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杨耕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杨耕作品系列”，收入了杨耕教授的四部著作：《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这些著作是杨耕教授40年来上下求索的理论结晶，是他“重读马克思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也集中反映了杨耕哲学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集中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在我看来，“杨耕作品系列”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思想理论取向是一种积极的和具有启发意义的取向，这就是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理论上的深化；将把握时代、切中现实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鹄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理论要求就被提出来了，并且不断地得到提升和强化。研究不再满足于一些简单的观点和抽象的命题，并以此来形成表面的推论或一般的判断，而是意识到这种研究需要得到学术上的支撑和论证，需要在理论上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可以把这种情形理解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意识的自觉出现和普遍增强。毫无疑问，在4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学术意识的自觉出现和普遍增强无论进展到何种程度并且怎样的参差不齐，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趋势，各种研究成果也是伴随着这一趋势而产生出来并积累起来。

　　学术意识的发育之所以是一个积极的进步，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包含学术的性质和领域，就具有关乎本质的学术向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不仅积极地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而且也经常“退回书房”。

　　我们在“杨耕作品系列”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意识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强调，而且始终在其工作中得到积极的贯彻，并力图将之引导到理论上的深化。正如杨耕所说，“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在这里，学术—理论上的深化之所以诉诸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展开并获得意义规定的历史进程，那么，对马克思不同阶段的思想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就完全滞留在非历史的抽象性之中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抽象性，不仅诉诸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非常必要，而且诉诸西方哲学史同样必要。我们无法设想，在一种哲学的思想来源和直接的理论前提被匆匆越过的地方，这种哲学本身还能得到深刻、全面而正确的理解。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深化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依然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具有本质关联，那么，对于这一哲学的研究就应该也必须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性的对话。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批判性的对话中，才能开拓出一个与当今时代直接相关的思想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生成的，也要求在这样的视域中被揭示出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明确的学术—理论向度，但其学术—理论的主旨乃在于把握时代、切中现实。离开了这一主旨以及由之而来的思想任务，从根本上来说，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我注意到，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意识的提升，也出现了某种遗忘或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主旨与思想任务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所谓“纯学术”的清高和猎奇索隐中迷失了方向，并且沉湎于“书中得来”和“纸上推演”的诸般技能，因而不得不屈从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学术幻觉——即以为意识或观念是在自身中活动的，因而与时代及现实全体无关，仿佛学术是沉睡在“无人身的理性”怀抱中的。与之相反，“杨耕作品系列”在力图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学术深化的同时，又一再强调这种学术的目标就在于把握时代和切中现实。如果离开了这一目标，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不是学术上的深化，而是深化的反面，即表面化或肤浅化。

　　对于杨耕的整个理论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确定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特别是与当今时代）具有怎样的关联，因为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能从根本上来决定：这样的研究究竟是一种对“博物馆陈列”的研究，还是对我们时代的“思想母体”的研究。杨耕坚决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60多年，已经‘过时’。”这种依照距今时长来判断理论效准的观点，与其说是“傲慢与偏见”，毋宁说是无知与幼稚，即理论上的无头脑和无教养。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把握时代同时意味着切中现实。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思维或观念的自我活动来规定时代，而是通过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身的过程之中去把握时代，并揭示这个时代在政治形态和观念形态上种种表现的实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意味着，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中，亦即从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中去理解全部社会现象。因此，杨耕强调：“我始终认为，哲学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对话’。”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深入于社会现实的任务表现为一种具体化；没有这样一种具体化，社会的现实就根本不可能进入理论的视野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决不是抽象的原则，决不是可以被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公式或教条，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的现实既不可能被归结为理念，也不可能将现实的社会运动置于思辨的逻辑之中，因而对现实的研究必须立足“实在主体”，并使之在理论上具体再现。

　　正是这种具体化要求，使得杨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具体领域中，并使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之展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这一哲学反思不仅包含着许多重要而饶有趣味的课题，而且还原则性地提出了“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命题，这个命题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中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纵览马克思主义史可以看出，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之所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一刻也离不开它的具体化运用，而这种具体化运用又只有通过研究和把握既定社会的实在性内容，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对于“杨耕作品系列”，我的评论特别关注其总体呈现出来的思想理论取向，这样的取向可简要地概括为：学理上的深化、把握现实中的时代，以及由之建立起与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本质关联。我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但我深信，这种思想理论取向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对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同样重要并具有启发性。

　　（作者：吴晓明，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