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倾其毕生精力于军事问题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这一科学瑰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军事领域展开的具体成果。它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探索军事科学方面的革新精神，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实现了人类军事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着眼物质利益冲突认识战争经济根源。恩格斯认为，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并常常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穿透经贸纷争、王朝政治、民族分歧、宗教冲突等众多表象，他深刻指出，战争都根源于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正加速实现全球性扩张。伴随着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剧烈经济变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鸦片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相继爆发。恩格斯通过对具体战争的唯物主义分析后指出，尽管这一系列战争的背景与起因十分复杂，但战争根本因之于十分明确的物质的经济利益，从而刺穿战争表象直击战争的经济本质。

　　恩格斯特别注意到，资本具有自我扩张的特质本性，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的不懈追求。进入19世纪中叶，继英国之后其他西方强国的经济觉醒和加速发展，围绕拓展和争夺全球经济利益的斗争日趋激烈，成为大国之间战争频发的主要动因。恩格斯密切关注这一战争经济现象，进而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深刻规律。他不止一次断言，英俄两国在近东地区的经济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英国将会由于在近东地区的商业利益而卷入俄法土之间的纷争，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领土扩张计划的死敌，后来发生于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

　　恩格斯还强烈反对那些唯利是图、不计后果的战争行为，严厉批判那些试图披上合法外衣，但却包藏着令人不齿的经济目的的殖民战争。他深刻指出这些战争不仅对当地自然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而且严重消耗着殖民者的国民财富，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如恩格斯在分析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时就指出，这场看似取得辉煌军事胜利的侵略战争，实则大大损害了英国自身经济利益，加速了1857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

　　深谙地缘战略传统解析大国安全战略。恩格斯尤为注重从地缘战略传统展开对大国军事战略的分析，直击欧洲政治军事发展的实质与要害。他认为，要想全面深刻认识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首先离不开对该国地理环境的认真考量和整体把握。因为地理环境不仅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一场战争赖以发生和进行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国家确定本国安全战略和战争指导方略的客观依据。他以独到的眼光对欧洲地理版图加以解读，一语中的地指明欧洲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及其所应采取的战争指导方针及战略战术原则。

　　恩格斯曾透彻分析法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致力于构建首都巴黎东北边境方向可靠的地缘安全屏障，是由法国天然的地理环境特点所决定的。他还由此推断，法国安全的真正危险在于它同比利时边界的虚弱不堪。他更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提出了一项未来打赢法国保卫战的计划，即法国应当集中野战兵力在巴黎东北一线、面向比利时边界实行进攻性的防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在马恩河会战中实施的战略反攻，根本改观了德法两军的攻防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采用“曼施坦因计划”占领比利时，绕过法国重兵设防的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都一再证明恩格斯所作出的跨世纪的准确预测。

　　恩格斯还通过详尽考察欧洲主要大国的扩张史，在历史纵向的全面深入比较中，祛除影响大国地缘战略发展的各种非主要、偶然性因素，使得现代大国地缘战略的延续性和独特性得以清晰展现。在他看来，一国地缘战略必然深植于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传统，只有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一国的地缘战略，才能准确把握其战略走向、研判其战略意图。

　　紧盯科学技术重大进展洞悉战争形态演变。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既是马克思对科学的论断，也是恩格斯对科学的基本看法。恩格斯始终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军事领域诸事物的运动具有全面性的影响。恩格斯十分重视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考察战略战术的变化，以此洞察战争形态演变的奥秘。

　　然而，恩格斯绝非局限于“技术决定战术”这一简单公式，而是以更宽泛的研究视域看待技术对军事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恩格斯的这一表述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进步直接推动武器装备的改进，二是影响军队的运动以及指挥和保障方式，三是引起军队中各种关系的改变，四是带来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简而论之，技术的发展最终引起战争全面的改变。

　　恩格斯还认为，科学技术对作战方式的影响是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深刻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他常以拿破仑作战方法为例说明这一问题，指出拿破仑作战方法这一欧洲近代史上军事艺术成就的顶峰，根本归功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立足社会整体变革考察军队建设发展。恩格斯一生高度关注军队建设问题，他将军队视为同国家与国防、战争与革命紧密相连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把军队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和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和把握，认为军队建设发展是以社会发展为背景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在《军队》一文中强调指出，古罗马军队及其军团制度的衰落，中世纪的骑士队及其马上格斗战术的消亡，分别是奴隶制社会组织形态和封建制社会组织形态瓦解的结果。而从数量有限的雇佣军队到按普遍义务兵役制征召入伍的群众性军队的重大演变，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起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也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英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远洋海军，实现了全球称霸。恩格斯便以最有组织的暴力——陆军和海军为例，阐明军事进步根本取决于由新的经济技术基础和社会政治条件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变革。

　　在恩格斯看来，要想实现军队改革的成功，必须深刻洞察社会变革的最新特点，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为军队改革所提供的机遇，并充分发扬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恩格斯曾在《欧洲军队》中详细探究欧洲各国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制度和官兵战斗素质。他发现，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各国，军队组织情况基本上彼此都是公开的，因而各国军队在建设上的一些做法也大体上趋向一致。但与此同时，由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地理生活环境、历史渊源、文化素养、军事发展传统，因而每个国家的军队在其建设和发展上又必然呈现出各自特点。而那些在军队建设中注重契合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借鉴他人特长却又不忘发扬自身优势的军队，常常能够有所作为、制胜强敌。（赵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