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方言，在不少典籍里都有记载。《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说文解字·叙》：“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并吞六国，统一天下，需要规范文字，提出“书同文”的政策，否则公文难以理解，政令无法推行。“书同文”消灭了文字异形现象，却统一不了语音，也就是说汉语方言分歧仍然存在。社会的发展，国家或民族的统一，必然需要产生一种超越方言之外的共同语。那么，我国古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如何形成的？古代共同语的普及程度如何？古人要走上仕途，是否须掌握共同语？

　　古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雅言。最早的共同语称作“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孔子在日常生活中用鲁地方言交流，在诵读《诗》《书》和执礼时，使用雅言。语言学家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注：“‘雅言’指当时中国所通行的语言。”

　　雅言的产生，是由于各地区、各诸侯国交际需要自发形成的。关于雅言的形成时间和基础方言，文化学者朱正义认为大约形成于西周时期，是以王畿所在的关、洛一带的方言为基础，以镐京音为天下“正音”。①语言学家李新魁认为西周至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方言是中原地区河南一带的方言，也就是说，周代仍然继承了商人以殷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原共同语。②无论哪一种说法，雅言都是共同语最早的形式，其产生是现实生活客观交际的需要。在方言各异时代，由于雅言的通行，各诸侯聘使往来，宣达辞令，周游列国，纵横捭阖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从西周开始，在正式交际场合就要使用当时通行的共同语。

　　通语。西汉扬雄作《方言》，在体例上仿《尔雅》，《方言》中有“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等名称，“通语”等指的是通行地域较广的共同语。东晋郭璞对《方言》作注时也常常使用“通语”名称，如有“今通语”“北方通语”“四方通语”等。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蛆，知列反，南北通语也。”这里“南北通语”指当时的共同语。“通语”名称从汉代一直沿用到元代，是对雅言的继承和发展。

　　根据李新魁的调查，由汉代发展到唐代，洛阳一带的方言一直作为共同语的基础。宋代以后汉语共同语仍旧是以中原语音为标准，中原雅音一直处于“天下正音”的地位。③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历代都城均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城方言成为权威方言是不言而喻的，元代大都话对共同语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到了明清时期，北京话成为权威方言。

　　官话。《朝鲜实录·成宗实录》十四年（1483），明廷的使者与朝鲜官员在对话中提及了“官话”。故有学者认为“官话”一词最早出现的确凿时间是1483年。但官话的形成，是在第八、九世纪，也就是在中唐时期。④“官话”本来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由于方言分歧严重，官吏到外省或京城做官，不能说自己的家乡话，只能说当时官场上通行的话。那么，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哪里的方言呢？语言学家王理嘉指出：“所谓官话，大体上就是在书面语的基础上使家乡话尽量向以京音为中心的北方话靠拢。”⑤即官话没有明确统一的语音标准，和都城方言语音接近的都看成官话，今天的官话都属于北方方言。

　　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于是“官话”名称被“国语”所取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用“普通话”代替“国语”，同时对普通话作了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样，汉语通用语的规范标准得以确立下来。

　　共同语在民间的推行和普及

　　古代各地平民百姓的流动性不大，他们没有说共同语的客观需要。语言学家周有光指出，从孔子时代到清朝末年，使用共同语的主要有政府官吏、士大夫阶层，以及在异地之间进行贸易的行商，广大人民跟共同语没有关系，他们安土重迁，大都是文盲，没有在大范围内彼此进行语言交际的条件。⑥

　　古代汉民族共同语没有普及的原因，一是平民百姓流动性小，没有使用共同语的客观需求，因此各地方言分歧一直严重。尽管秦朝为了适应中央封建专制的需要，采取了“书同文”的措施，统一了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语走向统一，但由于没有解决语音相同的问题，不同地域之间，方言仍存在很大差异。如西汉扬雄从实际语言出发，记录了丰富的方言材料，编成了一部《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尽管古代有多次“正字”“正音”运动，但“正字”“正音”也主要在士人中推行。如编纂《洪武正韵》的目的，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音，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总之，共同语的使用一直限于读书人。

　　二是在清朝雍正之前，朝廷没有大力倡导和推广，没有专门的地方学。清代雍正年间，朝廷意识到不懂官话会影响到政令的推行，于是雍正才下诏，在不懂官话的地区推行官话。《清末文字改革文集》记载：“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闻问，不相交接？”清政府的《学堂章程》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内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些规定大大推动了共同语在民间的推行和普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流的频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共同语的重要性。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古人入仕是否必须掌握共同语

　　历朝历代在官吏的选拔标准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到清朝雍正之前，朝廷没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官吏必须掌握共同语。那么，古代官吏入仕是否必须掌握当时的共同语呢？我们从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入仕后的客观需要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是学校教育，是士人学习共同语的主要途径。从夏朝起有了学校，国家通过学校教育方式培养入仕人才。《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教育学家栗洪武指出上古时期学校教育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学校既是储才之所，又是育人之地。⑦无论是卿大夫以上世袭官员还是从士中选拔的官吏，都需要通过学校进行培养，即官学教育。除了官学教育，孔子、老子、墨子等人都创办了私学教育。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教育，学校都是培养治国人才的重要场所。

　　学校教育很注意语言的规范训练，先秦还有专门负责整理语言文字工作的官员，然后由他们自上而下逐步推行规范语言。由于学生来自不同地域，学校采用当时的共同语进行授课，如孔子讲课就用雅言。方言和共同语各有一定的使用范围，“雅言者，正言也。谓造次谈论，或用方言，至于讽诵《诗》《书》，胪传典礼，则其言必一出于雅正……田夫野老，或用方言，而士大夫则无有不知雅言者。”⑧可见，古代士人经过学校教育，基本掌握了当时的共同语。

　　二是科举考试，要求士人必须学会共同语。战国以前，官吏多为世袭贵族，国家政权被严格限定在贵族范围之内，官职高下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从战国起，官吏开始采用荐举制，汉代被举荐的吏民经过皇帝“策问”后按等第高下授予官职，这就要求被举荐之人必须熟练掌握当时的共同语。

　　隋以后以科举取士为主，科举取士以后，要想入朝为官就要参加科举考试。唐代的科举考试，必须遵守礼部规定的音韵标准，宋代的《广韵》《集韵》、明代的《洪武正韵》等韵书，为官方修订，是当时规范的读书音，考官要根据韵书来出题做诗，如明代科举考试的用字读音均以《洪武正韵》为准。韵书是士人们确定读音标准的依据，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就需要认真学习韵书，这大大促进了士人对共同语的学习。科举考试中有笔试和口试。“口试时，考生要求以文读即官方规范的读书音来与考官交流。通过考试的合格者，被委任官职后，都要求口说规范话，手写规范字，为社会的语言规范化起表率作用。”⑨到了殿试，由皇帝亲自筛选，士人能用标准的口语进行交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可见，通常考取功名的学子在入仕前都差不多掌握了当时的共同语。

　　三是入仕后，政令的发布等都要用共同语，共同语是他们必须精通的语言。《礼记·哀公问》记载：“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汉代经学家郑玄注曰：“直犹正也。”“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即发布政令须使用大家都能听懂的“正言”，“正言其音”就是说用规范的共同语去诵读先王典法。古人入仕不得不接受这种正言的训练，共同语是他们必须精通的语言。清代考据学家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指出：“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

　　从“官话”名称看，古代官吏要到京城或外地任职，都不能说自己的家乡话，必须说官场通行的官话。凡是进京做官的官员必定要挑选官话讲得好的，否则没发展机会。宋《青箱杂记》记载了刘昌言是泉州人，因不会共同语而影响到了升迁。乾隆十四年，福建按察使陶士向乾隆皇帝请求在郡县生员、童生的岁试中将“通晓官话者拔为前茅”。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下诏，在不懂官话的地区推行官话，并规定八年内还学不会官话的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并责令闽广两省设立正音书院，专门教授官话。其起因在典籍里有记载，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首《圣谟》的谕书记载：“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⑩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也有记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可见，在古代要想入仕为官，不会共同语是不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共同语的学习和推广。

　　（作者王春玲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20ZDSC09）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SWU19090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