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谓警示教育，简单说，就是通过组织党员干部或公职人员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组织收看反面典型电教片与忏悔录、通报或曝光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以达到教育震慑、自警自省、明确底线、恪尽职守、防范与克服“权力异化”之目的。从党建角度看，警示教育属于党性教育的一种形式，属于反面教育；从执政角度看，警示教育属于廉政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从历史上看，通过警示教育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现实看，以案说纪、以案说法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必要而有效的举措。

　　党员干部在警示教育中要防范与克服六种异样心态

　　重视党风廉政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经常性举措，党员干部与公职人员对警示教育并不陌生、所受的警示教育不可谓不多，对于警示教育的道理也不可谓不知与不识。实际上，面对警示教育，许多党员干部都会现场感慨万千，已经深谙“不到监狱不知道自由的重要、不到医院不知道健康的重要、不到火葬场不知道生命的重要”这一基本道理。然而，对有的党员干部而言，警示教育为什么就成了“过眼云烟”？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异样心态在作祟。概括说来，在警示教育中，党员干部的以下六种异样心态需要重点防范与克服。

　　一是“走过场心态”。有的党员干部或公职人员把警示教育视为“打卡”“走过场”活动，甚至认为是搞“形式主义”，从思想深处未能重视警示教育的价值。故在警示教育现场，有的干部抱着“走走看看”“走马观花”心态，自然难以“入眼入耳”，更难言“入脑入心”。

　　二是“看客心态”。在警示教育过程中，有的党员干部听也听了、看也看了，甚至看后体会深刻，对腐败分子“咬牙切齿”，但在内心深处，却抱着“他是他、我是我”的想法，单纯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只看戏、不入戏，不想、不愿、不能联系个人思想与工作实际开展自我内在反思。其结果，只能是停留在入眼入耳层面，就是不能入脑入心、触及个人思想灵魂。在现实中，甚至有人反问“我是领导干部，怎么能到监狱这种地方来学习呢”，表现出对警示教育明显的反感或抵触心理。

　　三是“适度容忍心态”。有的党员干部受传统思维、传统习惯乃至封建意识影响至深，在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依然抱有“水至清则无鱼”“无利不起早”“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适度腐败有助于干事创业与经济发展”等错误认识，甚至有人抱有“只要把腐败控制在老百姓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就够了”等错误思想。在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依然有一小部分党员干部难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零容忍”。在这种片面与错误思想支配下，再具震撼力的警示教育，自然也难以入其脑、入其心。

　　四是“权斗心态”。有的党员干部固执地认为“政治讲权术、不讲道德”“政治就是‘纸牌屋’”“反腐败就是权力斗争”。即使在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形势下，依然有些党员干部秉持这种错误政治心态。在现实中，甚至还有人认为，落马的腐败分子，要么是“政治权术不强、能力不够”所致，要么是“背景不深、后台不硬”的结果。在这种错误政治心态支配下，面对警示教育，自然难以入眼、入耳、入脑、入心。甚至有人认为，落马腐败分子“生不逢时”“运气不好”。

　　五是“侥幸心态”。有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进而错误地认为：被查处的违法乱纪与腐败分子是个“概率事件”而非“必然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侥幸认为，这种“倒霉”的概率事件不一定会落到自己头上，只要“自己稍加注意、明哲保身”“只在河边站、不蹚浑水、不往深水走”，就能够做到“只湿鞋、不湿身”，即使“湿了鞋”，也会法不责众。从根本上看，这种“侥幸心态”背后既有对“四风”与腐败问题“适度容忍”心态，也有对自己的“适度容忍”心态。

　　六是“外在反思心态”。在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习惯于将违法乱纪与腐败行为归因于人情社会传统、封建遗毒影响、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社会信仰危机、民主法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不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外在因素，习惯于回避个人因素。个别干部对腐败分子甚至抱有一定“同情心理”，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腐败干部也是制度不健全的牺牲品”，将政治生态不良归因于外在因素。因此，在警示教育中，一些党员干部习惯于进行环境分析、制度分析等“外在反思”，不习惯甚至规避“内在反思”与“自我反思”。

　　党员干部在警示教育中应牢固树立“五种意识”

　　在现实中，要使警示教育深入灵魂深处、提高警示教育的有效性，党员干部必须防范、纠正与克服异样心态，正确认识违法乱纪与腐败现象背后的“权力异化”本质、政治与社会危害性；必须立足于公私分明，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意识、法治意识、角色意识、自律意识与底线意识。

　　要敬畏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党员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党性角度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员干部必须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权力来源与“权性”角度看，执政者与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权为民所赋”，以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即为腐败。从党员干部个体角度看，必须正确认识权力来源与权力的“双刃效应”，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可以使人高尚、也可以使人堕落，只有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才有可能防范与克服“权力陷阱”与“权力异化”。

　　要树立现代法治意识、正确认识大局与形势。一方面，党员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治的要义在于限制与规范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例外、纪律面前没有特殊，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与依规治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违法乱纪的严重危害性，如果任凭“四风”与腐败问题蔓延，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再一方面，要认清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局形势、党中央严整“四风”与严惩腐败的坚定决心，从内心深处破除对“四风”与腐败现象的“适度容忍”心态与个人侥幸心理。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更要“着力抓好制度建设，聚焦改作风转作风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对违反制度规定踩‘红线’、‘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

　　要树立角色意识、深刻进行自我反思。党员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警示教育看的是别人、照的是自己；在警示教育中，只有“入情、入境、入戏”，感同身受，才能触及个人思想灵魂、进行自我反思、受到深刻教育。因此，在警示教育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不妨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原则，对警示教育材料中的“主角”作换位思考，试想在那样的场景下，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抵御什么、抵御不了什么。通过警示教育，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另一方面，必须善于总结警示教育揭示的基本道理与深刻教训，牢记“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进而深刻认识到，权力容易使人傲慢、贪欲容易使人疯狂、财欲容易使人投机、色欲容易使人堕落。作为领导干部，不能错把权力当能力、错把公权当私权、错把利益关系当朋友关系、错把职务影响当人格魅力、错把潜规则当行为规范。再一方面，要善于分析与透视各种“权力陷阱”现象，做好防范措施，尤其要对照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划出个人应该注意的“红线、黄线与绿线”，自觉对自己亮“红灯、黄灯与绿灯”，明确个人应注意的突出问题与努力方向。事实证明，所谓的“礼尚往来很正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等，往往都是“权力陷阱”背后的托词。

　　要增强自律意识与底线意识。警示教育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警示教育使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增强个人廉洁自律意识与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党员干部要做到廉洁自律，既要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划清个人的行为底线；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具体而言，新时代党员干部应有的底线至少包括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这四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不但党纪国法成为“真正带电的高压线”，不能碰、一碰就“跳闸”；党的政策与道德等也已经成为带电的“低压线”，也不能碰，经常碰就会麻木不仁。

　　正确处理“外在反思”与“内在反思”的关系

　　从根本上看，违法乱纪与腐败现象的本质问题，就是“权力异化”问题。具体而言，领导干部“权力异化”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表现：一是把公共权力作为个人“私器”，以公权谋私、违法乱纪、搞权力腐败。二是公共权力与个人私欲相结合，除以权谋私外，搞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名交易。三是“为官不为”“渎职失职”，致使公共责任虚化、弱化，影响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要有效解决“权力异化”问题，从党和国家整体层面，建立与完善相应制度与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这固然是治本之举、固本之策。但对党员干部个体而言，自我仍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从警示教育与廉洁自律角度看，党员干部还必须正确处理“外在反思”与“内在反思”关系。具体而言，这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要正确认识制度与教育、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对党与国家治理而言，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完善的制度、体制机制能够纠偏差、规范人、正人心。从整体上看，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和国家的制度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远大于教育与个人自律。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党才着力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但从个体情况看，在既有的制度、体制机制与环境下，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才是党员干部在警示教育中应该考虑的重点问题。进一步而言，在警示教育中，若一些党员干部将问题重点放在如何完善体制机制、改善政治生态等“外在反思”上，而非聚焦个人思想行为、聚焦廉洁自律与自我“内在反思”，这无疑既偏离了警示教育的初衷，也超出了个人能力所及。

　　二要正确处理个体思想观念与外在行为的关系。对党员干部个体而言，思想观念引导行为，甚至决定行为方向与行为方式。从廉洁自律角度看，找准党员干部权力异化的思想根源、加强党性教育，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正如习近平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

　　三要正确认识个人自清自律与岗位责任之间的关系。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加强警示教育、廉洁自律，重在个人自警、自省、自律、自清，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的确，能够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但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廉洁自律，还必须增强责任与担当意识，认真履职履责、管好一方天地。只有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担当、认真履责，把各自负责的“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全国才能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局面。在此意义上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风廉政建设、人人有责”的要义，就在于此。

　　（作者刘红凛 李卫华分别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