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常亦被明清以来的国人称为“泰西”或“西洋”，与文化相比，文明属于精神和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文明与文化也经常交替使用，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这三个方面。本文侧重于从文明的精神或文化层面，来探讨西方文明的演进历程。

　　古典时代的西方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是西方文明之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希腊这个名字在一切有教养的欧洲人当中，自然会引起家园之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轴心时代”，希腊城邦文明进入鼎盛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致高潮，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基于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希腊半岛爱琴海地区能够长期保持数百个彼此独立而又荣辱与共的小城邦。由城邦概念衍生出公民、法律、政府、政治家和政治学等西方政治学的核心观念。雅典民主政治对后世影响巨大，它是在平民与贵族之间进行权力争斗中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政治家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废除债务奴隶制，设置了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以财产资格而非出生和血缘关系来划分公民等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到了公元5世纪中叶的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度使得雅典成为希腊最强大和繁荣的城邦。

　　希腊人创造了哲学这门无所不包的科学和知识体系。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宇宙起源和演化规律的探讨蕴含在世界本原问题中，唯心主义哲学家力求探讨自然背后的原则或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希腊哲学孕育了科学和理性精神。在探索世界和人自身的过程中，希腊科学与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天文学、几何学、医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方面取得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成就，出现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巨人，希腊的戏剧、文学、史学、雕塑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吊诡的是，希腊人对自由和美的追求，反而使希腊文明不适合在帝国政治环境下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文明在马其顿王国统治下走向衰退。

　　与希腊人对生活艺术之美和自由的热爱不同，罗马人钟情于武力征伐、领土扩张和世俗功利。罗马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并且很好地对横跨亚非欧的多民族地中海世界进行了有效管理，这有赖于罗马人在法律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天赋贡献。罗马人尽管在哲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继承和复制了希腊文明，但罗马法至今仍然是欧洲大陆法学体系的基础。

　　罗马政治制度也是在平民向贵族争取更多权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元前470年，平民迫使贵族同意设立保护平民权利的保民官。公元前451年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将以往由贵族随意解释的习惯法变成成文法，使法律具有公正的约束力量。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随着骑士阶层的崛起，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使得法庭的控制权由元老院转移到骑士手中，促成了军事独裁者的诞生，如凯撒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罗马步入帝国时代，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元老院仅具有荣誉地位。为治理庞大的疆域和管理不同种族的民众，罗马皇帝下令统一法律，最终产生了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内容广泛，涉及民法、商法和刑法等领域，又分为公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中世纪教会法就源于此，19世纪初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也参照了它。它确立了当今西方法律的三大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罗马人确立的诉讼程序、律师制度、陪审制度也为后世所继承。

　　总的说来，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代表了古代西方文明对人类自身、社会和自然界的探索，发现了贯穿于其中的自然秩序。按照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看法，西方发明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自然”中的内在秩序，该秩序的运行可被系统地理解和解释，但未探查自然整体之外的“超自然”存在，以及“超自然”事物和自然界之间的关联。希腊宗教是一种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艺术宗教，罗马宗教则是维护国家、法律和皇帝权威与尊严的工具，因此，对超自然神灵世界的探讨注定属于后来的基督教文明。

　　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中世纪西方文明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基督教从希伯来文明继承了《旧约》和重要的教义观念，经过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两希文明的产儿，其信仰和教义主要来自犹太教，其神学构造和阐释则师法希腊哲学。基督教文明给西方文明带来的是一神论信仰及其崇拜，其关于神人关系的探讨，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灵魂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并缔造了一种严峻高尚的道德标准。基督教信仰和启示是超越自然理性的，其对上帝之国的向往必然带来对此世的贬抑，中世纪的修道运动便是明证，死后灵魂的拯救成为人生的最大关怀。

　　中世纪基督教会是古代文明的保持者，作为中世纪西方文化统一的唯一实体，创建了西方诸多大学。教会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增长，必然引发教权与王权之争，并在格里高利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时代达到高潮。1300年以来，中世纪教会的宗教实践日益与其信仰相背离，对世俗利益的贪婪，揭露了其道德上的虚伪和信仰上的亵渎，教会腐败侵蚀着教会权威。尽管基督教取得了很高的精神成就，但教权对世俗王权和人性的压抑，信仰对自然的迷魅，带来了尘世生活的混乱和自然的遗忘，激化了神圣和世俗、信仰和理性之间固有的矛盾，最终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其宗旨是要去除基督教信仰覆盖在人性和自然之上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偏见构织的面纱，恢复被教权扭曲了的人性，重新发现自然。根据瑞士文化思想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观点，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将人性的正当权利和自然的美丽从原罪教义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肯定人性的尊严和高扬人格自由的价值。宗教改革运动是中世纪教会改良运动失败的产物，旨在恢复基督教的纯洁性。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他提倡“因信称义”的教义，建立了人神之间的直接关系，破除了教会教士和圣礼在灵魂救赎意义上的中介作用。新教缔造了在世俗工作生活中敬拜上帝的宗教实践及伦理，缓解了中世纪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冲突，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内涵，使得基督教文明实现了现代转换。

　　现代西方文明

　　17、18世纪，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神学的自然神论逐渐流行起来，成为西欧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形式，它限制甚至取消信仰和启示的作用，将上帝和造物分离开来，把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视为理性赋予的，拒绝上帝对自然界的干预。宗教宽容精神和自然神论的广泛传播，促使科学理性精神不断成长。随之出现的启蒙运动，是要号召人们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自己加诸于自己之上的不成熟状态。它极大地解放了人性和理性，破除了封建神权和教权对人类思想的禁锢。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确立的“我思故我在”原则，奠定了现代的主体性原则。康德的先验统觉、费希特的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概念，深化了自我意识的认识，形成了现代自我认同，即一种独立自决的缓冲自我，从而与古代世界可渗透的自我有别。前者意味着主体关闭了内部思想和外部自然物质世界间可渗透的边界，以超然理性面对规训化的自然规律和自由秩序，享用着因知识和理智进步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安全，形成了一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而后者则是指中世纪的自我认同方式，思想之外的世界充斥着神灵、魔鬼和宇宙力量，会在特定环境下对自我产生影响，带来恐惧感。

　　随着现代性主体的确立，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自然法学派思想家反对封建“君权神授”和“国家神创”，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出发，主张国家起源于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订立的社会契约。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反抗压迫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言论、信仰、出版、结社等自由得到提倡，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得到贯彻。伴随此过程，源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演变为争取一切人自由和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运动，对20世纪的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7世纪的科学家摒除了一切神学思维方式，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通过经验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旨在发现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牛顿基于力学原理建立的机械论图景，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世界观。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伴随着西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日益凸显，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到社会领域，信心满满的西方人视自己为文明进化的顶峰，“西方中心论”由此而生。1897年，当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已成定局，西方人对自己文明的信心和乐观达到了高潮。

　　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明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比较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八种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具有优势，西方文化虽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但已然走向衰落，他先知性地提出以类似全球视野的哥白尼式世界观来取代“西欧中心论”世界史观。

　　西方人是通过全球殖民活动而将世界带入现代文明的，这就造就了西方人所谓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思维定势。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不仅成为了地球的主人，也似乎即将成为宇宙的未来主人。但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物化或异化，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的残杀，核子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威胁到人类种族的存续，基因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和伦常关系。

　　西方诸多思想家将科学技术理性视为一种工具理性，其单向度的过度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问题。科技创新通过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来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求，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形成，使现代人陷入一种新拜物教，个性自由逐渐丧失，日常生活变得单一化和平面化。韦伯的价值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等，都是对科技理性压制人文精神等负面效应的疗救。西方人对高标准生活质量的要求，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等危机，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呼唤一种新生态文明的出现。

　　二战以来，西方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了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许多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甚至科技创新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新兴国家并不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适用性。后工业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做了系统的反思，反对现代性的主体哲学，批判其固有的同一性和中心性，强调差异和不可还原的他者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在真理和价值上主张多元化，尊重非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强调文化包容与对话的重要性。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亦承认，西方文明是独特的，并不具有普世性，它将会在文明冲突中面对东亚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凭借其制度优势、先进文化和科技理性，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独领风骚，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其已略显疲态，存在多重隐忧，如民主制度打破代际契约、市场被日益繁琐的监管政策所扭曲、法治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衰退、意义充实感不足等问题。但是，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中，西方文明演进过程及其产生的问题，值得非西方文明国家认真加以镜鉴。

　　（作者张仕颖为南开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