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20世纪中国学术
    五四运动后，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的思潮，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潮流之一。这种思潮始于清代辨伪之风，经胡适“东周以上无史”论的鼓吹而发展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王国维作为利用甲骨卜辞研究中国古史的“第一人”，对疑古思潮进行了有力反击。当然，这并非正面的论战，而是不断寻求甲骨文等资料论证古史，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并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20世纪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王国维提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的说法，即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对古书、古史的怀疑而言的。甲骨文成为王国维等学者诠释文献、“接续”古史的重要材料。
　　近百年来，关于“疑古”的争论一直是史学界富有争议的话题。学者的研究虽然已经不再受制于疑古思想，但讨论的基点，往往是从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具体结论入手，做“古史重建”的工作，这正说明了疑古思潮影响的深远。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的就是古书的年代和可信度，尤其是《山海经》等典籍在近代学术中的命运问题。近代以来，学界对《山海经》《天问》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多将之视为“怪力乱神”而束之高阁。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以甲骨文与《天问》《山海经》等材料结合，印证了《史记》语焉不详的殷先公王季、王恒、王亥、上甲微。在论证中他激动地说：“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这一论证，可谓凿破混沌，在当时即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学者开始对《天问》《山海经》的史料价值重新认识。如傅斯年评价说，《天问》《山海经》所记的材料“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国维）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资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这些材料“登时变活了”。
　　虽然如此，当时的学者对《天问》《山海经》的价值仍有不同意见，认为它们所记与甲骨文能够合观或出偶然，不能说明其他部分亦有可信的史料价值。有感于此，胡厚宣先生又从甲骨文四方风的有关材料出发，证明《山海经》《尚书·尧典》相关内容的可信性，甲骨文再次成为印证《山海经》等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要证据，进一步扭转了20世纪学术的走向。这里可以傅斯年的思想转变为例，傅氏早年疑古，而后转向重建古史，影响他的，除了殷墟的考古发现外，王国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起到了“微妙的影响”。
　　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全面建构
　　目前所见系统而全面的商代史料主要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但《殷本纪》全文只有2868字，所记内容大都聚焦在商汤与纣王身上，涉及其他殷商史事的多寡可想而知。司马迁所依凭的资料“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即《尚书·商书》和《诗经·商颂》，这些资料加起来也没有多少文字，文献不足成为制约商代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原因。甲骨文和殷墟考古资料的不断公布逐渐弥补了这些缺憾，保守统计，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早已超过15万片，内容涉及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近百年来，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尤其以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胡厚宣《甲骨文商史论丛》利用甲骨文资料探讨商代历史文化最为全面，但相较于庞大的甲骨数量而言学术研究还是滞后的。世纪之交，宋镇豪主持了“商代史”重大课题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出版了11卷本700多万字的《商代史》，成为利用甲骨文等资料重建商代史的集大成作品，也是目前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的最全面的论著。
　　商王室采用五种祭奠方式轮流而又周而复始地祭祀成系列的先公、先王、先妣，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周祭制度。《殷本纪》所载的30多位商先公先王中，至少有27位见于甲骨的“周祭”系统，通过比较可知只有部分内容属于司马迁误记，可见甲骨文全面印证了《殷本纪》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记载准确性。从商朝灭亡到司马迁时代已有近千年时间，殷人世系能够完备保存，得益于周代完备的史官系统，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汤以前的先公多处于夏代纪年之内，甲骨文资料与《山海经》《天问》《史记》记载的互证，可以佐证《夏本纪》有关世系的可信性，对此王国维已有前见：“《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建构，为研究夏代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文与商周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甲骨文主要指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周人的甲骨，如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周原发现的甲骨，有字的卜甲达300片；本世纪初发掘的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1万余片，可辨识文字近2600个，其内容尚未完全公布。可以说，周人的甲骨资料数量也足够庞大，这对研究周人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周原甲骨可分为商亡前后两个部分，其文字字体也有区别，武王克商前主要是周文王时期卜甲，其字微小秀丽，工整有力，和殷商甲骨相比而言，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差距甚微。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周原甲骨，说明了商朝末年商人和周人应用着基本相同的文字，而商周两代的文字完全是一脉相承，其间不能划出明显的分界……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商周文化的连续性。”
　　周文王有关甲骨主要涉及商周关系，尤其是“H11：1”“H11：82”“H11：84”“H11：112”四片，记录的是周人作为殷商方国联盟中的一员，在没有足够实力与商王朝抗争时，只能在周地建立商人宗庙，通过杀伐活人作为祭品等方式来祭祀商人先祖，被迫与商纣盟誓，通过盟誓之言向商人作出永不叛商的保证。我们知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并不受此类“原则”所限，不仅自己祭祀异族神灵，还要求周人祭祀自己的先祖，这是扩大神灵影响以迫使周人谨守商人的统治。这无疑是一种宗教垄断和控制，也说明当时商周民族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
　　周人刻写甲骨的传统从何而来？商周甲骨文字的一脉相承所体现的文化连续性对中华文化基因传承有何意义？殷墟甲骨中有多少反映夏代及以前时代的资料？这些是除了甲骨文字考释、分期断代等之外仍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甲骨文为中国历史的书写提供了新资料，也为文化、文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带来了新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将之提升到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高度，学界也正在掀起甲骨文研究热潮。对甲骨文等资料的深入研究，也一定能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纷争，为重建古史、传承中华文化作出积极贡献。（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