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

　　二十年前，导师更像研究生的“第二父母”——“当我找到女朋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带给我的导师看看。”但如今，有些导师似乎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保证学生顺利毕业而已。原本可以维系一生的师生感情变成了一个为文凭而生的旅程，引人深思。那么，是导师变了，学生变了，还是这个时代变了？

　　没错，时代确实变了。二十载光阴，暂且不谈作为高等教育外部条件的社会转型，光是高等教育内部也经历了时代变迁。过去的二十年，正好横跨了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到大众化时代的变迁。我国自1999年扩招以来，不仅本科生规模急剧扩张，研究生规模扩张比例更大，但师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学生增长速度。因此，研究生教学班规模不断膨胀，大班、合班上课在高校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一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也大量增多，尤其是著名导师可能同时带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学生。这时若还以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尺子”来度量现在的大学师生关系，恐怕已不现实。

　　其次，导师也变了。导师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来自于我国大学评价制度的变迁——评价导向越来越重科研轻教学。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还是将科研业绩作为职称评聘的最重要评价标准，尤其是有博士点硕士点的高校。在这样的评价导向下，大学和教师们都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科研项目中去，常常无暇顾及教书育人之责任，甚至导致“学生难得见导师一面”。

　　最后，学生也变了。现在的很多研究生都是90后了，和之前的70后、80后相比，他们更属于网络原住民一代。这一代人的沟通交流方式，社交网络时代的特征更加明显，面对面交流自然少了。所以，师生关系的冷漠和疏离，并不仅仅是导师单方面的原因，也有学生方面的原因。当然，这种疏离从社会学意义来说也意味着边界感的产生和加强。边界感也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比如现在的研究生找到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不会带给导师看看了。因为这一代人更加现代化和城市化，反而对过去的熟人社会式的师生关系感到不习惯。

　　但是，无论时代和人怎么变，大学师生关系有一些恒久的价值是不应变的。如果没能守住这些价值，是大学的失责，是时代的遗憾。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其中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是大学区别于科研机构和企业单位的最重要特征，无论是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还是即将到来的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都不能变，甚至这就是大学存在的终极价值所在。因此，无论是家庭式的还是契约式的大学师生关系，都必须围绕培养人才这一核心价值来进行。导师和学生可以不像家人，但不代表着导师和大学可以忽略学生的培养甚至置之不理。

　　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的家庭学术沙龙一直被传为美谈。作为享有盛誉的名导师，潘懋元先生带的研究生很多，其家庭学术沙龙就是他与学生开展经常性互动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沙龙开始于1985年，属于典型的“漫谈式”，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只要不出差，30多年来的每周六晚，潘懋元先生家里都会上演这样的一幕。漫谈中，一篇篇论文和一个个成果渐渐孵化催生，一个个学科中坚和骨干也在这里走出，沙龙带来的师生之间良性互动十分见效。30多年，时代在变，学生在变，老师在年岁和精力上也在“变”，但为何能不忘初心，守之以恒？只因培养人才这一大学的终极价值始终未变,而且这也很好证明了大学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职能是可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人文社会学科涉及对社会及人的认识问题，更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来不断深化这种认识，所以从这一意义上，导师与学生经常性互动与交流不但有助于促进师生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其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的一种极佳方式。

　　因此，尽管时代在变，导师在变，学生在变……但都绝不能成为大学怠慢甚至忽略人才培养的理由。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正在开启转型：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以扩招为标志的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方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尤其是人才培养，需要向内涵式发展转型并更加重视质量保障。大学中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指征，也是大学制度设计的现实投射，大可一叶知秋。潘懋元先生的做法更多是一种个案意义的存在，而要更多的导师都将之视为职责而不是仅凭良心去做这些事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应该有更加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推行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不少地方和高校都加强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或者对教学型教师和科研型教师进行分类评聘，这也是对以往走向畸形的评价导向的纠偏。即便是对于师生关系，也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比如国外不少大学都会发给研究生导师专门的指引手册，包括指导伦理、工作责任和具体任务等，而且有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监督，这些切实可行的做法都可资借鉴。如何在“变”的时代保持“不变”的独特价值，不仅是师生关系，也是作为整体的高等教育要面对的世界命题。

　　（作者：谢金丽，系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本文系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市教育治理现代化高等研究中心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