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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释放了巨大经济绩效

    发表时间:2019-02-14 09:47 内容来源:红旗文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人均GDP由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接近1万美元,总体来看我国正从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8年的59.58%,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下降到5.7%,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等等。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原因很多。比如,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特质,中国融入世界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时机,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等。但最根本原因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释放了巨大的经济绩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引入市场体制,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分配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个伟大创造。市场经济和不同社会制度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特征。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和体制特征,这主要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在所有制结构上,一方面,我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使国有企业成为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国有企业经过数次大的改革,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在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保障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成为我国增强国防实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保障。另一方面,在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据统计,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总产出中的占比,已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将近零增至现在的2/3以上,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不可替代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要素市场,完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优势。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是政府通过有效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产业规划和投资,既可以有力促进经济增长,有针对性地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又可以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在世界性的衰退中“风景这边独好”。

      二、党的领导保证了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保证了改革方略的有效性和改革路径的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才能积极应对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各种风险考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使改革开放成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通过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保证了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保证了改革方略的有效性和改革路径的科学性。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 政治上从削弱党的领导权开始,到最后改旗易帜,以致政治分裂、国家瓦解。经济社会改革按照所谓“政府的作用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1990年第12期的《年轻共产党员 》 杂志刊文认为:“国家在滑坡之中 , 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 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危机。”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强, 而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1/3;当前大约只有中国的1/9。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由于改革时既没有正确的原则底线,也没有科学的方略路径,结果沦为二流国家,至今成为俄罗斯人心头难以抚平的创痛。

      我国的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结合的改革方略,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我国的改革从农业和农村开始,逐步转入城市和国有企业, 坚持循序渐进;我国的改革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个别行业率先试点,看到效果、取得经验后,方进行推广,坚持“先试验、后推广”。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改革道路,改革方略的有效性和改革路径的科学性,释放了持久而巨大的改革红利,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 “中国奇迹”。

      三、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效规划、组织和协调,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效应

      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大国,背负很大的发展压力和发展需求,这就需要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有效地做好规划、组织和协调。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国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已经制定了13个五年发展规划。每个五年规划都会立足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提出五年内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政策保障机制。一个一个的五年规划,实际上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长远战略目标进行了短期分解。更重要的是,不论是长期目标,还是中期和短期目标;不论是总体目标,还是具体目标,都能通过我国高效率和统一性的体制优势顺利实现。在我国,党和政府的工作都有规划,而且各种规划之间层层递进、层层分解、密切衔接。五年规划制定后还要分解到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落实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中,层层落实。如此,咬定青山不放松,久久为功,一张蓝图干到底,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之路就是以一连串的五年规划为基石而铺就的。我国持之以恒地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发展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效应。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增加公共产品、增进人民福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绩效的重要体现。

      一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中国高铁用了不到日、德等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世界一半,高铁速度成为中国发展速度的重要象征,家门口“说走就走”的高铁成为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见证。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国各级政府都制定了实施以棚户区改造为重要内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让数亿老百姓实现了“安居梦”。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2011年至2015年间我国建设了超过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受益人群超过1.2亿,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联合国人居署官员认为,中国的棚户区改造经验是“一个世界奇迹”。

      二是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发展目标任务的落实,得益于集中统一和协调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我国公共政策目标一旦制定,地方各级政府就会通过目标责任管理考核制度被压实主体责任,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期完成既定发展任务”。上述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都会以签订目标责任书的方式加强考核和问责,直到完全落实。很多西方国家受“否决型”体制的影响,在公共产品提供和服务方面,集体行动能力和目标实现能力显得相对不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历年总统咨文表明,他所承诺的大部分施政目标都没能够顺利实现,他在第一届任期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哀叹,整个华盛顿已经处于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困境之中。美国高铁建设计划被拖瘫痪30年就是一个很好例证。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曾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发展规划时,美国人只在为下一届选举规划。

      (作者魏志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