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步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建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过度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民粹主义浪潮对西欧国家政治生态的威胁、世界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都给全球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也给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挑战，高风险与深危机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的主要特征。面对新的治理环境和治理困境，全球治理体系也将深刻调整，以适应现代化潮流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为此，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回应全球秩序变革中风险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困境，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世界情怀。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贡献，中国将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能力的建设者，积极参与引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挑战：权力、机制与文化

　　在当今世界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下，各类风险加快积聚，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临更多新挑战。

　　首先，大国霸权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环境不断恶化。霸权国频繁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恶意制裁，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不断引发地区冲突，导致世界政治、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风险加剧。同时，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政策阻碍了世界经贸发展，引发市场对经济风险与危机的担忧，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和经济发展失衡，削弱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另外，霸权国还不愿意承担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责任，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也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难题。推崇“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接连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拒绝进一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发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造成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赤字”。因此，大国霸权导致了全球经贸、政治、安全环境的大溃败，也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

　　其次，治理机制失灵进一步削弱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绩效。全球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在全球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和秩序变迁的背景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现行碎片化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冲击，治理机制失灵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面对各种“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在贸易、人权、反恐、难民、卫生、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都面临更大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治理机制的失灵进一步导致了风险不断聚集，要超越和化解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突破碎片化机制的障碍，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再次，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共识的撕裂。文化共识作为一种软力量，是连接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主体的纽带，是风险社会治理的精神基石。当前，逆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冲突加剧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对撞，带来了共识消解与文化撕裂。而且，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特别是欧洲各国大规模崛起的极右势力，严重冲击其国内政治生态，导致各种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逆全球化思潮导致的全球治理共识的撕裂，动摇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具有全球性价值共识和文化共识的缺乏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维度：制度、价值与实践

　　面对世界发展潮流，中国积极融入全球风险治理体系，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于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化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并逐渐凝聚成全球化浪潮下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共识。

　　首先，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改革，完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不断消除治理赤字。一方面，各国要融入现有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完善治理体系。例如，针对全球网络空间风险，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致力于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完善现有治理结构和制度，探索新的风险应对机制，建立权威、透明、信任的预警与监测、协调与制裁机制，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需求，发挥超国家机构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另外，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全球风险应对机制和修复机制，防止单领域的风险演化为系统性的全球性风险，降低突发性风险对全球社会的冲击和危害。

　　其次，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共识困境，凝聚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注入了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其中，“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蕴含着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共生共存的价值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观”则是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要义。只有各治理主体共同面对风险与挑战，构筑风险社会协同治理的国际网络，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共同分享治理的权利与成果。因此，在全球共同责任与认同价值基础上，融合多元治理主体，增强多元主体合力，努力实现全球风险社会多边协同治理。

　　再次，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发展是走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中国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对降低世界经济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加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从实践层面推进更加包容、均衡、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召开G20杭州峰会、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坚决维护多边开放经济和自由贸易，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参与巴黎气候协定、召开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全球引领作用，并推动反恐、禁毒等全球性国际安全工作，积极参与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17JZD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曹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江苏高校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