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项久雨(1964-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大学客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8年第20185期 第46-53页

　　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的中国意义贯穿着历史、理论与实践的三条逻辑主线。从历史逻辑看,《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历史的深层呼唤中出场,其传入中国时正处于中国人民走向觉醒与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历史时刻。从理论逻辑看,《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历史生成与发展演化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实践的定位、立场与《共产党宣言》是一致的、连贯的,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与伟大梦想的实现都需要《共产党宣言》的在场。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中国实践方能不忘初心,继续创造中国奇迹。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5ZDA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跨文化传播”(16JJD860004)的阶段性成果。

　　170年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已超出了一部纲领或著作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①,其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价值、基本精神构成了《宣言》的意义基础,支撑其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基于《宣言》与中国的双重视角,《宣言》的历史定位贯穿着三条逻辑主线,共同汇聚成《宣言》中国意义的内在线索。从历史逻辑来看,《宣言》是社会主义500年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文献,是奠定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基石,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从理论逻辑来看,《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出场,带有自发性的无产阶级终于拥有了走向自觉的理论指南;《宣言》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以从无序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走上正轨。从实践逻辑来看,《宣言》的在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偏离正向轨道的保障,在新时代使中国实践朝着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人类社会美好愿景迈进。

　　一、历史逻辑:《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与中国出场的历史方位

　　任何得以传世的著作或理论,都有其从历史的土壤中发端、从时代的场域中出场的基本方位,《宣言》的历史出场同样如此。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宣言》在世界与中国的出场及广泛传播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1.《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历史的呼唤中出场

　　至《宣言》写作的时代,从制度的萌发、定型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已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存续了400年之久。400年的历史沉浮,尤其是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呈现出的发展新貌可谓前无古人,资产阶级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中也曾书写过进步的篇章。但伴随着生产力极大发展时代到来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所埋藏着的巨大危机,难以调和的基本矛盾、日趋紧张的阶级分立、普遍异化的社会现实都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已“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③。

　　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作用之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在剥削、异化的穹顶之下,工人从事劳动的价值被工具化。无产阶级不愿再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异化劳动的垂怜,不再甘于沦为机器的工具,渴望打破束缚自身发展的枷锁,一场又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伟大运动就这样展开了。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马克思恩格斯从工人运动中掌握第一感受、汲取第一手资料,包括《宣言》在内的诸多著作正是在通盘把握工人运动全貌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基于此,完成了思想转变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无数期盼抬头挺胸的工人的注视之下,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作纲领的直接推动之下,《宣言》在历史与时代的交织中诞生了,同时,属于无产阶级的时代启幕了。

　　2.《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人民的觉醒之路上出场

　　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④近代以降,内外交困的时局扣动着中国有识之士的心弦,在不甘屈辱的救亡主题之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⑤。在这些反思与重估的背后,出现了基于不同利益考量的各种理论选择、道路抉择,理论争鸣、道路探索,标志着先进中国人自主意识的复苏。在危机之下,洋务派作出了挽救危局的尝试,从自强到求富,口号背后的实质仍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力图扶持将倾的封建制度大厦,但最终宣告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面对国之不国的残破景象,试图仿照日本道路对中国进行立宪制改良,结局是在封建势力的压制之下未能成功。改良失败了,革命的呼声高涨。在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但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之下,也只能换来可怜的“假共和”。可见,觉醒的种子虽然已经在先进中国人的心中播下并渐渐萌芽,却还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觉醒。

　　1899年,《万国公报》卷一百二十一刊发了英国学者颉德所作《大同学》一书的节选,译者李提摩太旨在宣扬改良思想,但不经意间也将《宣言》的片段与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在了国人的视野之中。而后,包括朱执信、赵必振、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对《宣言》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依照《宣言》等文本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划分为历史论、经济论与政策论三部分,并大篇幅引用《宣言》的文本内容,突出强调了《宣言》中所内含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⑥。在经历一番周折和下了一番苦工夫之后,1920年8月,首部中文完整版的《宣言》由曾赴日留学的陈望道译成。在《宣言》的直接影响之下,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洞察到了实现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路径,看到了来自理论的曙光、感受到了来自信仰的力量。在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真正觉醒,才在真正意义上找到了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前景。

　　《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到党的十九大最新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宣言》的印迹。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到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⑦。可见,《宣言》在中国的出场正逢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在化解民族危难、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宣言》以其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基本立场的坚定性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逻辑:《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奏曲

　　《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0年来,《宣言》从不因时空条件的阻隔而使自身的生命力有所减损,如同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⑧。对于中国而言,《宣言》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伴随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大地上写就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朽篇章。

　　《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奏响合奏曲,是建立在后者对前者进行吸收、贯通与转化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吸收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通盘吸收《宣言》的所有内容与结论,而是吸收《宣言》中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吸收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次是贯通过程,《宣言》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还需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与中国国情相贯通,而不是将原理奉作教条。这也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⑨最后是转化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多重定位,它是道路、制度、理论与文化的统一体,《宣言》的意义与价值正贯穿于这四者之中,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线索。

　　1.《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理论

　　中国理论从来都是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理论图景。归根到底,中国理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主要有两大逻辑在发挥作用:一是基于经典理论与自身传统所生成的基础解释力,二是基于中国实践所持续生成的现实解释力与实践引领力。以《宣言》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正是在前者意义上塑造中国理论的内在生命力、建构中国理论的基础性框架,使中国理论历经时代的打磨与历史的检验,依旧能够焕发出理论的活力。

　　《宣言》中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立场建构了中国理论的基础性框架。在中国理论的系统中,包含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子系统,并且,中国理论系统是随实践演化而动态更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这个理论系统的最新子系统。《宣言》与中国理论系统的内在关联,正是在前文所提及的吸收、贯通与转化过程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理论从产生之时起,便受到了《宣言》的直接影响,《宣言》中所包含的唯物史观、“两个必然”、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理念,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中国理论的演进脉络当中。《宣言》的基本原理内嵌于中国理论系统之中,从而确保中国理论在动态发展的进程中,能够不偏离《宣言》所构想的基本方向。

　　与此同时,《宣言》还塑造了中国理论的内在生命力。中国理论系统的生命力除了来源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来源,那便是《宣言》等经典著作为中国理论系统不断发展所创造的前提条件。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强调了《宣言》中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⑩,这便是从源头上说明了中国理论系统不应是教条的、僵化的、封闭的,而应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

　　2.《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道路是为最广大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性质与价值内核早在《宣言》中便已得到确证。中国道路由具有先锋队性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其先进性体现于中国道路的利益并非由少数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把持,而是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置于道路发展的首要考量位置。

　　党的十九大基于社会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这一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1),充分彰显了人民是中国道路中的利益创造主体与利益享有主体的双重属性。一如《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正是区别于其他道路的利益分配方式,正是将《宣言》中的利益分配原则内置于道路当中,中国道路才能支撑起人民的重量,延续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使命。

　　中国道路之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道路,其内在规定性体现于《宣言》之中。一方面,《宣言》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阐释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作用,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3)中国道路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而绝不是什么其他政党或组织。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使得中国道路即便走到了布满荆棘之处,也能游刃有余地走出来。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核,正是因为立足于《宣言》中所述的基本原则,中国道路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场域中创造中国奇迹、贡献中国智慧。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宣言》中所描绘的更高层级的蓝图可以被弃置一旁。正是有了《宣言》的高层级蓝图依照,中国道路才能拨开各种迷雾,找到通往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正确方向。

　　由此可见,中国道路与《宣言》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而时下否定、割裂二者一致性的论断往往带有明显的利益色彩、立场预设与选择性偏见。纵观时下否定、割裂《宣言》与中国道路的观点,按其程度划分,包括“偏离论”“分裂论”“背弃论”三种主要观点,均在学术界中时隐时现。其一,“偏离论”错误地认为中国道路已然偏离了《宣言》的既定方向,这实质上是罔顾当下中国道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事实。我们知道,任何道路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都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内含的基本规律,这也是《宣言》一以贯之的基本论点,选择性忽视这一重大论题可谓是别有用心。其二,“分裂论”错误地判定中国道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亦即强行将中国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分开,认为中国道路与《宣言》所设想的道路不同,早已另起炉灶、另立旗帜。这种观点实质上以机械的眼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行剥离,未能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宣言》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能正确地辨析中国道路对《宣言》的继承与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其三,如果说“分裂论”起码还承认中国道路或多或少与《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有一定关联,那么“背弃论”则走向了极端的深渊。“背弃论”鼓吹中国道路全盘背弃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宣言》的道路构想。这种论调将现象约同于本质、将具体放大为抽象,曲解了《宣言》的思想旨意与价值旨趣,刻意摘取一些教条式的道路发展片段,从深深的偏见中折射出一种理论无知与无能的狭隘。我们不禁深思,未能深入结合国情而将理论奉作教条还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吗?不立足《宣言》的基本立场并以动态的眼光审视中国道路的来路与进路,还能与《宣言》的精神相吻合吗?这种“背弃论”将“偏离论”与“分裂论”推向了极致,其本身逻辑未能自洽且学理性缺失,不得不说是贻笑大方。

　　3.《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制度

　　中国制度是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制度圈,涉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诸领域,其内围圈层是诸领域的根本制度,再外一个圈层是诸领域的基本制度,最外围是诸领域的微观制度安排。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14),制度圈内部环环相扣、有机衔接、相辅相成,最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诚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制度是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即现有制度圈虽已基本定型且生发出制度的边界,但绝非封闭的、一成不变的,仍有圈层结构优化的空间,要适时、合理、动态地加以完善。

　　中国制度的产生、定位与发展正是肇起于《宣言》中的基本规定。中国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其他什么性质的。《宣言》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5)中国制度是建立在对以往剥削制度的否定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核是中国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这必须是雷打不动的。需要注意的是,现如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互相借鉴、学习的地方,如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以及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度与西方制度就会在未来趋同,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16)。从本质上看,“合题论”只看到了两种制度在呈现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之处,但未能分清呈现形式与制度实质之间的区别,未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差异以及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深层次利益逻辑。以公有制为主体而非以私有制为主体,以无产阶级和广大中国人民利益为核心而不是以资本家的利益为核心,这些都是中国制度区别于西方制度的关键所在。诚然,《宣言》中所设想的“消灭私有制”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并不能完全实现,这是因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设计并不能超越这一阶段的基本国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宣言》中的设想就是过时的,只有以《宣言》为蓝本和参照,方能永不褪去中国制度中所内含的公有制的基本底色。

　　4.《共产党宣言》与中国文化

　　《宣言》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指引作用,二是方法上的指引作用。一方面,《宣言》提道:“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7)这里指出,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异质文化的普遍交往时代开启,民族文化的世界意义不断彰显。但需要明确的是,《宣言》此处并非指称文化的民族性完全沦丧,而是指民族文化不再局限于民族的地理疆域之内,在地理意义与民族意义之上还生发出了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文化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明确自身承载的文化使命、民族使命,葆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中国文化方能从容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另一方面,《宣言》中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也为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宣言》的核心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从源头上规定了中国文化必须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始终浸润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底色。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18)

　　不应忽略的是,特定的文化背后总是关联着特定的价值,中国文化的背后站立着的便是中国价值。中国价值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中国价值有着国家向度、社会向度与个体向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中国传统价值中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集成与表达。归根到底,中国价值体现的就是人的价值。不论是国家向度、社会向度还是个体向度,都始终贯穿着如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实现人的价值的基本立场。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阐释了他从《宣言》中得到的启示,并强调要将其运用到当时中国的革命实践之中,指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19)。诚如毛泽东所言,《宣言》对于我们理解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状态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宣言》是我们坚持发展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经典文献,也只有在《宣言》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引之下,中国文化方能真正彰显人民的主体性,更好地守护中国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家园。

　　三、实践逻辑:《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中国实践的未来走向

　　毫无疑问,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宣言》在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宣言》中来,也在不断朝着《宣言》预想的人类社会美好蓝图中去。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的中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任何发展目标都不能超脱于国情之上,不能简单套用《宣言》的结论来指导或否定中国的发展,必须结合国情进行前文所述的“贯通”过程。诚然,中国的新时代,也是《宣言》更好指导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实践也必将彰显理论优势、道路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不断印证《宣言》基本原理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正确性。

　　1.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斗争需要《共产党宣言》的在场

　　《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强调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这在今日看来仍然是富有洞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之外,还在于《宣言》透彻地运用了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抽丝剥茧,从而挖掘出资本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秘密。矛盾是普遍的,在当代中国,虽然阶级斗争早已不是矛盾的主旋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化,但任何漠视矛盾、否定矛盾的态度也都是不可取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进行伟大斗争”的时代命题,这正是在直面矛盾、正视矛盾,从而力求解决矛盾、抵御风险。基于此,报告中强调了进行伟大斗争的五个战略要点,包含了五个“更加自觉”和五个“坚决”,前者是进行伟大斗争所要达成的目标,后者指向进行伟大斗争的着力点。这五个战略要点围绕着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人民利益、投身改革创新、维护国家利益、防范与应对各类挑战来进行目标设计,旨在解决这五大关键维度中的重大矛盾。进行伟大斗争,旨在化解矛盾、达成和谐状态,最终是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的。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不应忘记《宣言》中所贯穿着的矛盾分析方法,致力于使新时代的中国呈现出和谐的发展图景。

　　2.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工程需要《共产党宣言》的在场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发展的地位与作用,是全局性、系统性、根本性的。党情来源于民情、观照民情、代表民情,党情植根于国情、牵动国情又联系世情、影响世情。总而言之,党情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世界历史进程是休戚相关的,这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事关中国发展全局、事关中国人民利益、事关民族复兴大业、事关人类文明进程,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实现党的应然目标与实然现状的内在吻合,进一步说,建设伟大工程突出表现为践行“代表性”的问题。

　　《宣言》中用了大量的笔墨着眼于共产党的性质,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仍然需要诉诸《宣言》的源头活水,方能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既然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说的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那么代表什么人、为何代表、如何代表都是这个工程所应着力思考的地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代表人民利益者则昌,背离人民利益者则亡。《宣言》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两个利益一致原则,一是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保持一致,二是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过程的利益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可以看到,对内党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对外又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交往。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党的“代表性”基本上是实现了的,但仍然存在着局部、个别之处出现的“代表性”缺位、削弱的问题,这也正是建设伟大工程旨在解决的关键问题。因而,《宣言》中的利益代表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永远不能丢弃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伟大工程必将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3.新时代中国的伟大事业需要《共产党宣言》的在场

　　新时代中国的伟大事业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加以把握的问题。没有对中国伟大事业谱系的追溯、源头的追问,就不能真正理解伟大事业的初心是什么,就不能真正贯彻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旨,就不能真正坚定地走向一个富有前景的未来,诱惑与考验也就很容易带偏事业的航向。

　　新时代中国伟大事业的身份标识,在于其中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宣言》的源头规定。《宣言》突出强调了共产党代表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很多人借长远利益来否定中国当下利益的正当性与正确性,甚至鼓吹中国已脱离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早已和《宣言》写作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伟大事业的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一致的,我们绝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空谈共产主义。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推进伟大事业所做的努力,从来都没有远离《宣言》中所提的长远利益。进一步说,新时代中国的伟大事业的近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每一步,也正是在朝着《宣言》远景实现的一步。

　　4.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梦想需要《共产党宣言》的在场

　　揆诸近代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在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流转,但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未能有一家支撑起复兴之梦的重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20),并以实现伟大梦想为主线衍生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足以可见伟大梦想的战略地位。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复兴之梦与《宣言》中的共产主义愿景从来就不是矛盾的,且具有相当的内在亲和力。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宣言》中的共产主义愿景与民族复兴之间具有内在紧张的关系,甚至以为二者间有不可协调的理论阻抗力,这便是未能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所处时代背景与中国当下的国情所轻易作出的判定。我们应当认识到,《宣言》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愿景的最终达成,必然是要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有鉴于此,实现伟大梦想正是在激励每一位中国人贡献自身才智、创造更多价值,一同推动中国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一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

　　实现伟大梦想正是在为朝着共产主义愿景迈进所作出的基础性努力。在新时代的中国,《宣言》成为激发每一位中国人实现自身梦想的指南,而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都将汇聚成中国梦的长河,不论多远多久,这条长河最终都将流向共产主义的浩瀚海洋。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页。

　　⑤[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4页。

　　⑥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2页。

　　⑦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⑨《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1)《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16)[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6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原文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侯惠勤:《科学的经典真理的旗帜——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5][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6]邓纯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7]陈学明:《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