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学刊2019年第2期

来源:大河网
时间:2019-03-07 10:46

  附:重点推荐文章两篇

  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柳相宇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把握的转变,逐步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

  带走向舞台中心,逐渐从客体变为主体,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日益凸显。所谓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是指中国对其

  他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多领域、综合性的积极影响,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全面性与不平衡性并存、示范性与

  发展性兼具的辩证特征。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需要积极构建自我认同与国际共通的衡量标准,坚持物

  质影响与价值效应并存、发展自我与讲好中国故事并重的思考维度,把握中国道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动态通融,秉

  持历史和开放的观察视野。

  关键词:中国道路;示范效应;国际话语权;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2-0001-06

  收稿日期:2019-0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研究”(2018XZD10)。

  作者简介:柳相宇,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中国崛起是21世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道路发挥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彰显出深远的世界意义。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狭义上的“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在中国范围内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难题,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路径选择。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世界也在逐渐了解中国。国际社会不仅在试图了解中国道路成功的“秘密”,也在发掘中国道路成功的世界意义。因此,对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涉及“什么是中国道路世界意义”,也涉及“如何发挥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既关系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又涉及世界如何看待中国。

  一、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客观基础与西方质疑

  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取决于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程度,特别是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借鉴价值。中国开创性地探索出一条异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创造性地用自身话语影响着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把自身的实践成果转化为中国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带来了世界影响。伴随着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日益凸显,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因此中国道路面临着一些外部挑战。

  1.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外溢出的前所未有的正效应,构成了中国道路世界意义最有力的物质基础,拓宽了中国道路的示范空间。经济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3%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低收入穷国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78年的1.8%提升到2017年的14.8%。可以说,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发展,“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①。政治方面,伴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历史潮流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无论是在“金砖四国”还是在20国集团的新兴市场群体中,中国都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文化方面,中国文化软实力迅速崛起。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个国家(地区)共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日趋成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普遍认可。中国道路的正外部效应不断彰显,国际舞台的成长空间十分可观。

  2.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西方质疑

  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糊化和不确定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的示范效应和国际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中国道路世界意义在国际范围内面临一系列质疑。

  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形成的,而一些学者用“中国特色”来否认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使其世界意义无从谈起,或在肯定中国道路发展成就的同时,否定中国道路的借鉴意义。美国学者甚至将中国道路看作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典范③或者东亚模式的翻版。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例如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稳定宏观经济、保护产权等,在很大程度上与“华盛顿共识”存在暗合。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与东亚道路相似度极高,如出一辙。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结果未定”,即中国经验成果和问题兼具,难以盖棺论定,衡量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更是为时尚早。有学者以中国现有的“制度优势”在未来能否持续存在为由,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⑤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凸现且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以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⑥此外,应当看到目前国外学术界还存在过多关注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而忽视其对发达国家借鉴意义的情况。

  由于生活环境和学术背景的差异,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道路的认识不免存在误差。一方面,中国道路的发展经验的确不可直接复制。社会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变革,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不能机械性地复制学习,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灵活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可以为其他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中国道路是在特殊国情下形成的,但中国经验绝不是一种中国例外。一些西方学者以“中国特色”来否认“中国道路”,就是将复制等同于学习,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3.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外部挑战

  当前,中国道路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仍十分有限,这种与自身发展成就不相匹配的错位,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和信心,也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首先,西方国家对于中国道路存在着揣测性解读和任意性发挥。虽然国际社会不否认中国发展取得的辉煌成果,也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但对于这一道路的认识较为片面。如一些西方学者给中国道路贴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等标签。近期,美国有学者提出“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杂交体,一个有民主特色的独裁政体”⑦。国际舆论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更是甚嚣尘上,此起彼伏。“一带一路”建设也被他们冠以“资源掠夺”“债务外交”“马歇尔计划”等而进行抹黑、诋毁。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在被“他塑”而非“自塑”,中国真实形象与西方主观印象相差巨大,西方民众难以认识“真实的中国”。这些偏见和误解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刻板印象,构成了中国道路世界意义阐述的先天障碍。其次,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话语权。西方国家是国际话语内容的提供者、生产者和解释者。目前,国际格局依旧是“西强中弱”,国际社会话语议题的设定、规则议程的设置仍旧由西方国家控制,甚至关于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定义、性质、特征、判断标准、成功原因的分析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的话语也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⑧随着新兴国家逐渐崛起,在自身实力逐步增强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话语权,这引起了西方国家话语霸权旁落的强烈危机感,也意味着国际话语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会激烈化甚至常态化。最后,现有国际传播格局制约着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的合理表达。目前国际信息的流动依然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西强中弱”的格局,少数发达国家把控着国际传播方向。有关数据显示,美国等发达国家控制着90%以上的全球媒体。⑨这些传媒公司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支持、高效的媒体人才队伍,在国际议题选取及舆论导向上拥有强大实力,牢牢控制了国际话语权,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阐述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

  二、辩证看待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尽管中国的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还没有获得更多的认可,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褒贬不一,甚至有许多曲解。因此,如何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如何回应来自世界范围的质疑和挑战从而明确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如何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彰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甚至示范性,这些都依赖于国际社会能否正确看待中国道路,取决于我们对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辩证把握和有效阐述。

  1.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正因为中国道路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倡导包容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构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尊重世界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建构于中国道路特殊性之上,但相比于对中国特色的论述,我们对其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的认识和阐述都相当不足。应当看到,中国道路不仅具有本质属性和鲜明特色,也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看,中国道路通过自身的不断探索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破解人类社会的共同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成功经验。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示范效应,使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从国际影响来看,中国道路在发展过程中,针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经验,对不同类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均具有不同层面的影响。我们尊重他国的道路和制度选择,更不强求别人亦步亦趋地走中国道路,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道路不仅提供了破解问题的做法,而且提供了破解问题的方法。做法是实践层面的,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特殊的,方法是普遍的;做法不能复制,方法可以学习;做法可能会过时,方法则与时俱进。

  2.全面性与不平衡性并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转型中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多元属性使得中国经验更加全面。对于那些发展水平低于或接近于中国的国家,特别是政治动荡和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在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并迎头赶上,中国道路高速稳定的发展经验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发达国家,中国道路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发展路径及对外政策,都给西方国家带来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冲击、制度反思和变革诉求,也构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较大,对西方发达国家影响较小,呈现出不平衡性。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直接援助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拉动经济发展,并为边缘国家提供公平参与、共同发展的机遇,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了较多的物质支持和理论借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独特经验可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遵循的简单药方。“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钦佩和效仿一个可能被称之为‘中国道路’的东西。”⑩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中国道路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理论超越和价值挑战,为其带来价值冲击、制度反思和变革诉求。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的地方,中国的软实力还没有那么成功”(11)。此外,中国道路所彰显的世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例如转变世界“南北”格局、促使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促进全球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帮助控制全球通胀和稳定经济增长,提供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商品和服务消费市场等,相较于经济影响,中国道路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较小。

  3.示范性与发展性兼具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已有示范性的基础上兼具未来发展性,不仅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当下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还将在自身发展中不断释放正外部效应,持续提供中国智慧。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外源现代因素与传统社会因素的“错位”,以及区域间、地方上、部门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象,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会遇到的障碍,如何妥善处理并成功突破这些问题,中国道路对其具有世界性的示范效应。同时,中国道路的探索和试验为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提供了实践平台。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的实践成果,大大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现实示范效应。此外,从全球经济来看,中国为全球产业分工链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军,这不仅为资源大国提供了增长便车,也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坐享了消费红利。并且,这种趋势将会长期存在,因此中国也必将持续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目前,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极端主义思潮涌动,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三大根本性矛盾仍比较突出,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世界对中国充满着期待。中国道路在解决存量问题的同时,也在发展中不断解决增量问题。中国现在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持续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三、正确认识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若干关系

  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国正在通过道路自信,将中国发展经验总结为系统性的理论理念展示给国际社会,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然而,当前中国道路取得的巨大实践优势没有转化为相应的话语优势,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争论夹杂着较多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因素,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因此必须对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若干关系加以深刻认识。

  1.构建自我认同与国际共通的衡量标准

  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意义,这是中国发展成就惠及世界的逻辑指向和自然结果。当世界意义成为一种对中国道路的总体性评价时,就需要构建国内外相对认可的科学判断和评判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衡量标准是判断事物发展状态、发展方向和发展结果的重要依据,也是明确该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重要度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立场不同,对于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衡量标准有很大差异。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仅涉及自我认同,即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价值目标确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包括他者认同,即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作用的认识和评判。因此,需要我们从中国自身和全球视角两个维度出发,不仅要构建世界共通的衡量标准,更要构建中国自身的标准维度。整体而言,这一评价标准可以从人类文明、现代化和国际影响入手,即中国道路是否能够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是否能够破解现代化弊端、是否能够推进世界格局的重塑。就国际评价标准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构建明确的世界标准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经济成就以及对世界的贡献角度做进一步探讨。就中国自身而言,中国道路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了实践途径,更引领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其本身就构成了检验道路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2.坚持物质影响与价值效应并重

  中国道路发展的事实只有一个,但是国际社会的外宣受众及其关心的中国故事却是不尽相同的。对当前人们生活还处在中下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较为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完成“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以及如何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经验等物质影响,而西方发达国家更愿意将对中国道路的聚焦点放在民主内涵的理解和民主实现形式等价值效应上。目前,我国在坚持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中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没有刻意将自身价值观念传播出去,导致一些更看重价值标准的国家听不进或者听不懂中国故事从而产生误解和偏见。英国的研究人员指出,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而是通过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吸引其他国家的效仿和学习。(12)美国也有学者认为“实用主义、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中国道路及‘无价值’的中国外交使发展中国家印象日益深刻,而西方外交把善治、民主、透明、法治和尊重人权等道德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几个目标之一”(13)。中国这种以经济和战略利益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对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西方国家一直处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和核心地位,并以此来审视和揣度中国道路的外在影响。有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道路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缺乏道德吸引力,因为它完全受实用主义的指导,从定义上讲,实用主义既不受一套价值观的约束,也不受既定原则的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道路的吸引力几乎完全来自有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是无形的道德诉求”(14);“中国可能会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相处融洽,但这种关系是,这只可能证实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是一个总是把利益置于人权和其他道德原则之上的国家”(15)。因此,阐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仅需要加强中国的物质吸引和现实影响,更要融入世界价值体系,积极发挥中国的价值效应,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中国,打造与中国的发展成就相称的国际形象和价值影响。

  3.在发展自我中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6)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我们要自信地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风情、基本国情、制度优势和实践成果讲出来,大方地把我们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客观问题讲清楚。实际上,讲好中国故事和发展自我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故事是否悦耳动听,说到底还在于中国道路的实践成果和持续效应。有西方学者认为“与其说中国提供的是一个‘模式’,不如说是一个可以做些什么的榜样,一种不同的做事方式”,中国道路的最重要的示范效应是“让西方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吸引人,甚至令人反感”。(17)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我们更应该在讲故事之前持续做大做好中国发展这篇文章,对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外讲好自己的故事,不断发展自身实力,使中国故事更加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让国际社会在感受中国成就的同时,了解中国故事,认同中国经验,重塑中国认知,增强中国道路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影响力。

  4.动态把握中国道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强起来的中国需要展示自己,变革中的世界需要了解中国。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社会较为内向内敛的文化传统,从政府到社会再到民众,对于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并未形成广泛共识,对于如何处理中国道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还比较模糊,更倾向于关注中国道路的本土性影响,而忽视或不愿过多地研究传播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是中国道路生成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客观规律。毛泽东曾说过“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18),解决好中国问题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邓小平也曾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9)习近平明确强调:“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20)民族性和世界性相融相通的程度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及发展阶段。这种通融性关系到世界如何认识发展着的中国,关系到中国故事是否在国际受众中被广为接受,关系到中国好声音能否在国际社会中悦耳动听,关系到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是否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关系到中国能否更好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然而,如果单纯强调中国特色和民族特性,无疑是割裂了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的必然联系,限制了中国道路的示范区域,压制了中国道路的外部空间,阻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活动空间。美国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这一模式的中国特色,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具备同样的条件、要素禀赋以及社会和历史背景,是否能够效仿中国的做法,似乎是令人怀疑的”(21)。因此,中国话语不仅要讲清中国经验的民族性,还要讲清中国经验的世界性。如果一味强调中国道路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有失偏颇地认为中国道路只属于中国,那么这些经验和做法就无法被其他国家效仿,无法形成示范效应,也就容易演变成一种“特殊性”思维方式而滑向“中国例外”,最终将会在国际上丧失用中国话语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前提。

  5.坚持以历史视野和开放视角看待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走出来的,其目标指向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当前中国道路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而来的,也正因为中国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基本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特别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因此中国道路就是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之路。当然,在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民主政治的积极完善、公平正义的有效实现等方面,我们仍然要走很长的路。此外,中国道路之所以日益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并不是因为中国道路的完美性,而在于中国道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于其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道路的进一步拓展中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道路必须保持开放性视野,不断进行调整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持续性。只看到中国发展的客观问题和现实困难并以此来质疑中国道路的态度是片面的;反之,只讲中国发展的成绩却回避中国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回避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困难。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的问题少。”(22)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3)中国用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果,遇到了发展中的增量问题,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中国道路的历史成就,还是中国道路存在的客观问题,都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不应对这些因发展产生的社会成本感到“羞愧”;相反,承认中国为实现快速现代化和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减少错误。一味评功摆好的故事并不能为中国的形象增光添彩,反而降低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可信度。况且,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如贫困、生态和腐败等问题不仅是中国特有的,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这恰恰构成了彰显道路自信、论证阐述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机遇和窗口。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持续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因此,在认识中国道路世界意义时要坚持历史和开放的视野,既要肯定当前中国道路的发展成就,也要明确中国道路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认清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道路所应对的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彰显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注释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9页。②《全球已建立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7/12-10/8396976.shtml,2017年12月10日。③参见[美]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余江等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④参见[美]乔尔·安德斯:《中国变化的图景》,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编写:《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74页。⑥[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⑦Ang Yuen-yuen. Au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eijing's behind-the-Scenes Reforms,Foreign Affairs,2018,97(3).⑧许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世界意义若干问题的探讨》,《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⑨中央党校课题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对外传播》2014年第12期。⑩Rowan Callick. The China Model, American (19328117).2007,1(7).(11)How China Is Rewriting Its Own Scrip, New York Times,2018-11-18. (12)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asic Books,2010,pp.121-123. (13)Zhao Suisheng.The China Model:canitreplace the Westen model of moderniz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0,19(65)(14)(15)Gideon Rachman. The hard evidence that China's softpower policy is working,FT.com,2007,(2). (16)(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2、74页。(17)Breslin S.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from Friedrich Listto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Affairs,2011,87(6). (1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0页。(21)Barry Naughton.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0,19(65).(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On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Liu Xiangyu

  Abstract: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marginal zone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changing from being the object to the subject,from passive involvement to active participation,and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refers to the multi-domain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s that China brings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It has the dialec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between uniqueness and universality,the coexistence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imbalanc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odelling and development.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we need to actively construct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s of self-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onality,adhere to the thinking dimens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material influence and value effects,of putting emphasis on both developing self and 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 well,grasp the dynamic harmony of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and adopt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openness.

  Keywords:Chinese path;demonstration effect;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world significance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哲学思考∗

  曹孟勤 姜 赟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从哲学世界观视域来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表达了对历史上人与自然“主奴关系”建构的不满和批判,从而摆正了人在世界中的合理位置,建构起一

  种新型的平等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秩序。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秩序建构,由于内在蕴含着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善

  待自然的道德责任,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避免胡作非为的行动方式,最终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人与自

  然唯有平等,才有真义的和谐;人与自然唯有平等和谐,才有共生共荣。

  关键词:人与自然;主奴关系;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2-0092-06

  收稿日期:2018-11-26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创新与中国行动方案”

  (18VSJ014)。

  作者简介:曹孟勤,男,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姜赟,女,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京 2100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由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永续发展的大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可以从不同视域对其价值进行解读,但从哲学向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所蕴含的普遍意义是:开启了对人在自然世界中位置的一种新的解读,实现了人与自然由“主奴关系”向公平正义秩序的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遵循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实践模式。

  一、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形态

  自人类诞生并有自我意识以来,确认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建构一种合理而正当的人与自然关系,就成为历代人锲而不舍的追求。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问题,涉及人对整个自然世界的根本看法,属于哲学世界观范畴。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不同,对待自然世界的基本态度、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以及改造自然世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对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有不同的体认,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必定有自己的对自然世界的根本看法,有自己普遍认可的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因此,确认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是人确定如何与自然世界打交道的一个普遍而根本的问题,必定为历代人所重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向度来看,对人在自然世界中位置的设定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将人摆置在自然世界之下,形成自然神圣、自然支配人的根本看法,属于自然中心主义立场;二是将人摆置在自然世界之上,形成控制自然的根本观念,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然而,无论是将人置于自然世界之下,还是将人置于自然世界之上,均属于人与自然分裂的二元世界观,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奴式”建构,未能找到人在自然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在前工业社会,由于古代人不能从科学上理解大自然发生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福祸灾喜等种种现象,以及受到改造自然界能力的限制,他们总感到自然世界对人具有无上的威力,尤其是对自然世界掌控万物生长的能力和整体运行秩序,认为人类智慧是无法觊觎的,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然世界凌驾于人类之上。对人在自然世界中位置设定的理论形态属于哲学,每个时代对自然世界的根本看法就呈现在哲学世界观上。西方古希腊人的哲学世界观属于宇宙本体论,无论是朴素唯物主义,还是朴素唯心主义都追问的是,决定自然宇宙运行秩序的根本是什么?万事万物生成毁灭的根据是什么?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理解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导致古代人必然将自然世界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存在,其中一个存在必然决定和支配另一个存在。古希腊哲人经过爱智慧的思考而普遍相信:自然宇宙本身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她在为自身制定存在法则的同时,也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万物规定生存秩序,因而自然世界本身被视为本体、本原、唯一永恒不变的存在;自然万物作为从自然世界本身中生成出来的生成物则是“有死者”、可变化的现象存在。本体统摄现象、规定现象和决定现象,现象则要依据本体而生,依据本体而在,用自身的生成变化显现本体的存在。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斯多葛学派的自然等,都是作为决定世界存在的本体提出来的,它们代表自然宇宙生成一切、决定一切。人作为有死者,与自然万物的存在一样,同样被作为本体的自然世界所统摄、所主宰。如赫拉克利特强调万物都是根据“逻各斯”生成的,因此他教导人们,千万“不要听我的话,而要听从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才是智慧”①。对此,黑格尔认为“逻各斯”表达的是自然宇宙的普遍必然性和命运,听“逻各斯”的话,就是要求人们要认识和理解自然世界的普遍必然性和事物存在的命运,并依照普遍必然性和命运而想一切事和做一切事。罗国杰和宋希仁先生指证:“宇宙是由统一的普遍规律即‘逻各斯’主宰着,它既统治着自然界,又统治着人类社会生活,既作为必然性驾驭着自然秩序,同时又作为‘命运’支配着人的灵魂、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②晚期希腊哲学的斯多葛学派则明确提出“顺应自然而生活”。如塞涅卡告诫人们:要跟随自然的指导,所有斯多葛学派都一致同意这个原则,不要远离自然,根据她的法则和模式塑造我们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斯多葛学派所谓的“自然”,既是自然世界的灵魂、宇宙之神和主宰者,又是自然世界的“逻各斯”、宇宙理性,同时还是自然世界运行秩序和普遍法则,而人作为仅仅是分有宇宙之神火的一朵火花,其命运必然由自然世界秩序和普遍法则所主宰,因而只有顺应自然、合乎自然而生活才是道德合理的好生活。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在研究古希腊人的“好生活”观念时,对自然宇宙的神圣力量左右古希腊人生活的观点进行了深入论证,他说:“大部分古希腊思想家都将关于‘好生活’的问题与世界的总体秩序、宇宙整体相提并论,而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往往只把该问题与主观性、个人满足感或者个体的自由意志相联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斯多葛等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满生活以意识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外在于’并‘高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秩序为必须条件。”③当代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对西方古人的世界观总结道:“对于宇宙的虔敬,也是对于人作为其中之一部分的那个整体的崇敬。人要在一生的行为中保持与宇宙之适当关系,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承认并服从自己作为一个部分的这种地位。这是基于更大的整体来解释他的存在,这个更大整体的完美在于它的所有部分的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宇宙虔敬乃是让他自己的存在臣服于比他更完美者以及万善之源的要求。”④

  中国古代人在其语境下对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国古代人往往用“天”代表自然世界。泱泱大国几千年,中国古人始终在“天”之下存在、生活,“天”被赋予了主宰一切、统摄一切的本体地位。所谓“天命不可违”,如果违背了“天命”,便会引起“天怒”、遭到“天谴”等,便是对万能之“天”的本体地位的写照。虽然中国古代人也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天”的至高、至圣地位是人无法撼动和企及的。孔子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将“天命”置于敬畏的对象。在老子确认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则中,毫无疑问将“自然”视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道”,人只能通过效法“道”、效法“自然”,才能赢得自己的合理性存在。

  西方近现代产生的哲学改变了古希腊哲学宇宙本体论传统,而一跃成为认识论。哲学认识论主要探究人的思维能否正确把握自然世界、获得真理性知识问题。近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出现,颠覆了古代哲人将自然宇宙置于人之上的思维习惯,形成了将自然世界置于人之下的哲学模式。哲学认识论彻底完成了对自然世界的袪魅,将人置于自然世界之主人的位置。因为要发生认识,必须要有认识者和认识的对象。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进行认识的存在物只能是拥有理性的人,人作为认识者是认识的主体;被认识的对象是认识的客体,从自然科学维度来说,作为客体的只能是自然世界。由此一来,自然世界就从神秘的圣坛上跌落下来,仅仅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人则作为认识主体成为支配自然世界的存在。从认识原理来说,认识主体规定着认识对象的显现并成为认识对象的存在根据,认识者认识什么,怎样进行认识,获得什么样的真理性知识,要受认识主体自身的影响。康德经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而明确道出了认识论的本质,认识自然世界就是人为自然立法。这表明,哲学认识论内在蕴含着征服自然、担保人成为自然之主人的逻辑张力。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意在表明,当人拥有了对自然的知识时,就对自然拥有了权力,因为力量是权力的象征。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将作为哲学认识论之实现载体的自然科学,视为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摆置”,即人成为认识主体之际,自然世界就必然成为摆置在人面前并被人摆置的一幅图像。现象学哲学家舍勒则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一门控制自然的控制学。⑤

  古代宇宙本体论内在蕴含的逻辑是将人置于自然宇宙之下,强调人对自然宇宙的敬畏与屈从。近现代认识论所内在蕴含的逻辑是将人置于自然宇宙之上,主张自然世界向人类俯首称臣。尽管二者表面上看来处于对立位置,但本质上却存在共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成为一种“主奴式”秩序。这样一种不平等的人与自然关系秩序是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也是不和谐的。当人匍匐于自然宇宙脚下时,人类自我就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人的自我价值就不能得以张扬和展示,自我的正常需要也不能得到满足,只能委屈存活于自然世界之中而听天由命。就像斯多葛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人的命运就好比一条狗被拴在一架车上,当它情愿遵从时,它拉车;当它不情愿遵从时,它被车拉。反之,当自然世界完全被踩在脚下而屈从于人的权力意志时,人就会以自己的主观偏好作为自然万物的尺度,对自然世界胡作非为,根本不顾及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能力。就此而言,无论是人做自然世界的奴隶,还是做自然世界的主人,都没能给人在自然世界中确定一个合理的位置,没有把握住人与自然的本然关系,其结果不仅给人自身,也给自然世界带来了不幸和灾难。

  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建构

  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根本前提是准确定位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建立一种合理而正当的人与自然关系,才能够生成一种合理而正当的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和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略,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奴式”结构,建构起一种平等正义的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秩序,为人们对自然世界形成合理的道德态度和采取恰当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关键是“和谐”,唯有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基础,人与自然共生是现实结果。那么,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呢?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来看,建立在平等主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才是和谐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是人与自然平等基础上生成的和谐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确认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是解读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的钥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意味着人与自然是生命统一的整体,其内在意蕴指向是:人既不在自然世界之下,也不在自然世界之上,而是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人与自然彼此融入对方之中,才构成一个整体。所谓人与自然彼此融入对方中,指认的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彼此不可分割。“人在自然世界之中”是说,人的生命和本质对象化到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成为人本质的对象化、成为反观自身的对象性人。“自然世界在人之中”指的是,自然世界的生命对象化到人之中,人把自然世界普遍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完成人的自然化,使人成为自然世界的代表和象征,成为自然世界普遍法则的表征者和执行者。当人内在于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内在于人之中,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合为一个整体,达成“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境界与状态时,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人与奴隶、中心与边缘、本体与现象的等级结构秩序不再成为可能,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秩序理所应当被宣告为非法,由此生成的人与自然关系只能是、且必然是平等的关系。人与自然建构起平等的关系秩序,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关系才能得以呈现出来。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主奴关系”不可能有什么和谐。如果一定要把等级秩序说成和谐,那也是非正义的和谐、非正当的和谐。

  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符合当今生态学认定的生态事实。生态学揭示了自然世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它们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和谐的生态存在状态。所有生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等级秩序,生态概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表达着自然万物之间的平等和谐。无论是微生物、植物,还是动物,都是生态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们要么作为“生产者”存在,要么作为“消费者”存在,要么作为“还原者”存在。对生态系统来说它们具有同等重要价值,缺少哪一部分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那种将自然万物划分为“高级的”存在和“低级的”存在、在自然世界中建构起等级秩序的做法,纯粹是将人类不平等观念运用于自然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一种生态关系,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同样与自然万物、与周围自然环境构成相互制约关系。尤其是人类作为自然世界中最晚出的成员,对自然世界的依存性更强。自然世界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不能没有自然世界。没有人类的自然世界仍然可以生机盎然,但没有自然世界的人类将面临毁灭。生态科学充分描绘出了自然世界的生态景观,给出了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构成平等和谐存在的基本事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则是对这一生态事实的哲学概括,它充分表明了人与自然因平等而和谐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不仅符合生态学事实,还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当今世界哲学发展新趋势。在马克思哲学视域里,人与自然不仅是对立性存在,更是统一性存在,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如马克思强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⑥。虽然这里的环境不完全指自然世界,但包含自然世界却是无疑的。在马克思视域中,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⑦。马克思始终坚持,脱离了人的自然界属于无,属于抽象自然;脱离了自然界的人,同样也属于无,属于抽象的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统一性和相互制约性观点,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处于平等地位。对立统一本身就意味着对立双方具有相互依存性,人依存于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依存于人之中。离开了人,自然世界的所有存在及其价值就根本不能得到显现,甚至自然世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根本上也是不可知的。在辩证法创始人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强调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之中,“相反的力量造成和谐,就像弓与琴一样”⑧。正因为相反,才能相成;正因为对立,才能统一。对立产生统一,而统一本身则意味着对立双方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一种平等和谐的存在。人与自然平等和谐思想不仅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还成为当今世界哲学研究的新趋向。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指证,欧洲现代科学发生了严重危机,即将整个自然世界彻底数学化和物理学化,要消除现代科学的危机,就必须回归“生活世界”,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则是一种意向、一种现象学直观,即人与自然原初融合为一体的存在状态。在此基础上,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强调“此在”与“存在”的共在。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指的是人,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人,而是生活在“此”的人,生活在具体时空范围内的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与古希腊原初的“自然”含义是等同的,即“涌现”出来。所谓“此在”与“此在”共在,即人与自然世界只有融为一体,才能使自己真正涌现出来。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其“存在”概念发生某种含义的转变,指认的是天、地、人、神平等的共舞和共在。在当今的世界哲学中,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已经成为基本信念。

  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还与伦理学发展的最新愿景相一致。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伦理学本身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人与人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形成了环境伦理学,自然万物和自然环境本身亦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尽管在一些理论中,如环境伦理学中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论和尊重

  自然的伦理学,以及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环境价值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和不足,但它们都共同坚持人与动物、人与所有生命、人与万物之间存在着权利或价值的平等,不坚持这种基本道德理念,就会犯“物种歧视主义”的错误。即使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主张将人类的利益作为环境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但它们也不否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那种主张人是自然世界主人的现代性观念,已经被当今的人们所抛弃。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不仅在环境伦理学中如此,即使在当今的西方基督教伦理学中也如此。古斯塔夫森神学家所著的《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及其责任》一书,在基督教神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著作的基本观点是,人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秩序是整个世界的应有秩序,人的责任就是看管这种秩序,维护这种秩序。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伦理理念和最新愿景,人与自然平等和谐是当今负责任存在的人类必须维护的秩序。

  三、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人生活在自然世界之中,必然要加工改造自然界,寻求过上生活富足、精神愉悦的美好生活,这是人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也是至善的目的性追求。然而不同时代的人,将自己摆置在世界中的位置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对待自然界的基本态度、不同的道德责任以及不同的改造自然界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在古希腊和中国传统社会,古人将自身摆置在自然世界之下,让自然世界宰制自己,形成了一种恐惧自然的道德态度,产生了只对自然世界负责的道德责任和对自然世界不敢有所作为的行为方式。山人上山打猎,先要祭拜山神;渔民出海打鱼,先要祭拜海神;农民播种和丰收时,都要祭拜土地神、谷神等。古代人在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性的改造自然的工具和能力,除了认识能力和生产能力低下外,还因为他们有畏惧自然和不敢有所作为的消极心态,生怕引起大自然的愤怒而遭到“天”谴,结果失去了发展自己认识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动机和兴趣。古代人要求与“天”保持一致,与自然世界保持一致,努力做到听“逻各斯”的话,向往近神而居,其最终的逻辑结果只能是对大自然战战兢兢,控制自己的生活需求,形成相对意义的物质贫乏和生活贫困。在古代社会,自然世界虽然保持了较强的自为性状态,显得郁郁葱葱,但人却付出了压抑物质欲求的代价。当然,有人会说,古代人有古代人的幸福观,古代人的生活在古代人看来就是好生活,就是幸福生活。不可否认,古代人可能感到他们的生活很幸福,但从历史发展的向度来看,古代人相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如果我们赞同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的观点,那么,现代社会超越古代社会,就足以证明古代社会的生活是贫乏的、幸福不足的。

  近代发生在西方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现代人一跃将自然踩在脚下,把自身摆置在自然之上。在这种人本主义世界观支配下,现代人形成了征服自然的道德态度,如“知识就是力量”“人为自然立法”;产生了只对人自身负责而不对自然负责的道德责任,如现代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人拥有理性,其他自然存在物仅仅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不可能对其发生任何道德关怀;生成了只按照自己主观偏好对自然世界胡作非为的行动方式,如现代人只追求自己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战天斗地,根本不顾及自然界的死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但自然界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态危机成为当代人不得不喝的苦酒。

  无论是古代人的生活贫困,还是现代人的骄奢淫逸,都属于不正常、不合理的人类生活方式,理应遭到社会正义的拒绝和禁止。因此,建构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真正成就人类美好生活,就成为人类社会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将人摆置在与自然万物平等存在的位置,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当人与自然关系在世界观高度不再分彼此和你我时,关心自己必然关心自然,关心自然必然关心自己,其实践结果就会带来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所谓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是指人与自然共同存在、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中的“共生”的解读,唯有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才有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人与自然平等和谐是生态文明时代产生的世界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则是生态文明世界观的实践后果和外在形态。

  为什么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能够带来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呢?同以往的人与自然“主奴关系”比较而言,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彰显了人与自然万物拥有相同道德地位的伦理价值,其实践指向必然生成一种新型的、充分体现平等主义伦理精神的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道德责任和行为方式。体现平等伦理精神的新型道德态度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关系本身内在蕴含着对自然的尊重,唯有人与自然平等,才有对自然的尊重。既然古代人畏惧自然和现代人支配自然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应有道德态度,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倡导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就理所应当是人对自然界道德态度的正确选择。体现平等主义伦理精神的新型道德责任,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⑨。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现实自然界升华为对象性的人,自然美就是人性美,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自然就成为人不得不承担的道德责任。如果说人类只对自然负责任而不对自己负责任,或者只对自己负责任而不对自然负责任,都不是人类应有的道德责任,那么既对自己负责任,又对自然负责任,就是人类道德责任的应当。体现平等主义伦理精神的新型实践方式是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内在规定着人与自然互助、互利、互荣的相互依存性,人们在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要还自然界宁静、和谐、美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人类过上美好生活。如果说对自然不敢有所作为和对自然胡作非为是人类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么对自然有所作为且不胡作非为就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恰当方式。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自我完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不断反思和批判以往一切存在的不合理性,使人类文明越来越趋向合理和完善。当人们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承担的道德责任、改造自然界的方式趋于合理之时,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作为当代人有理性的价值选择,显现着当代人决心要为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存在谋划一个合理位置,并以正当的道德态度和行为方式同自然世界打交道,真正成就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注释

  ①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5页。②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2页。③[法]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9页。④[德]汉斯·约纳斯:《诺斯替宗教》,张新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26页。⑤[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8页。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⑧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1页。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页。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about the General Pla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ao Mengqin Jiang Yun

  Abstract:The general plan abou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proposed by the reports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great theoretical value.From philosophical world view,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expresses the dissatisfa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history,thus putting man in its prop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egalitaria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The order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based on the inherent moral attitude of respecting nature and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treating nature kindly and the behavior mode of doing something and avoiding doing something blindly.The final outcome must make co-existe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Human and nature can only have true harmony when they are equal.Only when people and nature are equal and harmonious can they share co-existe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human and nature;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harmonious co-existence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