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国际舆论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政治实验”，无论从规模、成就、世界影响还是未来前景来说，这都是当之无愧的。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变革与开放，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有不少仍处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有的则处于战乱、停滞不前状态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经验，比如处理好“三类关系”，切中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痛点”，对于那些深陷发展困境中的国家而言具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停滞及社会危机。一些国家长期处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衰退之中，加之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累积，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内部来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政策上没有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科学方法论。中国的经验是，在把握三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有机结合起来，并融于具体的政策之中。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策略，通过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方式不断推进，通过具体的政策把改革涉及的利益调整控制在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既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又避免了过大的社会震动。

　　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这意味着在新形势下，三者之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包括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守住社会经济发展不失衡的底线，以及确保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必须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整体性，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国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整体认识主要是方法论层面的，相关政策也会因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没有固定的样式或模板可以遵循。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看，应高度重视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相关经验和做法可供参考和借鉴，但最重要的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注意从宏观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制定出科学、及时、可行、有效的政策。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进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上的态度和认识是一贯的。第一，独立自主是立国之基。第二，对外开放是强国之道，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在对外开放上，主导权必须在我。第三，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而对外开放助力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完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中国为全世界其他正试图在真正独立、保护其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发展并融入国际秩序的国家指明一条道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高度重视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尤其是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保持政策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处理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赶超目标，都比较依赖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将资源集中于某些领域和行业，形成一定竞争优势，但这一做法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引发了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8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认为政府越小越好。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为何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不能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与转型政策时照搬西方主流的理论，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国实际，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作用边界和功能定位，并寻求二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最佳结合模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共识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要避免过去把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的极端化思维，既要摒弃“市场万能”的神话，也要打破“全能政府”的迷思；另一方面，基于政府与市场的科学定位，要在实践中不断理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有机统一，携“手”共进。

　　（作者许 峰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