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

    发表时间:2019-02-14 09:48 内容来源:红旗文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从日常购物到智慧交通、从商品交易到政府新型治理等等各个层面,数字经济正在极大地改变13亿多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美、日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数字经济潜力还有巨大的挖掘空间。按照2017年统计数据来看,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59.2%、日本为45.9%,英国达到54.5%,我国仅为30.3%。

      一、发达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历史经验

      美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引领,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率先在全球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的概念。1993年9月,美国政府公布“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开始落地。该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帮助引发一场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方式。”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为美国半个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则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998年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首次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同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从此,美国政府正式揭开了数字经济大幕。之后,美国商务部就数字经济发布了7份报告,探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了“数字国家”(Digital Nation)概念。2018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又发布了工作文件《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衡量》,为美国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制定了新的内涵和衡量标准。

      英国则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启动了“数字英国”战略项目。2009年6月,商业创新和技能部与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联合发布《数字英国》(Digital Britain)白皮书,并于当年8月联合发布《数字英国实施计划》。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推广全民数字应用以及提供更好的数据保护,来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英国政府于2015年出台了《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倡导通过数字化创新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把英国建设成为未来的数字化强国。2017年3月,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对打造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和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而周密的部署,提出把数字部门的经济贡献值从2015年的1180亿英镑提高到2025年的2000亿英镑。在英国面临脱欧困扰之际,英国政府仍然坚定推动数字战略再升级,体现了其对数字经济的巨大期待和决心。

      日本历来有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传统,并且着重强调数字安全问题。早在1967年,日本总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就推动设立了非盈利性的日本信息处理会社,以支持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该机构长期致力于研究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安全与隐私问题,并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个人隐私的产业标准的制定。2011年,日本信息处理会社重命名为日本促进数字经济和社区发展研究院(JIPDEC)。在该院坚实的研究基础支撑下,日本于2014年率先制定并实施了《数字安全基本法案》。该法案把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与义务落实到各级政府,还规定电力、金融等民间重要基建企业与机构应就政府制定的措施等予以配合,并明确了政府应对中小企业的网络安全措施提供必要的协助。日本政府还于2015年专门成立了隶属于内阁的数字安全战略小组,以制定国家数字安全战略。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发挥引领作用,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还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我们既要借鉴“他山之石”,也要考虑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备有利条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后劲十足。2018年10月,上海社科院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这份报告对全球5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了排名,美国、中国、新加坡这三个国家位居前三。与上一年相比,中美在数字经济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呈缩小态势。而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29家、日本企业20家、中国企业11家。在前十名中,来自中国的有2家。这一系列数据既反映了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取得的成绩,也显示出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中国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以移动支付为例,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笔数由2013年的55.45亿笔增至2016年的1228.6亿笔,高居世界第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和移动支付等新经济模式的培育,离不开大体量市场的支撑。而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又能有效地刺激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的诞生。在数字时代,中国对数据积累和利用的能力将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跑位置,中国市场也将成为全世界创新创业者独一无二的舞台。

      2.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相结合,构成了联通全国的人、物、信息交流网络。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从无到有,跃居世界第一,极大地促进了人与物的互通互联。中国的宽带覆盖率、移动网络覆盖率迅速提高,名列世界前茅,有效地便利了信息的交流传递。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和智能手机用户群体。上述发展成果,有效地降低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本。无论身在何方,中国民众都能通过互联网直接与全国市场相对接,广大的消费者既是大数据的生产者、提供者,同时又是大数据的受益者。

      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2018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就业提质扩面互促共进。”在新的5G时代来临、即将面临商业化应用之际,中国将集中大规模投资建设5G基站和运营平台,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将充分发挥作用,将挖掘出更多消费潜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数字经济的成果充分惠及群众。

      三、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现在所处关口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适应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我国产业结构朝着中高端、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全球价值链的阶梯上持续向中高端攀升。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两院院士大会时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能有效地帮助供给侧和需求侧精准、智能地匹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来自需求侧的数据将有助于供给侧更好地对市场进行判断和对生产做出决策。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数字经济将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解决生产效率低下和生产相对过剩等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限于信息相关行业,更能带动传统产业建设更灵活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实现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线上相关行业,更能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有效帮助畅通从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渠道,从而提升效率。

      数字经济能有效地帮助政府精准、智能地服务民众和治理社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服务和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政府多次强调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关键之举,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企业四处找”为“部门协同办”。在浙江,线上服务“一网通办”已成常态。在广东,“粤省事”微信小程序被称为广东的“数字政府”,涵盖了各种证件业务。中国民众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已经由“进门”变为了“上网”,这也充分体现出数字经济的红利。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数字经济将助力中国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在世界上领先的大数据积累能力将有效助力技术革新和经济转型,帮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这也将使中国获得宝贵的参与全球各项国际标准制定的机会,尽力摆脱在工业时代受人掣肘的局面。

      数字经济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重大战略发展方向并逐渐发展壮大,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鲁俊群: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