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使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联、休戚与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在这种背景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与之相伴的是，国家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依存关系不断加深。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本身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新全球化正在兴起。

　　第一，美国正由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转变为阻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曾经是引领者和推动者。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全球化发展，其目的在于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促进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实现全球资源的重组。美国意识形态的旗帜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人们生存于全球的“竞争性秩序”之中，国家的力量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场已经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文化、法律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应全球化，与此相适应，社会的各种制度与规范也应全球化。但这里所谓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

　　经济全球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主要成果被发达国家的大资产阶级获取，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少，有些群体甚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人失业或者只能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美国普通民众经济收入难以提高，非法移民、种族歧视等问题难以解决，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典型的例子便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片面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国家利益中原先包含的理想主义色彩，导致现实主义倾向大大加强。“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为重，强调“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并迅速形成贸易壁垒，这不仅明显违背自由主义价值观，也表明美国开始修正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全球性问题更加复杂，关联性更强，更具不确定性。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国际社会面临的超越国家或地区界限，威胁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几乎所有的国家或地区，且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措施就能够实现的。当前，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粮食短缺、恐怖主义等问题，已经对各个国家或地区形成了威胁，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共同行动，加强相关国际合作制度与机制建设。

　　在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背景下，其他方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为各种风险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蔓延提供了渠道和途径。可以说，全球化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不确定性是其基本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任何角落酝酿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为影响整个世界的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都有可能迅速向全球蔓延，从而使其他国家卷入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各类治理主体的地位和角色发生变化。新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更加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治理赤字问题，即全球治理的需求与全球治理在观念、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存在供需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逐步消除治理赤字问题。

　　近年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贡献者，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在由参与者转向引领者，即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可以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当然，提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时，应对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有较为准确的判断。一是除了要评估美国的硬实力外，还要注意美国的软实力；二是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只有在战略上正确判断、战术上正确处置，遵循适度和有利的原则，才能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新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共同体”一词不仅具有层次性，而且带有情感色彩。共同体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考察。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可以说，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涉及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这表明，中国将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超越血缘、家庭、社群等一般意义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发展、繁荣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明确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依据，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支柱，是中国对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的精神内核，表明了中国外交“立足国内，兼顾世界”的基本立场以及行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即“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可以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全球化的发展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命运整体性的认识，使各国明确在发展本国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和平、公正、包容等价值理念，不仅是中华传统价值理念的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升华，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新智慧和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合作性等特点，其在主权平等、和平共处等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全球抗疫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人们开始认识到，传染病防控已经成为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全球流行性瘟疫，有些瘟疫危害极大，至今令人谈之色变。比如，“黑死病”使整个欧洲沦为人间炼狱，许多地方尸横遍野、人烟断绝（大约有2500万人因“黑死病”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当前，随着全球性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的逐渐增大，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也逐渐增多，虽然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全球性传染病问题依旧十分严峻。全球性传染病不仅构成了人类安全新危机，也对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性越加凸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观念性公共产品，为全球性传染病防控与治理提供了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在任何一种传染病的威胁下独善其身。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人类对全球性传染病缺乏清醒的认识，治理策略需要有所转变，不能仅致力于消灭某一种传染病，而应当关注公共卫生等多种因素，通过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发生。鉴于全球性传染病以及潜在的生物恐怖对人、国家以及国际安全形势构成威胁，应将其上升为安全议题，更加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人的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全球性传染病防控与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二者不谋而合。

　　应当说，随着全球性传染病防控与治理重要性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在大力推动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它们为传染病防控事项开展交流与磋商提供了场所，并在传染病防控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领域充当协调者。同时，有关全球性传染病防控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比如以《世界卫生组织法》《国际卫生条例》为主的国际卫生法律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国家仍然对全球性传染病认识不足，防控体制存在缺陷，影响了国际合作的有效推进。

　　完善全球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需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其一，应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全球性传染病预警机制。应建立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维治理结构以及全球框架公约，特别是建立传染病的信息互通和预警机制。其二，应加强国际组织的合作与协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和特长。全球性传染病防控属于专业性很强、难度很大的问题，除了需要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外，还需要各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这些组织可以在疫苗研发、病毒分析以及医疗援助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三，应优化国际援助结构，提高援助效率。要建立各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积极开展协调与合作，并建立向不发达地区提供传染病防控技术与援助的机制。

　　当前，中国在全球性传染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了表率。中国拥有丰富且雄厚的医疗资源，并多次参加全球性传染病防控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性传染病防控，能够拓展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渠道，提高自身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中国方案以及中国智慧。

　　（作者熊光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务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