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批判精神、理性思维、辩证方法筑底，以能动特征、超越境界、创造品质支撑，借科学追求、公道准则、价值立场传颂，思想之长足见，思想之优尽显。思想当应自豪，思想足可骄傲。自豪与骄傲，是思想具有的一种气质，是思想应有的一种风度，由以形成为思想的傲然风骨。

　　傲然，指高傲、坚毅不屈的样子。若偏向贬义去理解，则为傲慢、目空一切。总体看，人们用“傲然”一词多具褒义，指称一种不俗风范和自信气势。用以状物，如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说：“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用以论人，如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言“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即无论隐居还是做官都无非分之想，常常都傲然而意足。

　　一说到“风骨”，我们会想到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天然隽永，飘逸狂放，“善笔力者多骨”（卫夫人）、“常欲使其透过纸背”（颜真卿），那种章法回环灵动、体势刚健有力、结构严正整肃的风骨；会想到建安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特有的文风，鲜明爽朗，健力优美，将现实的冷峻与强烈的抒情结合，以激昂慷慨的风格呈现。“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的感唱，展现出“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在融通诗歌、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基础上，“风骨”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学范畴。刘勰的《风骨篇》论辞述情，倡导“风骨之力”，避戒“风骨不飞”，文章务必铺辞捶字，以达精练如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所论可谓精到至极。

　　在中国历史上，“风骨”不只讲文论诗，而且还用以说德论人；不只有“魏晋风骨”“建安风骨”之说，还有“道家风骨”“儒家风范”之誉。古人常以“风骨”联通刚强、刚毅、威武，视风骨为刚健中正、达观进取的人格和品德。《道德经》讲“我独异于人”“不自为大”，孔子所言“君子坦荡荡”，孟子讲大丈夫“善养浩然之气”，以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子罕）等，都是在一定层面对风骨的一种注解，是以风骨品人的一种表达。

　　思想的傲然风骨，与论文说人所指，本质上有相通之处。思想本身是“文”，“文以载道”，需卓然而立；思想通达至“人”，人自昂然，需筋骨挺直。傲然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邓世昌，始终为人怀念；不事权贵的李白、范仲淹，常被作为傲骨文人提起。思想的傲然风骨，在于思想的自信与自尊。思想的自信，来自内容的坚实依托、体系的完整缜密、结构的系统严谨、逻辑的起承顺畅；思想的自尊，源自观点的鲜明犀利、思维的通达开阔、论说的辩证理性、立场的坚守不移。“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孔子）《墨子》有言：“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君子处于事业发达时不堕落，处于事业低谷时不灰心丧气，如能达到此种境界，纵然身处寻常巷陌，侧身于走卒贩夫，也不会有愤世嫉俗之情，概因君子本心有着充分的自信。思想有了这份自信与自尊，即便“行踪落落，对影长愁”，亦能“傲骨嶙嶙，搔头自爱”（蒲松龄）。

　　细究探微，思想的傲然风骨何以得来？思想因何而傲然、而坚毅不屈，因何而风骨、而刚健进取呢？

　　一为求真求道。求真，即求取真切、实在、事相；求道，即求取道理、因由、实质。求真务必遵从现实、尊重客观、遵循情状，求道则意在真理性认识、本质性思考、规律性把握。求真是第一步，是获取经验、引起表象进而让“知性活动运作起来”的前提。“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康德）。我们须以真实的眼光看待真实的世界，从中得出合乎事相的真实认识，形成合于情状的真实见解，以达至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把握。“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荀悦《申鉴》）。求真是求道的基础，是思想赖以形成的正确进路和有效起点。有了对事物本真的把握，我们才能进一步去获得对事物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解，获得对事物深层次本质特征和蕴涵其中的规律性的系统思考。恩格斯强调：“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思想起于求真，但贵在求道；思想以求真为本分，以求道为使命。致力于求真求道的思想，自然是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必然是受到尊重、充分自信的。

　　二因为民为公。思想何为？简言之，为民为公。为民，即因乎民意、关乎群情、服务大众；为公，即恪守正义、循合文明、指归天下。世间所有“存在”，无论实有，还是虚在（关系、理念等），其意义都与人相联，都是在与主体发生作用的关系中得到说明。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以“属人的世界”的视野看，思想属人，思想惠人；思想致用于人，施利于人。思想视域中的“人”，不限于个体与团体，主要指向大众、人民、大多数人，着眼于并服务于人的社会和人类的整体发展。立场在兹，思想为民之际，亦是为公之时，为民之中含为公，为民同时即为公。思想为公，在于思想倡导公平、维护公正、树立公信，在于思想追求人类美好、致力世界良序、谋求全球和谐，更在于思想始终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坚定信念和价值理想。民与公相联，为民与为公相通。着意为民，必摒弃私利；执念为公，必去除偏狭。唯有这样的思想，才是真正有作为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也必然是豁达坦然、傲笑天下的。

　　三能舍欲舍命。求真求道、为民为公的思想，方能舍欲舍命。舍欲，即舍弃利益、丢却恩怨、去除私欲；舍命，即甘于奉献、无惧牺牲、宁愿殉命。舍欲舍命，是思想有所作为必然的付出与奉献，是思想超越自身应该达到的境界。思想者身处特定的时空和条件，难免受到各种牵绊和制约，但思想必须是自由张扬的，必须挣脱现实的牵绊和制约，让勇于冲破束缚的思维放飞翅膀，在登高望远处翱翔。“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深邃告诫，何尝不是对自己艰难坎坷探求真理之路的写照呢！积40年之久，研究资本的秘密和运行规律，马克思承受被驱逐流放、诽谤中伤的屈辱，承载病痛折磨、儿女夭折的悲伤，承担赊欠房租、无米下锅的困苦，终成皇皇巨著《资本论》，指导无产阶级摆脱苦难命运的伟大斗争，指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指明人类社会奔向美好的未来前程。这是何等的耗损与牺牲，是透底的去欲与舍命。思想如此之伟大与不朽，怎能不卓然而立、傲视于世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黑云压城，一种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笼罩于社会。鲁迅先生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一篇杂文，对悲观论调予以驳斥，鼓舞了民族自信心。“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这样一个作为“中国脊梁”的群体，让苦难中的中华民族没有倒下，引领数万万劳苦大众昂然前行。同样，在那个乱云飞渡的年代，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有了“思想的脊梁”。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脊梁”与“思想脊梁”，携手傲然。是“中国脊梁”，扛起了民族大义；是“思想脊梁”，挺起了民族精神。（商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