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扶贫: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发表时间:2019-02-02 09:38 内容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成为了新时代的主要问题。针对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扶贫工作在农村基础建设、农业发展、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凸显,文化扶贫成为了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组成,文化扶贫不仅是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国家扶贫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正式将文化扶贫纳入政策的“中心议题”,充分肯定了文化扶贫的重要意义。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上不断探索前行,充分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扶志”“扶智”作用,激发内生动力、巩固扶贫成果、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扶贫工作不仅在全面小康决胜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将在后扶贫时代发挥引领落后地区精神文化进步、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支柱性作用。

      文化扶贫是扶贫的更高要求

      文化扶贫是全面的扶贫,服务于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作为更高层级的需求,其发展往往滞后于经济发展,因而越是贫困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越是滞后。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往往存在空白和缺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现有的文化资源得不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文化扶贫不仅可以补足脱贫工作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短板,还能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盘活贫困地区文化资源,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建设,从而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文化扶贫是精神的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意义突出体现在“扶志”和“扶智”。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原因除了地区限制、经济水平等客观因素外,文化贫困和落后文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十分严重。一些封闭落后的思想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面对贫困问题产生“等、要、靠”的消极情绪,甚至抱残守缺用怀疑和拒绝的态度看待扶贫工作,鼓吹读书无用论、争抢贫困县的帽子。文化扶贫能够推进贫困地区群众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念,摒弃不良习气和落后思想,增强科学常识和理性认识,排除阻碍农村发展的文化因素,从而鼓舞贫困地区人民自觉努力奋斗,抓住党和国家扶贫开发的政策红利,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文化扶贫是彻底的扶贫,是预防再度返贫的根源性举措。贫困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能否走出贫困靠的不止是一时的救助,更需要强大的内生动力。如果扶贫工作只停留在经济和物质层面,已经脱贫的群众是极易再度回到贫困的状态。这不仅是对扶贫资源的浪费,更会使贫困群众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因此防止返贫和脱贫攻坚同样重要。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家遇到比贫困户更艰难的情况仍然可以度过难关重新出发,而贫困户即使手握各种补贴资源却依然可能再度返贫,这其中的本质差别就在于文化。人的文化素质是制约贫困地区减贫脱贫的关键,这里的文化素质不仅是坚决脱贫的意志品质,还有规划未来实现理想的能力。只有进行深度的文化扶贫,才能实现对贫困地区社会、文化、经济的系统升级,实现扶贫工作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变。

      十八大以来文化扶贫硕果累累

      各项政策接连出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脱贫攻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尤其在法律政策方面高屋建瓴,为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支持性政策。涉及文化扶贫的政策文件除了针对文化扶贫的专项政策外,还有一些源自文化政策、扶贫政策。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求。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从文化建设的视角对文化扶贫工作提出了顶层设计。2016年5月,《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中提到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2017年5月,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指出不仅要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更要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

      财政资金切实保障

      近年来,中央每年拨付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扶贫工作,但是划拨到文化建设领域的比重较低,资金依然是制约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2017年3月重新修订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在资金支出范围与下达中明确指出,专项扶贫资金可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支出,为扶贫资金在文化领域的使用提供了政策依据。在文化领域,为保障贫困地区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经费,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实现了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的有效对接。此外,各部委、各级政府还划拨了用于文化扶贫的各类专项资金,如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都在专业领域设立了文化扶贫的对口项目,投向文化扶贫的专项资金逐年加大。

      基础配置不断完善

      文化扶贫基础的就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水平,伴随着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文化领域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对此,十八大以来,农村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兜底工程不断推进。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工程打通了老百姓收看电视的“最后一公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为落后地区提供了看电影的保障,农家书屋工程满足了对阅读最基本的需求,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可以自由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农村数字文化工程利用数字化手段为农村地区传输海量的文化资源。特别在贫困地区,实施了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以及贫困地区设备购置项目。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朝着标准化、均等化方向努力。

      文化开发模式全方位探索

      文化扶贫不仅是对贫困地区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兜底保障,更可以在有条件、有资源的地方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产业升级带动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利用特色文化产业脱贫的案例不胜枚举,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特色文化产业资源丰厚的地区,围绕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将传统的工艺品、文化习俗进行变现,更能服务于地区经济整体性布局。如贵州黔东南苗族的银饰、陕西的皮影、安徽的宣纸等有形的文化产品可以产业化开发,而草原文化、茶文化以及各地特色的民俗文化则可以发展体验式经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已经于2016年和2017年公布两批共403个全国特色小镇,为盘活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异曲同工的还有全域旅游,国家旅游局于2016年先后两批公布了共50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随着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开发建设,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将成为贫困地区的重要财富。

      现阶段文化扶贫的短板

      不同地区文化需求差异大

      当前国家对于贫困落后地区的文化扶持力度很大,兴建了大量的体育健身设施和图书馆、活动室,基本实现了基础文化设施全覆盖。然而,有些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却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尴尬处境,一批批图书、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乡村,但却束之高阁。与此同时,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群众仍然反应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这背后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群众受生产生活方式、教育文化水平、休闲娱乐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精神文化方面有着差异化的需求,最典型的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二是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文化扶贫所提供的内容远超过他们的文化需求。在河北某村调研时有村民谈到,自己小学文化,上学的时候都不看书,书报杂志更不愿意看,贫困地区往往文化教育基础差,日常的文化生活以打牌、看电视为主,因而文化产品曲高和寡。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文化风俗差异很大,加之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不断加大,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文化断裂现象。也就是说,即使文化发展水平在均值上实现了均等化、标准化,但文化需求的顶层和底层间差异非常大,文化的供给体系、需求体系以及供需平衡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这成为文化扶贫能否起到实效的巨大挑战。

      非物质脱贫滞后于物质脱贫

      在文化的发展中,物质文化的进步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文化扶贫也同样遵循这个客观规律,最先也是最容易发生改变的是器物和制度层面,其次是风俗习惯层面,最后才真正能够对文化价值观层面产生影响。其中,器物和制度主要依赖于政府的供给和设计。当前的文化扶贫工作主要集中于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基本公共文化用品的供给,如广电传输网络、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有载体缺内容、有建设没维修的情况,使扶贫成效大打折扣。贵州省遵义市的扶贫干部反映,山区的“村村通”“户户通”工程虽然确实实现了电视信号入户的要求,但因山区地广人稀路难走的现实情况,维修人员不可能为一户专程上山,一旦出现使用故障,只能等待维修人员集中上门,而这个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山区的情况还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文化下乡的窘境则更为普遍。文化下乡的书籍、电影往往不受百姓关注,村里的图书室常年上锁、电影放映机空转的情况不在少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上的滞后。当这些文化内容真正送到贫困群众手中的时候,很多已经是几年前的东西了,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微博、抖音则成为他们丰富精神文化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前文化扶贫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文化物质的缺失,更多的是非物质层面的低效。如果文化扶贫只停留在载体层面,那么就很难起到移风易俗、提升文化价值观的效果,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成为一个好看的数据而已。

      贫困文化根深蒂固且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是文化扶贫最大的阻力,也是全面小康脱贫攻坚工作的“老大难”。贫困地区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多落后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比较普遍的有对教育的忽视和重男轻女的偏见,更严重已经到了乡风民俗的层面。界首市委办副主任李志超在访谈中提到,有些贫困户存在“读书无用论”的想法,这给防控辍学工作带来很大阻力。一方面,当地村民认为其邻里孩子没有接受教育,其子女不完成学业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久而久之便成为了全村风气;另一方面,父母思维模式和眼界的局限制约了其对子女教育的长期投资,从而影响了子女的未来发展空间。贫困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模式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当地人的认识观念中,这直接导致男性在家庭中的教育资源、财产分配额度、生活质量条件普遍优于女性,也自然造就了脱贫率在贫困地区男性比率远高于女性的结果。这些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是文化扶贫的“硬骨头”,极大增加了文化扶贫的难度。而且,贫困文化不仅是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顽疾,更有着很强的代际传递效应,往往呈现家族式、遗传式的情况。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在访谈中提到,文化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是影响脱贫攻坚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难点在于普遍文化素养的提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破除贫困文化就很难实现彻底的脱贫,脱贫工作就陷入了吃力不讨好的困境。

      心理贫困禁锢扶贫对象的主动性

      “扶贫”不是“养贫”,要想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的效果,不仅要国家“扶到位”,更得贫困人群“扶得起”。得益于党和国家优厚的脱贫政策,一些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对于贫困的现状十分满意,对脱贫工作产生被动、消极的情绪,甚至出现了不愿脱贫、不配合脱贫的情况,拒绝脱贫摘帽,反而争当贫困县。基层扶贫干部普遍提到,当前的多数贫困地区人口为了在将来长期享受优惠政策,不愿在脱贫确认书上签字,担心会失去作为贫困户所享受的一系列优惠条件。一方面,这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降低了扶贫资源分配效率;另一方面,这侧面凸显了扶贫精神还未根植于每一个贫困农户心里,部分扶贫开发工作依旧治标不治本。这是由于贫困地区长期在思想文化方面落后,致使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对扶贫工作出现认识偏差、对脱贫丧失斗志。物质贫困并不可怕,而心理贫困则将成为阻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源性因素,如果不消除贫困心理的不良影响,就很难改变落后地区“等、要、靠”的吸血心理,更遑论造血功能的实现。心理贫困是文化价值观层面的问题,潜滋暗长荼毒甚深,不仅极易使前期扶贫的成果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消解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积极主动配合扶贫工作的热情,成为消灭贫困的内在阻力。

      资源开发造成文化生态破坏

      文化扶贫是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文化输入,对于贫困文化、落后思想而言文化扶贫毋庸置疑,但是贫困地区往往是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聚集地,随着主流文化的强势输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势必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尤其在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随着人口、资本等要素的流入,当地的文化环境随之而发生改变,一旦开发不当,还会消解文化多样性甚至形成新的文化霸权。云南丽江就是典型的案例,深度的旅游开发确实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云南的一张名片,但是随着旅游承载力的过载和旅游乱象的频发,丽江的文化生态已经不复从前,失去传统文化本色的景点其文化生命力将会大打折扣。有学者指出,文化扶贫需要注意的是将贫困人口看作没有文化的群体而自上而下的输入,很多情况之下外来输入的文化不能匹配当地民众的需要,与当地的文化生态不能很好融合,致使很多文化扶贫项目遭遇失败。文化开发是文化扶贫的升级形态,但升级的前提和基础是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破坏式开发、同质性开发都是杀鸡取卵式的短视之举。

      进一步提升文化扶贫质量的建议

      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扶贫的本质是供给,要进一步提高文化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要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扶贫资源的投入结构,在资源分配的时候更贴合实际,以达到文化精准扶贫。供给方面,全面补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短板,尤其在文化资源贫瘠的地方,做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兜底工作;需求方面,也要因地制宜了解当地群众的文化偏好,有的放矢避免文化资源浪费的情况。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提到,要加强基层百姓的文化自发需求和多样化形式与国家在文化管理层面的格式化管理之间协同,如《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意见》就提供了联通国家和百姓需求的一个政策接口,使供给的文化服务更加精准对接困难群众的需求。

      此外,在文化资源丰厚的地方,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增加落后地区收入,让未来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成为“撬动”扶贫攻坚的一个有力“支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齐勇锋认为,贫困的根源是文化贫困,特色文化产业作为特色经济、在地经济和体验经济,在整个文化经济发展中体现出契合市场在地化、体验化和特色化的产业发展要求和消费需求,是化解长期以来文化贫困和城乡分离这一瓶颈问题的现实路径。在具体工作中,应当发挥中央统筹协调、地方自主落实的作用,中央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战略和各项支持性政策,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而地方则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更多的创造性发挥,做到既能够达到统一标准,又能够符合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

      文化扶贫的内容要更加丰富

      文化是精神需求,文化扶贫更重要的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发挥“扶志”“扶智”的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扶贫不能停留在物质、载体的层面,诸如图书室、活动中心、“村村通”“户户通”这样的基础工程是文化扶贫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更加重要的扶贫工作应该落实到文化内容上,要让优秀的文艺作品、文化形式能够通过当前的基础建设在贫困地区广泛传播,真正起到以文化人、鼓舞人心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紧跟时代发展,创新文化内容的传播方式,让困难群众更加接受文化扶贫。十八洞村喜好苗歌,有扶贫干部采用上门唱苗歌的方式走入了人民群众当中,化解了以前政策宣传存在的阻力。用文化统一思想,了解民心,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推动了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甘肃陇南扶贫干部赵炎强也提到,通过抖音宣传扶贫政策、带着村民一起拍抖音,吸引了很多贫困户的积极参与,取得了很好效果。文化扶贫不应以数量而应以质量论成败,越贫困的地区越是思想文化薄弱的阵地。如果文化扶贫建设非但没有起到实效反而被人诟病,就会给一些歪风邪气提供作乱的空间。对此,要在全面建设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充实文化扶贫内容,提供更多鼓舞和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文化产品。

      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

      扶贫不能“授之以鱼”,文化扶贫更不能“填鸭”。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文化的接受者必须主动接纳才能真正发挥其影响力,这要求文化扶贫工作必须以让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真正认同并接受先进文化为前提,激发其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只有贫困主体真正意识到文化扶贫的重要意义,才能防止其产生被动、消极的心理,并不再将文化扶贫看作是“走过场”“添麻烦”“不务实”的行为。

      对此,在文化扶贫过程中,一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一方面加强对脱贫户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引导脱贫户转变思想观念,激发脱贫致富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树立典型,发挥乡贤在贫困地区的“意见领袖”作用,摒弃贫困地区的落后文化,使科学文明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二要强化制度引导。针对“越扶越贫”的现象,可以通过减少一次性发钱发物,鼓励贫困户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取合理劳动报酬的方式来避免。界首市出台的产业扶贫后奖补政策,通过先给予前期启动资金500,待到贫困户产业发展达到奖补条件后,再把剩余部分以奖补的方式发放,有效解决了“等、要、靠”的问题。三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情化人。十八洞村第一书记龙秀云在访谈中提到,曾经有一个贫困户是孤儿,尽管给他提供了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帮助,他却仍然陷入了“越扶越穷”的怪圈,后来龙书记意识到孤儿最缺乏的是家庭的温暖,于是跟他结对帮扶,将他认作自己的家人,从情感上给他支持,最终使他实现了脱贫致富。

      文化扶贫要同教育扶贫相配合

      文化贫困和教育贫困是紧密相关的,缺少教育就难以树立文化,没有文化就不会重视教育,只有统筹推进文化扶贫和教育扶贫,才能形成消灭贫困文化、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合力,也只有通过高水平的文化扶贫和教育扶贫,才能真正发挥文化的“扶志”“扶智”作用,为贫困地区实现产业塑造、经济转型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实现彻底脱贫。一方面从教育着手,确保适龄儿童能够全部入学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塑造全新一代的价值观,培养其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用孩子的言行来影响、规范大人,从而实现全民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从文化着手,在贫困群众当中普遍宣传科学思想,破除落后贫困文化在教育工作中的阻碍,提高贫困群众对科学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通过文化扶贫和教育扶贫相互配合,实现文化在扶贫工作中“授之以渔”的效果。在具体落实中,首先要整合资源,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认为,现在扶贫高度的组织化、结构化,非文化部、扶贫办一家所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创新协同,建立一个学界、政府、社会机构和中介组织,特别是社会力量和志愿者联通的机制。其次要加强教育,一是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二是专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技能就业培训,提高其素质,比如“雨露计划”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三是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助于贫困地区人口习得一技之长,增加就业收入。

      文化扶贫应注意保护文化生态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随着长期发展而自发形成的原生文化,这些原生文化中有些是需要摒弃的落后文化,也有一些是历史积淀出的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或影响的条件下,它们往往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自然”状态,而随着文化的扶贫开发,势必会对当地的社会习俗、传统习惯、价值观念、族群意识、地域心态等造成一定影响。这就要求文化扶贫既要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文化自信,又要对原生文化心存敬畏,防止文化扶贫变成文化入侵,消解原生文化,形成新的文化霸权。因此,在文化扶贫工作中,应当坚守绿色扶贫的理念,将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文化扶贫的始终,尤其在文化开发的过程中,既要发挥文化引领第三产业绿色发展的效果,又要尊重文化生态本身的绿色开发。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建华提到,在扶贫开发中要创建互惠文化,一是要在乡村内部,通过情感、道德、传统习俗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力量来增强村民之间的联系,培养村民对村落的情感和道义感,使之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仍能保持自身凝聚力。二是协调乡村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建立互惠协商机制。当下乡村面临着大量外来利益集团的布局,如何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实现新的均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互惠原则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王 虹】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