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满怀信心又充满困惑地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路口，亲历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全球化“地球村”，见证着想象共同体宏大叙事的纷纷消散，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合作伴随着误解，交流充斥着偏见，人们急切地想要了解他者而又忧思重重。此景凸显了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规范国际关系与交流合作中强调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要素动态调适与平衡的意义。这五项原则的动态调适与平衡在具体而微的交流与对话中得以交锋、冲突与实现，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过程民主”思维框架下提出全过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在当下变得愈发迫切与紧要，社会团结正在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重新部落化”中不断绵延伸展，交流对话中的矛盾与冲突直指人心，语言承载着传播主体的“姿态”，媒介叙事中的微小叙事成为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在对双方差异化的相互尊重中，感觉、情感、认知等传播在关系解构与重构中的价值与意义越发显现，对外传播在矛盾冲突中加深的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更需要在更复杂、更难以理解的场景中增进相互的包容与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要素纳入全生命周期的实现过程

　　在古希腊，“命运”一词被认为是一种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既外在于现实世界但也决定了现实世界。对于这神秘力量的探讨始终贯穿着古典哲学的几乎全部经典作品。从柏拉图的“守护神”到柏格森、怀特海强调的“生命意向性”“创造的冲动”等，都指向“命运”这一琢磨不定的神秘存在。叔本华在其《论命运》中也说：“所有上面这些称谓和说法，都是对我们正在考察的问题借助寓言、形象表达出来的看法，总的说来，除非运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最深刻、最隐秘的真理。”人类把许多偶然性的事情都归于“命运”，正是在先哲思想的引领下，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在命运的时空绵延中有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必然性理据。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命运”的讨论，大多是通过“天人合一”表达出来的。北宋吕蒙正曾在《命运赋》里指出，“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命运在中国哲学中既指先天所赋的本性，又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命”是与生俱来，但“运”则是随着时空转换而有所不同。

　　“共同体”一词与“命运”一样，同样古老，而对“共同体”的追求与向往也深深地镌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善的共同追求使人们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是“必要之善”。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从社会的概念中分离出来，用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具有排他性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齐格蒙特·鲍曼也总结了共同体的特点。他认为，首先，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其次，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但“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从以上对命运和共同体的阐述中，我们知道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人类始终在追求着的温馨之所。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时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意味着多维度、全要素同时动态推进与生成，而不偏向单一维度、单一要素。这要求我们在构建命运共同体时，需要涵盖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全生命周期的实现过程。在全过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不同国家、地区会以自身的历史、语言、文化、形象、形式、形态等呈现出来，在交流对话中应以行动的达成取代空洞的口号，以具深的人心抵抗无处不在的风险，以全过程抵达共在与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人心与共识”对抗“时—空”分离中的脱域风险，不断提升自我认知与行动能力

　　随着数字化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联系和交往的纽带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域，多样化的联结使得“地球村”日益成为现实。面对此景，人类似乎又可以再次出发，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道路。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脱域的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当前，在技术与媒介的双重作用下，“时—空”愈加分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都产生了剧烈的变革，不知不觉中解构与重构着人们的观念、思维，并由此带来社会关系以及组织、法律制度的变迁。

　　吉登斯将“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其关怀依然是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导致在场与不在场边界的消失，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传播系统由倾向封闭走向多元开放，传者与受者的角色也可转化与互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时—空”分离中的脱域愈来愈与解域、结域和再解域连接在一起，具体场域在新媒介赋权下处于不断脱域、结域与解域的系统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是打破传统的权力结构，直接或间接挑战着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信任越来越建构在人心之上。

　　建构在“人心与共识”上的信任成为风险社会的安全阀。信任的达成，更多需要个体间不断地沟通与对话，在每一次交往实践中，实现有效传播。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外部风险，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化的风险”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人为的不确定性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危险和副作用，需要人们建立起“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一方面，在政府、企业、媒体、社区和非赢利组织之间构建共同合作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内部平台；另一方面，风险的全球化也呼吁各国政府突破国界，构筑共同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和国际间的信任机制，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性风险。

　　风险预示着一个尚未发生、需要避免的未来。人的力量在风险社会中日益凸显，个体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安全性策略之一。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企业在外发展的舆论环境是由每一个中国公民在外的形象、语言和行动共同组成，也是在具体沟通交流中不断生成的。这既提醒中国在外公民要尊重和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主动沟通交流，在了解与理解中实现有机团结；也提醒在外的以企业为主的不同的组织在重视资本、资源、人力等看得见的要素同时，关注贫富差距、利益分配、宗教文化等看不见因素的影响，重视当地民众的参与感和满足感，降低沟通风险，为中国在外发展提供良好的民间环境，将信任的达成真正落实到“人心与共识”上。共同抵抗风险，筑牢团结的基石，从脱域走向结域，以开放的心态应对各种变化，在理解和接受各种结域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的认知与行动能力。

　　数字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应分享共同的利益，也要尊重不同的文明

　　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中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电力媒介把全人类重新卷入到地球村的当下，这一表述成为我们眼前的现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媒介高度发达使得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地见证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欣喜与苦难、希翼与恐惧，更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比起先人更能深切地体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期许，更是当下责无旁贷的义务。

　　数字化技术使得时空边界被无限拓展，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经由媒介可以共处同一场域，实现互相交流、彼此沟通；曾经被地理隔绝的人们，借助技术可以彼此倾听、互相倾诉。然而，传播技术的高度发展并未自然地带出这幅全人类和谐交往的图景，我们看到的媒介景观是：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不同利益群体各自为营，不同国家各自为阵，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正在席卷全球，众生喧哗中我们似乎远离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在技术拓展时空的当下需要重审目标、重思行动。在麦克卢汉看来，随着口语媒介、文字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演进，人的感知能力经历了“完整—分裂—重新完整”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也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变化。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人们重新回到了部落化的感官同步时代，个体的能动性被不断释放出来，人们的知觉、感觉、信任和情感等作用强势回归。由此共同命运之上的有机团结，既要求公开和透明，也要求基于情感和理解的认同方式的转变。

　　当下的全球化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以往固定的渠道和模式被打破，多元主体加入其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成为常态，这要求不同主体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定力，要有不断平衡和校准的能力，做到审时度势，择机而动。我们要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在动态平衡和适应中把握战略发展的时空关系，进行制度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的基础。

　　共同体的团结是在互动中得以实现的。所谓社会互动是“由传播和行为构成。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行动的形式：通过传播，人们不仅交换信息，也通过例如承诺、确认、拒绝、决定等相互影响，并进而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使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产生效能正是对外传播的核心任务。对外传播要落到实际，需要在动态生成中相互尊重和理解，既强调主体与对象的亲密有距，也能潜于对象的情感心理，观察和领悟对外传播中的微小差异与隔阂，牢记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既分享共同的利益，也尊重不同的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对外传播是同异共生的，这意味着尊重与包容差异成为对外传播的主要特征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代替或者磨灭掉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全球化。倒不如说，正是由于多样化的文明才可能孕育出全球化的繁荣”。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逻辑，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宗教、族裔、语言、传统等文化特性仍是连接人类的重要纽带，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同依存的意识，使得不同族群存在着内在凝聚力，其精神遗产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迁、技术如何发达都依然发挥着无处不在的作用。

　　多样化需要使对外传播回到具体事件与日常生活。“全球性的思维和地方性的行动”这一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的革命性口号，在当下仍然值得不断重申，它是对当前人类联系交往日益密切却更彰显出自我选择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一境况的最好概括。差异性和复杂性正是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并没有随着全球化而消失，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和繁荣，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对外传播应该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案例、故事当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与繁荣，突出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承担共同“命运”首要解决的一定是共同生存的问题。自利则生、利他则久。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利益共享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

　　“重新部落化”正是社会分化的具体呈现，这是因为“互联网络全球性传播不仅仅塑造全球化，还推动了更大程度上的个体化与社会分化，这诚如小群体对互动媒介使用情形所示”。对外传播意味着将我们的倡议、看法、观点、意图传达给不断圈层化的“部落”，这时必然会遭遇与中国国情不同的当地法律、制度、风俗、文化等的抵抗。这不仅是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等权力的博弈，更是不同语言、情感、信仰的交锋，其间隐藏着更多的交流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更加凸显出基于尊重和认同基础上的理解和共享的重要性，在传播中摒弃宏大叙事，经由具体而微的沟通交流，展现共商、共建与共享的理念。

　　“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对外传播，要在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彼此的认同，致力于促成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

　　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当下，中国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不仅是市场与产品，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现实发展的智慧。此种智慧强调包容与开放思想，强调不同社会主体在交往合作时中悬置自我，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束缚，将不同的情感、意志、信念等都纳入到对彼此的感知和了解中，在构建全过程命运共同体中注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在具体现实中指向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在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彼此的认同，不断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传播技术的极大发展，未能自然地为我们带来一幅全人类“袒露心扉、畅所欲言、沟通无界”的美好图景，反而使各族群、民族、国家间的种种差异放大，随之而来的是偏狭、排挤、刻板印象的加剧。面对此种景象，每一个对外传播的主体都需重新审视与反思对外传播实践，追问尊重差异多元的对外传播如何具体实现。

　　当前，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洲的传播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重点之一。中国以何种姿态与这些国家展开对话，交往合作考验着我们的智慧。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塑造何种形象，事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扮演何种角色。我们曾经批评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满以西方标准裁剪中国现实。那么当下，当中国作为话语的主导方，应把共同的利益追求视为我们处理好此种关系的有力突破点，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充分为他者的利益实现搭建平台，在携手合作中实现对外传播的目的，不重蹈西方覆辙。

　　“重新部落化”中，人们的感觉、知觉、情感等被唤醒，凸显出个体与自我的重要性，也彰显出日常生活和普通事件的重要性。经验的分享，需要基于讲故事人与听故事人之间的共鸣与共情。经济已日渐繁荣的我们需要对所谓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状态与行为方式进行反思。任何一篇报道、影像背后都站着鲜活的个体，他们彼此拥有不同的生命经历与体验，会编织成各具特色的情感、理性和智慧。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终达成，需要突破曾经的宏大叙事和信息叙事，转向故事叙事和生命叙事，在微小叙事中挖掘新闻背后他者的生命智慧，挖掘普通事件的重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媒介叙事不仅要重视个体的行动与改变，还要注意到感觉、情感以及情绪的重要作用，在实时和动态过程中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在注重传播效果的同时，也看重传播过程，在认知与行动中，共同促成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

　　由此，构建全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阈的对外传播，其目的不是将我们逐渐变成了“一致”，而是在参差多样中实现不同族群、国家、地区间的多样发展，恰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的，“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通融、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应该是关于构建全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能期待与实现的最好图景。

　　（作者：师曾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仁增卓玛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AZZ0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