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1850-1908）不仅是晚清著名经学家，还是成就突出的骈文家。他原本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以匡时济世，无奈屡战屡败，最后止步于举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他发奋著书，以期于不朽。《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经学历史》及《师伏堂骈文》等成就了他在经学和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浸淫辞章，尤擅骈文

　　皮锡瑞中年以前酷爱辞章，对此也颇为自信，曰：“少壮真难再，文章敢自欺”（《四十初度述怀四十韵》）、“绮岁娴词赋，清时拙走趋”（《章江泛船四十韵》）。他重视诗赋、骈、散文且强调入门须正，主张诗、赋师法唐人，骈、散文上溯八代。诗歌宗唐、骈文溯源八代不足为奇，但主张赋法学唐代、散文取法八代，可见其对丽辞的偏爱。中年以后，他转入训诂之学，但并没有放弃辞章，仍有诗歌、骈文创作。

　　1895年，皮锡瑞自己刊刻《师伏堂骈文》二卷；1904年重刊，增为四卷，收文达64篇，其中最多的是序，达17篇。这些序基本上是围绕自己的经学著作而写，可见其用骈文表达经学思想的自觉。其他论说、杂记、碑志等，或论史，或写景，或抒情，句式整齐且多用隔对，但不追求对偶精工和隶事深僻，故文气畅达，风格自然。张舜徽先生高度肯定其骈文成就：“抑锡瑞穷经之外，兼擅词章，而骈文尤有名。……悉以华词发其朴学，略与孔广森同揆。”（《清人文集别录》）张祖同也认为其骈文“在石笥（胡天游）之上”（《师伏堂日记》）。孔广森和胡天游都是清代一流骈文家，由此可见他们对皮锡瑞骈文的推崇。1902年，王先谦编《骈文类纂》刊刻，叶德辉曾建议不录存世者之文，但王认为缪荃孙、皮锡瑞的骈文实在难以割舍，遂录皮锡瑞序跋、杂记等11篇，连珠87首，在入选的清代骈文家中，数量仅次于洪亮吉。虽然两人为同乡，但在戊戌维新时期观点不同，关系曾经恶化。皮氏骈文入选如此之多，主要当是文章成就而不是友人扶持。

　　骈文论学，推崇今文

　　皮锡瑞精研群经，推崇今文经学，尤重《今文尚书》，但并不排斥古文经学，主张古今融通。夏敬观认为其“畅微抉隐，扶翼西汉今文之学，殆超越乾嘉诸儒，而为清代经师殿后之一人也”（《皮鹿门年谱序》）。如此评价其师经学成就，大体不谬。他善用骈文来论学说理，1895年在南昌经训书院讲学时所作《尚书大传疏证自序》即为代表。

　　《尚书大传》旧题伏胜撰，但一直不被重视，皮锡瑞对该书加以疏证并自序。全文虽多用隔对，但六四、四六隔对和单对交错使用；又善用虚词舒缓文气，用词平实，故虽隶事丰富但文意疏宕。如开头叙述焚书坑儒对六经的破坏后，指出伏胜撰述《尚书大传》的真实性与重要性：“著录本于秦官，发藏先于孔壁。五三六经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别撰大义，不尽发明本经，而欧、张传授，皆出高足；刘、班《略》《志》，首列《传》名。汉世四家言《诗》，二戴述《礼》；公羊经旨，司马史才。考其记礼之辞，多相出入；序事之略，亦堪证明。”他认为《尚书大传》内容可信，欧阳生、张生所传、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四家《诗》、大小戴《礼记》《公羊传》《史记》等中所引，都可佐证。虽见其个人偏爱，但对《尚书》研究也不无启发。

　　该文接着论述疏证的“四难”，一曰：“伏生自先秦，多识古礼；学兴前汉，是为今文。枝叶所嬗，非止三家《尚书》；符节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红休一出，赤伏中兴，信列国阴谋之书，用山岩疑似之说。昧者遂疑今为汉法，古是周文。素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辅匡主，以为《周礼》无文；太子迎侯，孰识异代之法？今将祛此大惑，绍夫专门，而曲台逸文，尘珠散失；石渠议奏，碎璧湮沦。”根据伏胜所处年代、学识及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所传《尚书》、西汉十四博士等来论证伏胜所传可信；但东汉儒生只信《古文尚书》，否定《今文尚书》中的“素王”“六典”等内容，对此，需要扎实可靠的材料才能解惑，而后仓的《后氏曲台记》、汉宣帝时的《石渠议奏》都已散佚，难以取证，是为“一难”。其余“三难”也都紧密结合《今文尚书》内容与现存文献对举，论述其疏证不易。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知识底蕴，对经学史烂熟于心，还离不开杰出的文学才华，用深入浅出的骈体表达出来，才能相得益彰。他称赞名臣朱轼的事功学问，有曰：“学为帝师，勋具国史。明经青紫，俯视韦、平；皓首丹铅，上攀伏、董。一行作吏，无废下帷之勤；穷年焚膏，乃阐讲幄之蕴。”（《征刻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启》）用西汉韦贤与韦玄成、平当与平晏父子及伏胜、董仲舒来颂扬朱轼，同样契合对象特征。

　　其实，皮锡瑞虽以今文经学名世，但也重视古文经学。他多次在骈文中强调郑玄博通古今，不仅是古文经学大师。如曰：“郑君始师京兆，早通今学；晚受东郡，兼采古文。是故郑学宏通，本先今而后古；注书次序，实始纬而次经。”（《六艺论疏证自序》）“郑君注《礼》笺《诗》，先今后古。其为通学，无待名言。”（《驳五经异义疏证自序》）可见皮氏为学视野宏通，不拘一格。

　　继承传统，开辟新局

　　皮锡瑞远承汉魏，近继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经学家多善骈文的传统。西汉经学著述与文章创作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体格奇偶交融，风格遒劲；东汉魏晋南北朝，虽然儒林、文苑分道扬镳，但此时盛行骈文，骈文重视学问的“禀赋”决定了两者常常交融，甚至义疏之书也用骈俪之文，如皇侃的《论语义疏》。但经过韩柳古文运动后，学坛很少使用骈文来论学说理，而是改用散句单行的古文。相对而言，简洁精练的古文更适合表达论点；锦心绣口的骈文，多套话连篇，往往影响了内容的准确表达。这也是元明骈文衰微的主要原因。

　　清代学术鼎盛，士人普遍推崇学问，多反思东汉以来经学与辞章分离的弊端，主张融合才能臻于至境，故出现了经学家兼善骈文的现象，如毛奇龄、凌廷堪、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徐运锦指出：“大可艳发于萧山，竹垞鹰扬于秀水。巽轩《仪郑》，焕乎有文；稚存《卷葹》，卓尔大雅。类皆探真源于经艺，辟康庄于词林。萃案断之专家，缵往籍之绝学。”（《师伏堂骈文序》）但这些学者或少工骈文，后来摒弃而转向经学；或虽作骈文，但无“骈体”“四六”“骈文”别集流传，多以“汉魏六朝之文”笼统称之，文体意识不强，晚清更少两者兼善。皮锡瑞的经学成就杰出，杨树达、李肖聃等近代学人都有高度评价；他又大量创作骈文且成就斐然，这正是继承了清初以来的传统。正如徐运锦所言：“非夫义理精详，训诂明核，纪纲礼乐，贯炼坟典。凭经以骋思，媲潘勖之渊通；引书以助才，类刘向之该博。其余靡足观矣，孰能臻斯懿乎？”（《师伏堂骈文序》）此外，其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也多用骈体。统观晚清谭献、李慈铭、王闿运、谭莹等骈文名家，在运用骈体表达经学思想方面都不如皮锡瑞之多与深。

　　同时，皮锡瑞还在讲义、日记中用通俗化的骈体针砭时弊，这也是清初至乾嘉诸儒所无法比拟的。如说“都邑之士”固步自封曰：“而闻外国富强，则摇首不信；闻外国文明，更拊心若疑；闻保教保种之言，以为过虑；闻瓜分中华之说，以为讹言。”（《南学会讲义》）1901年，他叙述无辜获谴两年，有曰：“但望瞿、张当路，事可转圜，政务更新，时开党禁。灰死安国，得有复燃之期；罗伤瞿公，重逢署门之日。明年春色，倍可还人；晚节寒香，终堪娱老。”（《师伏堂日记》）更是直接与清末新政有关。

　　总之，皮锡瑞既借骈文传播经学思想，又用之论政刺时，成为中国经学、骈文史上两者兼容的代表性人物。这在通俗文学兴盛而传统诗文走向式微的清末，更具有特殊意义。

　　（作者：吕双伟，系湖南师范大学辞赋骈文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