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是我国特有的新闻报道方式。它通过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事进行重点报道，来揭示其典型意义，并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或教训，从而引导舆论，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典型报道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新闻工作中的反映，同时，先进典型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大体系中，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推进形成民族文化内部认同，成为民族文化整合的重要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先进典型建构正在建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图景。

　　首先，从传承性角度看，先进典型沟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脉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进典型产生的文化基础：早在3000年前的《尚书》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孔子“亲亲而仁民”“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民贵君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著名论述，经历时代的洗礼，升华为先进典型们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孔繁森“把对家乡、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张富清“为党和人民完成任务，从不含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先进典型们，先进典型也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在民众中凝聚成优秀的民族性格。

　　革命文化是先进典型的精神源头：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以贯之的坚守是革命文化的底色，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上树立的第一个劳动模范吴满有开始，到2019年的扶贫干部黄文秀，半个多世纪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中，有党员干部、退役军人，也有科技工作者、道德模范，他们如浩瀚星空在人们心中闪亮，其中最耀眼的光芒，就是他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孕育和形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系统的科学革命思想，也成为先进典型们共有的文化基因，并在新时代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可能。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先进典型的主体：从思想作风看，先进典型们用行动为公仆精神、奋斗精神、务实精神、大无畏精神、奉献精神等提供了时代注解；从工作方法看，善于“当好班长”、重视思想工作、坚持调查研究等经验至今仍是领导干部恪尽职守、完成职责的法宝；从自我修养看，不断学习、修身养德、勤政廉洁、严于律己的先进典型们，犹如灯塔般，牵引着公众合理的道德人格，防止党的宗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偏离航向。

　　其次，从建构性角度看，先进典型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媒体建构。

　　每一个先进典型的树立、传播和传承，与媒体、特别是党媒这一特殊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穆青、冯健、周原在谈《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的采访心得时曾提到，典型即普遍意义十特殊意义+现实指导作用“三合一”。先进典型首先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如1959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此时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坚定对党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呼应这一时代召唤，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自己身上，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先进行调查研究的焦裕禄；放弃将军身份当农民，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的甘祖昌；不畏艰险，不怕失败，带领百姓积极改变贫困面貌的谷文昌，他们的先进事迹有着强烈的示范意义和可操作性，符合党的宣传工作之所需，从而成为引领时代精神之所向。

　　随着历史迁延和时代语境的变化，先进典型会在时代性的基础上逐渐走向超越性的“图腾化”之路。“图腾化”的标志，往往是“先进典型+精神”的表达方式出现在权力话语（领导批示、讲话、文件等）中，如焦裕禄精神、谷文昌精神等，主流媒体则通过评论员文章或者社论等方式，用媒介话语对老典型精神内涵进行提炼和解读，作为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积极回应。典型人物的“图腾化”使其脱离了其生成的具体环境、时代条件的限制，成为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的精神符号；同时，我们发现，经过“图腾化”的典型人物们，其精神内涵虽因个人事迹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往往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等，这些精神内涵，一头牵连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正向精神，一头绾束着党建工作中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重要内容，为先进典型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引导认知、塑造态度、规训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进入新时代，新的时代语境不仅孕育催生了新的先进典型，主流媒体也开始用新的话语序列解读老典型，从而将公众的注意力指向新的时代议题之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公众依据新的话语序列思考问题。如：新的先进典型李保国和黄文秀，就分别呼应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两大时代主题。老典型们也并没有被遗忘：2009年4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河南省期间，专程赴兰考缅怀焦裕禄，并在兰考县干部群众座谈会上首次总结出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20字精神；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将谷文昌精神进一步升华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典范。权力话语使典型人物的精神内涵有了“一锤定音”式的标准界定，并通过媒介话语的传播成为固定的话语模式，不断出现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构成一个意义评价空间，如江西日报的《以甘祖昌为镜》、新华社的《一面穿越半个世纪的“明镜”》、《河南日报》的《对照焦裕禄，干部要六问》和《以焦裕禄为镜，在点滴中坚守》、福建日报的《以谷文昌为镜》等，都使用了“镜”“照”等词汇，先进典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评价功能的固定话语，用以评判党政干部甚至民众们政治觉悟的有无、道德水准的高低、工作作风的优劣，并进入到公共话语体系中，不仅拥有了持久的话语价值，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从时代典范到精神图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成功的先进典型，都是通过主流媒体的树立和传播，形成必然和应然的走向和结果。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媒体建构，他们所代表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始终捍卫和树立、对党性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本遵循，则是媒体建构的价值和内在动力。

　　第三，从发展性角度看，先进典型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立体化评价空间。

　　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总书记指出：“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也就是说，在找差距对照的三维立体坐标中，先进典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2019年7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一书，其中收录了18位先进典型事迹，时间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19年，身份上涵盖领导干部、科技工作者、退役军人、道德模范等；编纂体例采用了领导批示+媒体报道的方式。

　　这不仅印证了上文所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过程中，先进典型有着沟通历史脉络、完成媒体建构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大体系中，先进典型搭建了即时性和历时性双重维度的立体化评价空间。毋庸讳言，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和异质性趋势，使传统的先进典型在传播效果上相对式微，甚至有人认为，先进典型是与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以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便会放慢速度——这样的观点，恰恰是单一的即时性评价标准所导致的错误结论。仅仅对先进典型进行即时性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同时纳入历时性维度进行立体的观照，才能真正挖掘其深刻而悠长的精神价值。从即时性维度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典型人物就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从延安的吴满有，到建国后的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张海迪，再到新时代的黄大年、黄文秀、张富清，韦昌进，典型人物在引导公共舆论、传递价值观念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感召力，随时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牵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从共时性维度看，先进典型在不同时代语境中被主流媒体框选、形塑和建构，在历史迁延中不断得到升华，最终上升为国家伦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强化着公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不断促进着现代道德范式的确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重点查找自己与典型榜样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就是先进典型历时性价值的有力证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先进典型用其行为示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量，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图景，并在具体的学习与贯彻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开放系统，为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提供素材和构件，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范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