)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也是工业发展的产业周期。马克思在1870年代提到普遍危机的周期的实践“将逐渐缩短”、“在缩短”和“逐渐缩短”。1880年代,恩格斯不止一次地阐述了长期萧条理论。1886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断定:“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16)

　　晚年时期的恩格斯曾提出了“中间性危机”的概念,意指介于两次周期性普遍危机之间的经济波动。前苏联学者列·阿·门德尔逊指出,解答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的哪些因素引起了中间性危机的出现这一问题是研究危机史的任务之一。他认为,中间性危机不像周期性危机那样普遍和深刻,中间性危机只是局部生产过剩的危机,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它是市场扩大遇到特殊困难的标志。(17)前苏联学者А.И.别尔丘克指出,经济危机可以分为周期性危机、中间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个别领域中的危机。他对中间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进行了区别,认为中间性危机只能中断工业周期某一阶段的进程,而不能开辟新的“一圈螺旋”。这一任务是由周期性危机来完成的,只有生产过剩的总的(即周期性的)危机才能执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点的职能。(18)

　　中间性危机不是一个工业周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工业周期的开始,而只是某一个周期的复苏阶段或高涨阶段展开过程中的间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的变动与国家政策密切结合起来,缩小了中间性危机与周期性危机之间的差别,减小了10年周期中的两个短波周期之间的差别。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学者们发现了一种长期现象,即在周期性波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过二三十年的相对繁荣时期后,便会出现二三十年的长期萧条时期,前者以繁荣为主,期间投资、就业和利息率等一般都呈上升的趋势,后者以萧条或危机年为主,期间增长放慢、失业增加、投资减少。这样的交替运动大约50年重复一次,这就是所谓的长波或长周期。1919-1926年,前苏联学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Kondratieff)连续发表文章,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确实存在长波运动,从理论上解释了长波运动的内在机制,认为长波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于是长波被定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从更抽象的角度出发探索长波运动的内在机制,是康德拉季耶夫留给其后继者的重要任务。在康德拉季耶夫之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了长波技术论,以技术革新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运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书中将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但是,曼德尔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说仍旧深深地打上了熊彼特长波技术论的烙印。曼德尔运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来解释长波的下降,又用战争等外生变量解释长波的上升,而这些非经济因素带有明显的历史偶然性。这是一个“非对称性的长波理论”,这也是曼德尔的理论受到诸多质疑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有一个根本缺陷,它使产品创新这一重要的因素抽象化,假定资本积累是在生产不变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假定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是不变的。只有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理论的基础上,新熊彼特派的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结合才是可能的。这应该是长波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19)结合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生机制,在一种利润率动态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经济长波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199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David M.Kotz)等人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是关于长波问题研究的新进展。所谓积累的社会结构,指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制度,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科茨认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可以带来20-30年的快速积累,之后进入相对滞胀时期,直到建立下一个系列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于每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都有着不同于前者的制度特征,所以每一个持续的快速积累时期都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20)而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与长期的慢速或无增长之间的交替,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科茨指出:“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体制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体制。然而,尽管这些资本主义的某一特定的体制形式,或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刺激了高利润和促进经济的扩张,但资本主义的体制矛盾最终会破坏其继续运行,导致体制危机的爆发。”(21)有学者评论指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资本积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关系,把长波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较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差异和变化逻辑。但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空间还很大,迫切需要在数理分析工具和计量分析方法的使用上有所提升,同时在研究范围上需要扩展,如对环境问题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和转型国家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等。(22)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所说的制度调节指的是政府政策方向的变化,但对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政策方向并未作出充分说明。以制度调节来解释长波时,该理论对科技革命这一根本因素又往往有所忽视,以致不能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问题。(23)除理论上的探讨外,学者们也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行了实证研究。(24)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对美国经济在1990年代的扩张、与之相伴出现的股市泡沫以及随后出现的突发性萧条和周期性衰退进行了考察,认为“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发展事态,只有从更长期的视角才能得到理解”(25)。布伦纳对二战后的繁荣、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从高涨到低迷的转变以及后来的长期低迷进行了逻辑一致的解读。他沿袭马克思和曼德尔的思路,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置于分析经济周期问题的核心位置。(26)布伦纳用这一机制解释了二战后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分析了世界经济从长期繁荣走向长期衰退的原因。他认为,长期衰退之所以一直持续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部门的利润率没有恢复。在2009年初的一次访谈中,布伦纳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只有危机才能解决危机”的观点。(27)

　　尽管布伦纳的理论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运用实证统计数据分析了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长期发展与利润率变动趋势,其理论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当代的表达形式之一,是运用马克思式的思维来解释经济长波所作出的重要尝试,也是对曼德尔长波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一书出版后不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特别是其提出的关于萧条性长波的解释,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及一系列的争论。西方一些知名的左翼学者都曾撰文对其进行研究和评论,其中突出的有约翰·B.福斯特(John B.Foster)撰写的《过度竞争是根本问题吗?》,本·法因(Ben Fine)、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和迪米特里斯·米勒纳吉斯(Dimitris Milonakis)的《讨论世界经济:后退两步》,大卫·麦克南尼(David McNally)的《世界经济中的动荡》等。(28)布伦纳的理论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关注,以此为基础,抑或是运用其他机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和长期趋势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理论的新发展:金融自由化能否治愈危机?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由于经济的金融化,金融活动的规模急剧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崩溃,而不是直接表现为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出现,而且通过世界金融体系的传导而波及全球。

　　虽然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不是由马克思最先提出的,但是《资本论》对金融资本的一些基本理论已经有了系统的阐发,包括: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货币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资本流通过程中说明了货币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总过程中说明了生息资本、信用和虚拟资本的性质和作用;在生产过剩的基础上说明了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等等。(29)马克思以产业资本的运动为框架,透彻分析了生息资本、信用制度和虚拟经济生成的根本原因,他的观点为理解今天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中能够最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本是有利于资本增殖的,但是仅仅追逐自身增殖的虚拟资本则只能制造泡沫而非真正的资本增殖,最终只会导致虚拟市场的崩溃,进而产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一种“生产决定论”,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一种“流通决定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运动,从金融资本主导产业资本运作这个历史潮流看,希法亭的预言是正确的。在借鉴希法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宁不仅强调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同时也突出了银行资本的优势地位。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本质及其影响,强调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主导性地位及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当代资本主义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仅获得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也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实现了新的发展。“时空修复”理论最初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时间提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之一,即通过刺激借债消费、扩大信用与经济运行金融化的方式提前释放吸收剩余的能力。而且,这种方式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因。金融危机是“时空修复”的表现形式之一,危机的出现刺激了修复手段的多样化;“时间修复”在缓和过度积累的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资本的过度积累,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性金融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特点。金融危机本身就体现了“时空修复”的局限性。从时间提前的修复方法来看,债务经济滋生了没有物质后盾的虚拟金融资本,其中包括大量非生产性活动,货币仅仅是被用来在商品期货、币值、债务和其他类似领域展开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货币的工具。当数额庞大的资本被用于这一目的以后,开放的资本市场就会变成投机活动的工具,泡沫破灭之后,危机现形。这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学者福斯特、弗里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等以斯威齐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垄断资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当代美国的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趋势、垄断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形成与影响、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垄断金融资本理论。

　　福斯特指出,经济的金融化主要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造成了金融债券的积累,或者说“资产积累”与实际投资即资本积累之间在时空上更大的分离,尽管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对于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说,其鲜明特点表现为金融财富的积累会长期超过基础经济的增长,这会使得居于中心的资本主义秩序更加不稳定,债务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急剧上升就证实了这一点。第二,金融化过程与通讯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革新共同形成了商品化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化和广泛的基础。与以前相比,中心经济体的核心地位将更加倚重金融控制和资产积累,而不是工业生产与资本积累。这有赖于对世界经济的商品收入流的俘获,包括提高其他部门的商业化程度——主要是通讯、教育和医疗这些之前只实现了部分商业化的服务部门。第三,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依赖金融上层结构相对于其生产基础的膨胀。结果是经济体系愈加容易滋生周期性破裂的资产泡沫,从而威胁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性——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便是明证。由于在金融上处于主导地位,美国能够将其危机外部化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危机。(30)福斯特、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哈维、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 Gindin)等人还进一步拓展了有关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帝国主义的特点。(31)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思想家——如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布伦纳、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乔万尼·阿瑞吉(Giovnni Arrighi)等——均撰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恶果。(32)

　　五、危机理论的多领域拓展:财政危机、合法性危机还是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危机理论试图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生态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出发,将分散技术及其官僚主义的基础结构,以及旨在重新控制环境、工作场所和地方群体的各种社会变革运动,共同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努力当中。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创立的财政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日益被迫征集足够的税收以履行其干预职责。奥康纳认为,国家具有积累职能和合法性职能,前一种职能体现在保证各部门具有盈利的能力,后一种职能体现为维持社会的秩序。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支出更有利于垄断部门而不是竞争性部门,但是垄断部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却要由国家的支出来解决,因此国家的支出保证了垄断部门的盈利。在奥康纳看来,国家的干预尽管解决了垄断资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它只是把经济矛盾转移或将其转化为政治矛盾。政府承担着解决由垄断部门造成的问题的责任,但是政府提供相关服务带来的成本却不完全是由垄断部门支付的。由于垄断部门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税收成本,结果就造成了财政危机,因为政府的支出将会比政府的收入增加得更快。随后,当利益集团围绕削减何种服务或从哪里增加税收展开斗争时,财政危机将会变成政治危机。总体而言,奥康纳强调,成本的社会化与利润的私人化造成了财政危机或结构性危机,即国家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从而把财政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33)

　　以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出发,力图从经验上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会造成新的危机。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一书旨在揭露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职能的本来面目。米利班德指出,经济形势日益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这又给维护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造成了许多难题,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概括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指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用国家干预部分地取代了市场机制,导致早期主张公平交换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国家对自由经济加强了干预,“滞胀”日益严重,劳动者越来越不相信政治国家的善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主要在政治领域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取代了马克思所预见的那种经济危机。他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自由经营的合法性的传统信念已经大大削弱了,个人首创性和进取心等旧有的概念正在衰落。

　　财政危机理论和合法性危机理论都源于同一种认识,即急剧膨胀的国家作用已经给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许多新的危机,从而把危机的场所由经济本身转移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领域。财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与马克思所认为的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结构自身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但是,这一矛盾在新的时代表现为不同的危机形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提出要通过建立一种生态危机理论把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对“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意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阐明环境问题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境——人对人的控制的征兆。奥康纳则从“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这一概念出发,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带来了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带来了生态危机。奥康纳集中分析了资本的扩张与生产成本的提高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生态系统的危机。(34)福斯特着重从资本的不断扩张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和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生态危机的必然性。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去寻找。(3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运动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而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源仍然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本·阿格尔(Ben Agger)指出,生态危机理论与由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所形成的财政危机理论、合法性危机理论是相互补充的。虽然上述理论的出发点不同,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要探讨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阿格尔进一步指出,与国家理论相比,生态危机理论能够为上述过渡提供更现实的依据和更可靠的手段。他认为,上述多领域的危机理论的出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向经验主义的转向。“复兴的马克思主义经验论……不是一种毫无理论和意识形态信仰的经验主义,而是将变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建立在非教条地分析社会结构发展这一基础之上的经验主义。”(36)阿格尔所说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转向,旨在关注如何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运用于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对多领域的危机表现形式的探讨来建立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

　　六、结语

　　正确理解《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前提。《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中探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维度。“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长周期运动和金融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基本矛盾进行调节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合法性危机和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不同领域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决定了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构成了危机理论发展的动力。因此,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动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

　　学术争鸣既促进了危机理论的多维度发展,也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不同理论对引起危机的局部原因的强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体系,但是有些具体理论或学派难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实质。

　　在《资本论》出版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危机的抽象理论与具体形式的研究相辅相成,在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中愈益准确地叙述现实危机,推动危机理论的不断深化。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游走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在不同阶段对解释危机的具体形式和关于危机的一般化理论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在从客观的科学分析到哲学分析的过程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转变,而每一种转变都取决于结构的和历史的环境变化。我们认为,当危机趋势变得尖锐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倾向于科学和决定论;而当资本主义似乎自身能够维持和相对摆脱了危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变成抽象的和哲学的了。”(37)从危机的具体形式的演变中归纳出危机的一般概念的形式和内容,在抽象理论的不断深入中阐明基本矛盾新的规定性和准确叙述现实危机,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阿特韦尔曾经分析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在什么时期、在何种背景下出现了重大突破。根据对危机理论史的考察,阿特韦尔指出:“危机理论的创新与经济危机的爆发之间联系不大,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在很多时候,危机理论的创新是在经济繁荣和相对稳定的时期进行的。”(38)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用同一理论机制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因素,运用新的经验数据和分析工具讨论利润率发展趋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和分析经济周期的波动和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利用现代危机理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等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在《资本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问题是讨论的重点。

　　注释:

　　①Makoto Itoh,Value and Crisis,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80,p.123.

　　②转引自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8页。

　　③Paul A.Attewell,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p.176.

　　④М.И.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赵维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03页。

　　⑤Paul Mattick,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White Plains,NY:M.E.Sharpe,1981,p.72.

　　⑥David A.Wolfe,"Capitalist Crisis and Marxist Theory",Labour/Le Travail,Vol.17,Spring,1986,p.235.

　　⑦西蒙·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⑧Eric Olin Wright,"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nd Crisis",Critical Sociology,Vol.6,No.5,1975.

　　⑨Makoto Iton,"The Form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risis",Science and Society,Vol.42,No.2,1978,pp.129-155.

　　⑩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1)转引自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总校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37页。

　　(13)比尔·邓恩:《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及其解释力的不对称性》,张建刚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7页。

　　(17)详见列·阿·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1卷上,斯竹等译,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25-128页。

　　(18)详见А.И.别尔丘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中间性的和结构性的)》,稚堞、许宏治、潘德礼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9)孟捷:《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20)David M.Kotz,"The Final Conflict:What Can Cause a System-Threatening Crisis of Capitalism?",Science & Society,Vol.74,No.3,2010,pp.362-379.

　　(21)大卫·科茨:《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22)马艳、严金强:《论SSA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3)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4)例如А.И.别尔丘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中间性的和结构性的)》;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Phillip Anthony O'Hara,"Recent Changes to the IMF,WTO and SPD:Emerging Global Mode of Regulation or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for Long Wave Upswing?",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0,N0.3,2003,pp.481-519.

　　(25)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王生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6)详见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27)蒋宏达、张露丹:《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28)郑吉伟:《布伦纳与<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资本主义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当代表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25日第014版。

　　(29)张宇、蔡万焕:《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30)John Bellamy Foster,"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An Introduction",Monthly Review,Vol.67,No.3,2015.

　　(31)John Bellamy Foster,Naked Imperi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6; Samir Amin,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0;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Empire,London:Verso,2013.

　　(32)详见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本段写作参考了顾海良主编:《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下)第56章,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顾海良:《奥康纳和他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载《世界经济》1990年第7期。

　　(34)詹姆士·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36)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37)同上书,第100-101页。

　　(38)Paul A.Attewell,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p.193.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