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统计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9个新职业信息。这些新职业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大多与互联网新技术以及相关的社区治理和服务联系密切，也大多与Z世代（1995—2009年出生）青年的职业发展方向相关联。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工作塑造人格”，这类新职业会使青年人的社会人格发生新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人格也会促进新的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的崛起。

　　新职业的转正将进一步扩展以Z世代青年为主体的新阶层，具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游离于传统的党政机关、国有单位、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之外的“体制外空间”迅猛发展，现代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大行其道，促进了“蚁族”（未稳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工蜂”（高校青年教师）、“洄游”（返乡青年）、社会组织从业者、新媒体从业者、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移民等诸多新兴社会群体的快速崛起。这些群体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形成一类“新的社会阶层”，简称新阶层。这个新阶层以“80后”“90后”和“00后”群体为主，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

　　此次新职业的转正，将进一步扩展以Z世代青年为主体的新阶层。所谓Z世代，是指在1995—2009年出生的人，统指受到互联网、即时通信、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的一代人。他们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电子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享受着空前丰裕的物质文明、愈加开放的精神世界以及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Z世代青年有五大鲜明特征。一是新阶层青年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同时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获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赋能。受教育水平集中分布在大学本科和大专/成人教育/电大，研究生及以上水平的青年越来越多。另外，网络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新阶层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习惯并善于用屏幕进行社交活动以及参与公共事务。

　　二是新阶层青年群体更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祖国的繁荣发展表现出更高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阶层青年群体在城市中出生和成长，形成与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消费品市场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新阶层青年群体的幸福感不断提升，其更加认同祖国、民族及文化，也更加关心、热爱祖国和民族。

　　三是群体构成日益复杂和游离，新阶层青年组织化水平相对较低。新职业是在单位体制外出现的新兴职业。在选择新职业的青年中，有的是从学校走进社会，有的是从农村走进城市，有的是从“单位”走进市场，有的是从家庭走进社区，还有的是从国营企业走进非国有经济组织。由于职业类型、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新阶层青年群体构成日益复杂，组织化水平相对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职业的高流动性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并没有为新阶层青年群体带来较高的阶层流动。恰恰相反，“90后”和“00后”青年群体的阶层流动性都有所下降。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他们极易成为既脱嵌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也脱嵌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群体，从而为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四是新阶层青年深受消费社会的影响，注重符号消费和精神享受，生活方式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新阶层青年群体有着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活与消费观念，更加注重内容享受和精神享受，更加强调追寻自身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内在意义。特别是在餐饮、服饰、休闲娱乐、人情关系等方面，他们的支出比重往往较大。

　　五是新阶层青年彰显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新阶层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取向呈现出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特征：向往开放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与行动，喜爱变化；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凸显，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博爱友善，平等接受他人，关心他人福祉；关注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认同奉献社会的重要价值；自驱力较强，渴望成就事业以实现人生价值。

　　新阶层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水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上分化较大，表现出“强经济和文化参与、弱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基本特征

　　基于以上特征，新阶层青年群体有着不同于上一世代的利益诉求，其核心是追求一种平等的公民身份及其享有的权利（其中，参与权利是核心内容）。

　　从公民身份的理论视角来看，新阶层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指向自身发展的个体利益诉求，另一类是指向社会发展的群体利益诉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年发展的政策保障、社会支持、就业环境等都得到显著改善。现阶段，新阶层青年群体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文化、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仍然十分突出。经过调查，新阶层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于社会环境、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

　　随着我国相关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的逐步完善，新阶层青年群体的经济诉求、社会诉求、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都具备了较为体系化和制度化的整合与表达渠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制度化维权成本较高，不少找不到“娘家人”的新阶层青年群体还是会以非制度化的形式进行维权，从而导致一系列集体诉讼、集体维权甚至群体性事件出现。

　　面对非制度化的诉求表达，亟需理顺新阶层青年的社会参与机制，以保证其利益诉求可以常规化和制度化。新阶层青年的社会参与在广义上囊括了他们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所参与的各类公共生活，包括他们基于公民身份认同、为实现自身或群体诉求、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所践行的多种形式的社会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以及政治参与。

　　在经济参与方面，新职业青年的工作稳定性差异较大，城市灵活就业者工作稳定性最差。据调查，自由职业者两年内换一次工作的比例超过四成；新媒体从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者两年内换一次工作的比例均接近两成。随着经济下行和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新阶层青年群体选择拥有多重职业身份。在工作时间方面，加班成为新职业受访者的工作常态。据调查，每周全职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的受访者占36.99%。加班最为严重的是城市灵活就业者，加班的比例超过七成。在工资收入方面，不同职业类型受访者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

　　在文化参与方面，新阶层青年群体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除接受主流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动漫文化、二次元空间、网游竞技、网络直播、汉服文化等也构成他们文化参与的重要渠道。对青年人来说，文化学习具有较为明显的内在驱动力。

　　在社会参与方面，新阶层青年群体对社区的参与程度弱化。调查数据显示，有22.15%的受访者表示从来不和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互相串门、聚餐娱乐、外出游玩）。在有过与邻里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受访者中，其活动的频率也不高，集中于“一周一至两次”（19.78%）和“一个月几次”（16.34%）。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流逝，是现代城市社区生活中居民原子化现象加剧的真实写照。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四成以上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在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的受访者中，其参加的频率较低，“经常参加”的仅占9.68%。

　　青年人的社会参与还体现在社团参与方面：一是组织化地参与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二是参与一些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这些都是新阶层青年群体实现社会事务参与的重要渠道。就新阶层青年群体参加的公益慈善活动来说，除了社区层面的志愿服务活动外，常见的还有在广泛社会层面参与的志愿服务、慈善捐赠、农村支教、扶贫救灾、环境保护、妇儿服务、医疗救助等。高校内广泛存在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农村支教服务队等各类学生志愿组织和议题性社团以及积极推动和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共青团组织，较为充裕的课余时间和高校学生对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极大热情，为其参与各类公益慈善活动创造了重要条件。因此，在校学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情况普遍较好，但是在他们迈入社会之后，职业压力、家庭生活和社会环境等复杂因素导致他们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情况有所减弱。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两成以上的受访者在毕业后没有参加过任何公益慈善活动。

　　青年对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参与，主要是指参加居委会、党群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共青团、妇联、工会、义工联合会、业主委员会、休闲/娱乐/体育俱乐部、兴趣社团、群众社团组织、校友会、战友会、行业协会、公益性的培训机构、学习机构、艺术圈等组织，这也是新阶层青年群体较为常见的组织化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形式。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受访者参加过的最常见的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为“公益组织/公益性志愿团体”和“公益性培训机构/学习机构”，比例在70%左右；其次为“兴趣社团/群众社团组织”和“休闲/娱乐/体育俱乐部”，比例接近65%。

　　在政治参与方面，新阶层青年的参与较为薄弱。虽然新阶层青年对国家发展自豪且认同，但是他们很少看政治新闻，而主要依靠网络获得政治信息（线上平台的使用频率高于线下平台，自媒体的使用频率高于主流媒体）。在政治话题讨论方面，很多青年人只是“偶尔”与家人及朋友讨论政治议题。在政治活动参与方面，受访者对各类常见的基层政治活动的参与水平总体较低。参与最多的基层政治活动为“参加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组织的座谈会、协商会”。

　　综上所述，新阶层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水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上分化较大，表现出“强经济和文化参与、弱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主观的社会参与心态和客观的社会参与效度是影响新阶层青年群体社会参与的主要因素。在社会参与心态方面，受访者参与社区活动的利己动机较为明显。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社会参与心态首要表现为“可以提高社会影响力”和“能够有助于工作发展”，而在“我愿意参加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参加社区活动拉近了社区内居民的关系”方面表现最弱。

　　如何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更好调动新阶层青年积极性，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理解新阶层青年群体的社会—政治参与特征以及利益诉求，探索如何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更好调动新阶层青年的积极性，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为此，需要开辟更加多元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渠道，切实保障新阶层青年群体的切身利益，吸引其“再嵌入”主流社会生活，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和秩序再建。

　　一要完善新阶层青年群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新职业发展储备专业人才。构建和完善新阶层青年群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引导和规范其诉求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活力源泉，有助于吸纳新的青年才俊和骨干力量，引领青年有效进行政治参与，为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建言献策。具体举措包括：围绕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需要，深化各类建功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激励青年在各行各业积极创新，形成发展新动力；发挥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群团组织的优势，主动联系新阶层青年群体，以成员、顾问、代表和志愿者等多种形式吸纳优秀分子；开展新职业培训，为新职业发展储备专业人才。

　　二要增进不同新阶层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升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增进不同新阶层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认同是引导和规范其诉求表达和社会参与的题中之义。具体举措包括：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青年群体进行对话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认同和包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青年企业家、青年社会组织骨干、青年新媒体从业人员、高校青年教师、归国留学青年等群体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参与；拓宽和畅通新阶层青年群体参与国际交往的渠道，为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三要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强化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枢纽作用和诉求整合功能。健全党领导下的以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社会组织体系，是引导和规范新阶层青年群体诉求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改进政府部门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充分发挥共青团和青联的组织作用，通过加大资金支持、提供阵地场所、培训骨干人员等方式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支持各类青年社会组织立足自身优势，以合适方式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二是优化青年社会组织培育机制，重点推动以初创型青年社会组织为主要对象的孵化基地向青年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转变，促进团属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改革，鼓励民间自主发起的网络型社会组织以及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三是共青团可以发挥网络优势，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加强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大对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引导社会组织下沉基层。

　　四要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畅通新阶层青年群体诉求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求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成为鼓励新阶层青年群体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物的核心工作方向。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强化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的宣传与解读，提升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在新阶层青年群体中的普及性和可及性，大力拓展宣传渠道、创新宣传方式；二是推动共青团、青联等群团组织发挥先锋带领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代表和引导新阶层青年群体积极参与有关方面的民主协商工作，吸纳和培养优秀青年竞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政治参与水平；三是鼓励新阶层青年群体积极参与居民自治和三社联动下的社区共治，推动完善民主恳谈、民主议事制度，在实践中提高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程度。

　　（作者朱健刚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