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构成了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波动的“黑天鹅”事件。在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剧。从目前来看，疫情对于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国民经济运行冲击较大。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疫情期间，企业劳动力供给因人员染病、隔离治疗、限制流动等多种因素而减少和滞留，直接导致复工复产延迟，经济一定程度停摆。二是本次疫情发生于春节之前，是全年消费需求最旺盛的黄金时间，但为了配合疫情防控，人们普遍居家，这就造成可选消费和消费品消费断崖式下滑，原本庞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市场受到抑制或是延后，许多体验式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无法通过线上交易替代，需求层面出现严重下滑甚至崩塌，诸如餐饮、娱乐、酒店、旅游、汽车销售等行业呈现难以弥补的损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负面影响的背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优势凸显

　　疫情虽对传统企业生产和线下消费产生冲击，但制造业智能化、工业物联网却是呼声四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在线问诊、在线娱乐、远程办公、远程授课等一系列线上需求呈井喷式增长。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共享网络平台为组织形式、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资源配置优化的新形态。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34.8%，数字经济成为中国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所引发的新增就业占比持续提升，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数字经济因其特有的非竞争性和网络便捷性的特征，在疫情防控期间表现出强劲发展态势。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其所具有的共享性，即共享平台和信息技术是非竞争的。所谓网络快捷性，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指在数字经济中，市场主体繁多且联系紧密，各主体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巨大复杂的网络；另一方面，指由于信息技术的存在，市场信息传播速度极快，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消费效用的提高，资源可实现优化配置。在面对资源有限且急需优化配置的突发环境下，数字经济的高效性更为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

　　非竞争性的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突发的疫情导致企业复工复产受阻，企业在节约成本方面存在巨大需求。数字经济利用共享平台和信息技术的非竞争性，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网络平台和技术的非竞争性带来了边际零成本。由于信息技术具有非竞争性，数字内容产业意味着边际成本为零，信息技术提供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多不会影响信息的传播速度以及生产信息技术的成本。过去一位老师的课堂教学所面对的学生仅仅几十人，教学空间受限决定了接受优质教育的边际成本高昂。但是，此次疫情期间动辄百人、千人的大课堂已司空见惯。以线上教育直播软件“钉钉”为例，由于所有学生共用同一网络平台，使得“钉钉”需满足多个班级同时上课的需求，并且上课班级的增加不会带来软件成本的增加。

　　二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固定成本下降，生产规模效应增加。传统经济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因此限制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而在数字经济下，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作为固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共享、免费的特征。固定成本中“共享”所具有的免费特征意味着平均成本下降，隐含着数字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网络软件盈利模式背后的经济学解释在于，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线上教育并不会因为学生数量增多而引发其提供宽带服务的成本上升。与之相对应，伴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宽带流量供给增加，固定成本被逐渐稀释，规模经济显著，为企业未来盈利奠定基础。

　　三是规模效应下的范围经济效应随之扩大。企业获取范围经济效应的前提是用户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即范围经济主要取决于规模经济。产品相关性越强，企业就越能通过降低平均成本获取更多利润，范围经济优势就越明显。由于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产品相关性可通过共享平台或信息技术媒介呈现，与产品本身关联度降低，拓展了范围经济的应用空间。疫情后期“健康码”的广泛使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微信“健康码”还是支付宝“健康码”，均非腾讯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营业务，但它是互联网技术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的媒介附属品。正是由于共生于互联网这一媒介，这使得企业的经营范围实现了大跨越。

　　网络便捷性的数字经济提升了消费效用。疫情下的大量线下消费需求直接转为线上。数字经济的快捷通畅促进了信息传播速度，一方面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疫情对短期价格的冲击，缓解了居民的消费压力。

　　经济的网络化丰富了消费选择。数字经济下，个体之间通过网络节点互相连接，个体连接多样性带来网络复杂性。消费者可以选择与不同厂商对接，以满足自身对差异化、个性化以及多元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例如，在疫情初期，国内医用口罩供应严重不足，以封城为代表的紧急性措施限制了人们空间物理位置，于是居民便通过海外代购、网上海淘等多种抢购方式，购置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口罩和消毒用品，满足了消费者在产品选择方面的多样化需求。

　　数字信息便捷性提高了消费者效用。疫情对供给的冲击往往会形成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但是，此次疫情除医疗用品外，人们对一般商品价格上涨的恐慌感却很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经济数字化。数字经济可以扩展人们的消费选择、加速信息流动，进而加速交易。尽管消费者对价格天性敏感，但消费选择的扩展和信息的快速获取，使人们能够在短期内寻找到替代品，购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相比传统经济，线上消费价格敏感性增加能够抑制企业“抬价”行为，可以消解部分由突发事件带来的价格大幅上涨的心理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1月“食品烟酒大类”CPI指数同比增长15.2%（包含由于非洲猪瘟导致的猪肉价格大涨），但疫情期间的“宅”消费主要体现在线上购物，清华iCPI项目组利用线上价格估算出2020年1月“食品烟酒大类”iCPI指数（线上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仅为9.9%。若没有大量的线上消费，此次疫情导致食品烟酒类物价上涨幅度估计可能达到20%，线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价格上涨幅度，缓冲了疫情下消费者效用的下降。

　　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疫情中数字经济以其独有优势和特征在经济社会方方面面脱颖而出、大放光彩，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处于成长阶段，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以及渗透力等，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提升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8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7年G20国家数字经济总量为26.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64%。其中，德国、英国和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位居前三，分别为61.36%、60.29%和59.28%，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2.9%，位居第四，发展空间巨大。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方向逐渐转为ICT产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成为各国数字经济的追捧对象。根据该报告，2017年，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产业数字化占 GDP 比重分别为55.13%、53.23% 、52.13%和40.18%，中国产业数字化占比为25.42%，位列第五。总体来看，各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增长显著，但与德英美日相比，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提高数字经济行业渗透率。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行业渗透率呈现着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高于第一产业的递减规律。2016年，德国、英国、美国服务业数字经济占比行业增加值，分别为 55.9%、53.6%和53.3%；德国、韩国、美国、英国、日本工业数字经济占比行业增加值，分别为41.8%、41.3%、35.9%、33.7%和29.6%；英国、德国、韩国农业数字经济占比行业增加值，分别为25.1%、21.3%、14.7%，美国、日本、法国农业数字经济占比均超过10%。2018年我国服务业、工业以及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仅为35.9%、18.3%和7.3%，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和生活性服务业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1.9%和 25.8%。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行业渗透率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宽带网络接入率。截至2018年，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86.1%，移动宽带（3G和4G）用户普及率达到93.6%。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18年OECD国家中，丹麦的网络接入率最高，其家庭宽带接入率达到93%以上，居民用户网络接入率达到97.43%、公司宽带接入率达到95.58%。可以看出，我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未来，我国有条件有实力担当数字经济的领跑者。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二者通过深度融合形成合力，不但能够助力当前经济冲出低谷，而且会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

　　助推产业形成“数字翅膀”。产业数字化，就是利用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产业效率。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转型，产业数字化新模式，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发展，“大云移物智”、5G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进一步融合传统一二三产业，数字化电商、数字化零售、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公及数字化医疗等行业，实现了供需对接精准、资源配置成本更低、响应更快、周期更短。一是数字化农业：数字技术与种植、养殖、渔业、食品安全等方面相结合，通过智能灌溉、农业机器人、自主作业系统以及传感器动态监测等技术，可规范农业生产过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质量。据估算，农业巡检机器人将家禽数量、进食情况、健康状况等信息反馈至控制中心，可帮助养殖企业降低30%人工成本，节省8%喂养饲料。二是数字化制造业：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中低端制造业融合能够丰富传统产品种类和功能，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实现其向中高端产品转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高端制造方面的应用，能够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成果应用商业化的周期，使其快速形成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态势。数字化制造业加速了制造系统内信息和创新的流转速度，提升和优化了区域交易效率和区域分工结构，从而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例如，数控雕刻技术和3D扫描技术改进了传统工艺技术，实现平面雕刻向3D立体雕刻跨越式突破，丰富了工艺品种类。三是数字化服务业：数字技术不仅意味着经营流程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服务业开发出有特色的新服务和新体验。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无人酒店、智慧无人餐厅、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各种“零接触”式生活服务业态，增加服务能效和品质，提升居民在数字化服务中获得的幸福感。

　　覆盖全产业链数字化。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数字经济渗透至产业链各个角落，提高了全产业链综合效益。从纵向看，互联网、大数据能够将产业链上游的原料供给、中游的制造生产以及下游的销售服务串联于一体，控制和保障产品整体供给量和销售量，有效防止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度现象。从质量上看，数字技术全程监测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产量和供给，迅速高效地为中游企业生产匹配到高质量原料采购厂商。数字经济网络化和互联互通等特点拓宽了下游销售市场和销售渠道，增加了中游企业高质量产品的输出途径。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有助于打破行业壁垒，垂直整合资源，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新基建”催生新动能。“新基建”包含5G基站、城际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科技领域，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基建投资。“新基建”不仅为产业数字化和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也为数字产业化，即利用数字技术形成新的数字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如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城市等。可以预见，“新基建”将成为我国投资的新增长点，数字经济将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作者方芳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宸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