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公共服务不仅是人民美好生活重要内容，更是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重要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合理增加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要合理增加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具有人力资本效应、消费乘数效应和消费挤入效应，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机制。首先，公共服务支出的人力资本效应在于政府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会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消费来源于收入，能力决定收入。人力资本是能力的关键因子。因而人力资本效应是公共服务内需效应的基石。其次，公共服务支出的消费乘数效应在于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引致国民收入增长。据经济学的乘数—加速数原理，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引致国民收入倍增，进而居民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的扩张又会加速国民收入增加，这又会再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最后，公共服务支出的消费挤入效应在于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的负担较重，未来支出压力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被迫“挤出”了居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以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形式的公共消费增加，一方面能够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减轻居民支出压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居民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推动内需扩大。由此，公共服务支出的内需效应成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关键机制。

　　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重点方向。公共消费来源于财政收入，疫情冲击下，财政收入增长受限，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压力递增。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不仅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中的公共服务领域支出比重，更要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效率提高意味着支出更少或质量更高，达到“四两拨千斤”效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这为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指明了方向。通过激励主体、供求匹配改革和结构优化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激励主体提高支出效率。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励地方政府这一责任主体。一是支出效率法治化。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是激励地方政府责任主体的重要机制。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法治化成为激励地方政府责任主体提高支出效率的重要内容。因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支出捉襟见肘。提高效率的基础需要用法律来调整公共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目前还缺乏一部完整权威的公共服务供给法，公共服务支出的有法可依还未实现，迫切需要通过法律规范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为提高效率奠定基础。二是支出效率政绩考核。政绩考核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激励地方政府更有效的提供公共服务就需要将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传统政绩考核更多的是考核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指标，而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民生指标相对较弱；公共服务支出动力相对不足。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共服务支出的内需效应迫切需要激励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和弥补民生公共服务短板。这要求政绩考核指标设置上更多体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供求匹配提高支出效率。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提升居民的获得感是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升应有之义。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是居民所需的，支出效率显然不高。这要求从供需两侧改革推动。一是需求侧管理推动需求。精准识别需求是需求侧管理的基础。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需求表达过程，有效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网络化平台建设，能更加精准呈现居民的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需求信息，为供求匹配提供坚实的基础。在需求精准识别基础上，要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还需对需求进行分类。哪些需求是基本的，哪些是非基本的；哪些是生成型层次的，哪些是发展型层次的，推动需求的分类管理化。分类管理为精准对接供给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基础。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匹配需求。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单一供给模式难以有效匹配居民的多样化、多层性的公共服务需求，支出效率低。不同供给主体具有不同的优势，发挥不同供给主体作用，是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又一关键。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既有生存需求更有高质量阶段发展需求，因而根据需求侧分类管理的结果匹配不同供给主体，引导市场、社会组织与政府匹配形成不同供给模式更好回应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才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结构优化提高支出效率。传统的公共服务支出存在两大偏向：一是偏经济建设轻社会民生，二是偏城市轻农村。因经济建设型——“铁公基”等基础设施支出拉动经济增长明显，成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首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需求日益增长，公共服务支出短板凸显。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可通过公共服务支出的结构优化，即从经济建设型向社会民生型转向，更好弥补社会民生型需求短板。长期的经济建设型支出偏向存在边际效应递减，通过结构优化，有效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社会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才能更好发挥扩大内需效应，从而整体上提高了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由此，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就是要合理增加社会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即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社会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实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升。传统的公共服务支出不仅存在重经济轻民生，也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推动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要破解城乡结构失衡短板。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内需效应，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又一重要路径。

　　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升不仅是成本收益考虑，更重要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居民的获得感。要通过激励主体、供求匹配和结构优化三个层面不断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而有力推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