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怎么理解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提起长江，不禁会联想到其横绝南北且贯通东西、奔涌磅礴又灵动清秀、博纳众流而内涵丰厚，实在是因包罗万象，故有容乃大。
　　《释名》有言：“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作为亚洲第一大河，长江滋养了无数中华儿女，所经之处，自然地理缤纷多彩，文化意蕴各具特色。若想系统理解民族符号和文明象征意义上的长江，或须从空间的跨度、时间的维度与内涵的深度予以考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万里，终汇入滔滔东海。自西至东，长江依地段之别可分为上、中、下三游，亦孕育了巴蜀、荆楚、吴越三种文化类型。
　　巴蜀文化发祥甚早，近年来深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即是明证。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古巴蜀向来颇为神秘。传说中的蚕丛、鱼凫与化为杜鹃的望帝，为后世积攒下累累不绝的记忆。战国时李冰父子“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造就“天府之国”的同时，都江堰也在水利科技史上留下久久相传的议题。降至三国，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此地文化蒸蒸日上。更堪特书一笔的，乃巴蜀文学。唐代诗人魏颢曾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杨雄，纵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再加上北宋眉山苏氏三父子，巴蜀文学名家璨若星河，独具特色。
　　顺江而下，便是广袤荆楚。《史记》有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荆楚水泽众多，暮霭沉沉，造就了其浪漫瑰玮之文学风格，屈原之《离骚》《天问》即个中佳构。与此同时，荆楚之人崇尚自然，行文汪洋恣肆。汉代之后，伴随区域间文化交融的密切，荆楚文化愈发多彩。西汉刘安聚合群智，撰写了经典《淮南子》，马王堆、海昏侯两座汉墓展现了彼时高度的科技文艺水准。其后千余年间，陶渊明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将庐山升为净土宗之重镇，孟浩然乃山水田园诗之代表，欧阳修、晏殊、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杨万里、姜夔更是塑造了两宋江西文化之盛况。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成为历代才俊登临吟咏之处，荆楚人杰地灵、实不为过。
　　大江大河，终归大海，综汇之地，即为吴越。“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本已接壤的两个诸侯国，便在漫长的相争相斗中共同奠定了吴越文化的最初底色。三国两晋南北朝之际，吴越文化迎来第一次高潮。四百多载的浮沉积淀，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篇，刘义庆编纂了《世说新语》，王羲之留下了《兰亭集序》。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之南移，遂引发了文化重心之南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流播所及，吴越贤哲从中喷薄而出。张旭、范仲淹、刘基、唐寅、徐渭、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章炳麟、蔡元培、鲁迅……代有才人，数不胜数。
　　长江“汇聚千流，接纳百川”，沿岸儿女“共饮长江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文化系统。同时它又与黄河文化一道构筑了南北二元耦合的交融态势。二者看似南北相隔，实则分中有合，因势而变，因时而异，共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与强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江文化的宏阔气象，离不开数千年的厚重积淀。大致而言，长江文化的断代，可划作孕育奠定期、勃兴繁盛期与转型重塑期。
　　自远古人猿揖别起，长江文化渐露曙光。数千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明应运而生。接续而起，苗蛮集团与北方华夏、东夷三足并峙，于交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与两大中华文明起源带的融合。两周之际的因缘变动，终致在长江文化母胎中分娩出巴蜀、荆楚和吴越三大文化圈。至秦汉时，“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南北区域的一体化使得长江文化于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奠定了其规模和内核。
　　经过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宋室南迁三次或长或短的历史大变迁，政局的急遽动荡迫使广大北方人民过江而来，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也造就了中原文明的“衣冠南渡”。倘若两晋之际的“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仅是序曲而已，那中唐之后的文化资源则持续集聚于南方，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后来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更是大势所趋。
　　步入近代，陷于衰世境地的传统文化少有活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长江文化承担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艰难重任。自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曾国藩、李鸿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兴洋务，中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秉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而发起戊戌维新，再由孙中山、章炳麟、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长江文化在百年急遽转型中脱胎换骨，构筑起新的体系。当今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而行，其前景广阔明朗。
　　“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化就在这永不停歇的时光流动中日积月累、推陈出新，迭代递嬗、蔚为大观。
　　综上可知，长江文化是指以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高度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即此流域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江文化凝聚成了具有普遍性、持久性的精神内涵——创新、进取和开放。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远古到当今，长江文化由萌发、拓展到成熟、重生，无时无刻都葆有着旺盛的创新活力，这一特质历久弥新。
　　“长江万里东注，晓吹卷惊涛。”创新活力的保持，源自于内生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古时巴蜀北抗陇秦、荆楚问鼎中原、勾践卧薪尝胆，抑或近代以来江南的洋务探索、武昌的辛亥首义、沪浙的建党伟业，都说明长江文化始终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浪尖。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创新不息，进取不竭，有赖于开放的禀赋兼收并蓄、吐故纳新。昔荆楚“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其后与北方文化日益交融，唐宋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皆出于大江之南”，明清时“今之东南乃过于昔之中原，又岂可一概论哉！”近代以降长江文化融古今中西于一炉，海派文化、湖湘文化异军突起，丰富了其类型与内涵。
　　文化之强弱关乎民族之荣辱、国运之兴衰。坚决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从而擦亮民族的“符号”，凸显文明的“象征”，长江文化才能以其独特而磅礴的力量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