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四省的GDP总量构成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格局迄今仍未改变。而其中浙江有一项数据最为骄人，虽一直被追赶，却始终未被超越。那就是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4956元，遥遥领先于各省区，甚至超过了除上海之外的其他三个直辖市。

    面对这一骄人业绩，我本能地联想到两个字儿——脱贫。七山一水两分田，是浙江地貌的形象写真。有山有水有田，看上去很美，但山高水深，交通曾经极为不便。在这方陆域面积只有十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中，人均耕地不足0.7亩。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其乡村居民收入的参差不齐乃至悬殊当属必然，随之而来的必定就有一个脱贫的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报告文学《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实录了位于浙江省淳安县西南部枫树岭镇上的一个偏僻乡村——下姜村——求生存、求发展、求振兴的奋斗历程。

    “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郞”，这就是当年周边乡亲们心目中下姜村的写真；饥饿，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下姜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穷脏差”已出落成今日之“绿富美”，且形成了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面对这样的蜕变，该书作者一次次深入下姜，倾听群众的呼声，触摸下姜的脉动，为下姜的精准脱贫梳理归纳出“‘靠山吃山’，但‘吃’法变了”“位置偏远，但交通变了”“地还是那块地，但产出方式变了”“人还是那群人，但眼界和观念变了”和“干部还是那些干部，但工作方式变了”这五条“真经”，而在这一条条“真经”的背后，都有一个个鲜活真实的村民形象和一段段具体感人的奋斗历程作支撑。

    下姜村的沧桑巨变，是近20年来的事情；推动下姜村发生巨变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它成了省委书记的联系点，这当然是毋庸讳言的。从2001年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第一次走进下姜村到2017年省委书记车俊首次来下姜，16年的时光，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夏宝龙和车俊五位省委书记先后都将同一村作为自己倾听民声、扶贫帮困的基层联系点，一抓就是十几年，这在全国的确不多见。应该说，作为一省之领导在选取自己的联系点时，不挑那些“光鲜靓丽”的发达乡村作些“锦上添花”的“花架子”，而是选择那些发展相对不足的地方去啃“硬骨头”，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务实的作风，这样的“硬骨头”一旦啃下来本身就更具典型性和示范引领作用，也是省委省政府了解农村实情的窗口，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推动“三农”工作的实验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五任省委一号首长持续选择下姜村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又难免会引发外界另外一种嘀咕：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联系点，上级对下姜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不倾斜一点才怪？下姜是否就是靠拨款堆出来的“盆景”？坦率地说，存有这样的嘀咕不奇怪，可贵的是作者对此并不回避，而是用客观事实说话：作为省委书记的联系点，下姜村得到的物质支持到底有没有？有，但有限：一是用政府拨款修了一条机耕路，二是在政府帮助下建了沼气池，三是村里民宿启动时得到了乡政府一定的补贴，仅此而已。不仅如此，自2001年被定为联系点至今过去了18年，与自身比，下姜村固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浙江大多数乡村相比，其发展水平不过处于平均值而并非“爆款”，这显然不是“堆钱”的结果。

    那么，作为省委书记的联系点，他们给下姜乃至全省乡村究竟带来了什么？作者劳罕旗帜鲜明地昭告公众：“是省委书记传递的新观念和新思路，以及生态保护理念催生的发展新模式——这才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关键。”

    在我看来，这才是作品的点睛之处。出现在《心无百姓莫为官》中那些下姜村的人与事固然感人，但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这样的人与事一定还会有许多许多。所谓“脱贫”，所谓“扶贫”，问题的本质其实还在于究竟“脱”什么又“扶”什么。这其中固然有物质的“贫”，骨子里则是观念的“贫”和思路的“贫”。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是扶“贫”还是扶“志”、扶“智”？客观地说，适当的物质支持是必要的，但仅有物质的支撑很可能只会是一时之“脱”和浅层之“扶”，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出现不少“脱贫”后又迅速“返贫”的现象。

    2019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精准脱贫是我们必须要拿下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的面世其意义当不止于仅在宣传下姜村这样一个脱贫典型，而更在于回答了“‘脱贫’究竟‘脱’什么”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

    （作者：潘凯雄，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