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给传统社会治理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就在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及其数据资源的开放。我国在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数据开放中应着力解决数据需求多样与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数据分散使用与集中管理之间的矛盾、数据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数据开发利用与数据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从数据开放理念创新、数据开放体制架构、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数据开放技术支撑等方面，全面推动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数据开放体系建设。
　　破除数据开放中的藩篱。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数据开放需要与之匹配的思维和理念，强化各主体的服务型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共享性思维，以“集中汇聚、共享共治”的理念推进数据开放，支撑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现。一是需要数据集中，不能数据垄断。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已初步实现了9个省、5个部委的数据信息互联互通，集中有利于数据的汇聚，但未来更应着眼于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数据资源的价值来源于应用而非集中，尤其是社会治理领域的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是数据垄断无益效率，更会损害公平。政府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积累了包括政府自身运行和服务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巨量数据；企业在特定领域打通数据闭环并集聚了数据采集、清洗和应用方面成熟的技术和人才。两者都可能在数据开放的不同环节形成数据垄断，垄断不仅带来了数据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会形成数据资源利用的不公。三是在数据开放中保护隐私，在数据应用中推动创新。开放的数据为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但面向多主体的数据开放必然存在数据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隐患问题。要在数据的开放利用和应用创新中实现隐私保护。
　　打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一是建立政府和企业数据互为交换和开放的机制。社会治理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数据需求量巨大而数据类型极其复杂，重政府数据而轻企业数据的开放不利于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政府公共数据和企业数据融合贯通和整合运用，将积累更全面、立体的数据资源和数据能力，由此极大地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和能力。二是关注数据开放中企业的利益诉求，发挥企业在社会治理中数据应用和开发能力的优势。多元主体参与数据开放和社会治理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企业参与社会治理中的数据开放需要有一定的利益驱动，数据开放各个环节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为建构政府和企业数据互为交换和开放的有效渠道，发挥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应用和开发能力优势，需要关注和保证企业参与社会治理中数据收集、存储、开放和使用各环节的利益诉求，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数据供给质量，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推进政府数据平台向全社会开放共享。一是以数据集中汇聚和开放应用为原则实现数据向全社会的开放和应用。比如，有些城市在城市大脑运行过程中采用“数据中枢”体系，不以拥有数据为最终目的，而是根据需求向政府各层级、各部门开放数据调取和使用的权限，实现了数据在政府内部的共享和开放。未来政府、企业、社会及个人等主体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数据共享和共治仍是需要着力推进的工作。二是以“分对象开放、分领域开放、分阶段开放”的原则逐步实现数据向全社会的开放和应用。我国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制定平台组织规范、数据识别规范，识别主体特征数据（包括属性数据和行为数据） 和公共性数据（包括日志数据、物理实体数据、环境数据、社会行为数据） 等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对象、分领域、分阶段向全社会开放政府数据。三是明晰政府数据平台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机制建设中各主体的权责。政府需要考虑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数据开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设计，以及社会治理数据的集成和汇聚；企业重点在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资源的开放及创新应用；社会公众则通过数据产品的使用和反馈参与社会治理。其中，数据的收集和存储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等核心工作由政府主导开展，而政府数据资源价值的利用和开发等工作可交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完成，支持、鼓励市场力量充分参与政府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制定数据脱敏和数据规范应用。除数据收集、开放和应用的体制和机制外，数据脱敏的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对于确保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数据开放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制定数据脱敏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大力支持数据脱敏算法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制定数据脱敏的国家规则和规范，明确敏感信息字段的名称、敏感级别、字段类型、字段长度、赋值规范等，鼓励研究院所和企业对数据脱敏算法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二是制定数据开放的国家标准，提升数据开放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为确保开放数据的可应用性，方便各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对数据的检索、获取和利用，建议尽快制定数据开放的国家标准，以保证开放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处理性。（蔡宁 杨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