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往往是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充足供给、多样化创新要素的集聚培育、生态宜居环境营造的重要区域，亦是涉及城市空间更新与产业转型、生态环境与品牌文化的示范性载体，对城市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后工业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公共空间一度陷入价值“失落”与活力衰败之长久迷思。城市功能转型造成大量的“失落空间”出现，尤其以衰败的工业区域为代表；同时，在消费与资本强烈冲击、私人机制的侵入下，城市公共空间可达性和开放性受到驱逐；公共空间的内在交往机制缺失，引发对于公众公共交往需求的漠视。如何重新激活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增强城市凝聚力、进而提升公众生活品质成为当下全球城市建设与治理的重要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杨浦滨江城市滨水空间时提出了“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并强调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治理和服务都直接反映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同时，作为城市治理中权力实践和资源互动的载体，公共空间也是连接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产品和交往空间的集成系统。作为资本、权力、社会与文化等不同力量合力规训的产物，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往往是在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级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面形成共识的过程，是宏观与微观城市精细化治理理念融合与冲突最丰富，最能彰城市治理理念与水准，对于系统性探索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公众治理的融合与界面、宏观微观尺度搭接、刚性与柔性化治理平衡关系等城市公共空间精细化治理内容，具有特殊的意义。

　　城市公共空间与存量时代城市治理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正逐渐由增量进入存量为主的时代，相应的城市管理模式开始逐步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更新与治理中的焦点区域，其更新与治理模式变化与城市自身发展阶段、社会语境的重大结构转型特征休戚相关。当下我们正处于自身产业转型与城市能级提升迫切、城市土地余量接近于零以及智能信息时代来临的交叠语境：一方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土地可开发余量均触碰底线，同时土地结构利用不合理、用地比例不协调、人口基数过大等问题日益凸显，支撑经济与功能转型的城市可新增土地与空间接近极限，与城市经济发展需求形成逆向对峙格局。这也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空间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的集约需求与智慧化升级为要求，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城市更新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存量时代开启，城市存量空间的更新实践将成为诸多城市的常态。中国城市以物理空间和土地要素主导的“外爆”式扩展，正转型为城市空间符号与信息的“内爆”式扩张，伴随了城市信息内在密度的急剧提升与内涵转换。如何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集约高效地发挥政府存量土地储备对于城市经济、人文、生态等多方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实现空间的内在需求、意义与活力，是城市公共空间更新与治理中“双破局”的关键。另一方面，随着数字信息技术与新媒体的广泛影响，网络社会与媒介城市特性日益凸显，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磨具”与“象征传递和流通手段的集合”，正以一种组织关系与不可或缺的媒介形态融入城市交流传播系统的实践与运作，改变着公众通过公共文化事件和日常生活场景、以共享方式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渠道。这些崭新语境变化，促使我们必须强化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底线思维，客观评估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间的关联与协同，关注系统复杂性，检视以往在城市治理中软硬实力单方面线性构建的传统路径。

　　以空间文化事件为契机，实现空间尺度链接与治理思路转型

　　西班牙裔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一文中认为：空间不是反映社会，空间是表达社会，它是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无法从社会组织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被分离出来。同时，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逻辑也会作用与引发空间体系的制约与重构，产生两者不同的互动关系与方式，其交流网络的作用和意义也不同。城市更新语境下，深刻洞察社会结构与组织的变迁，以空间表达与生产的视角，而非仅仅以物质空间的视角，可以拓展城市公共空间更新的多维度发展。其中，以大规模文化品牌事件推动探索典型公共空间更新与转型的创新实践，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尺度链接和治理转型带来创新的路径。在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中，诸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均成为城市提升的重要契机，尤其以巴塞罗那1992年奥运会的举办，大事件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发展完美结合，成为之后诸多城市更新的策略发端。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是结合了城市空间更新与文化事件的典型案例之一，与以往蓝图为主、以物质空间生产为单一路径的城市建设模式不同，通过采用艺术植入空间、展览与实践相结合、公众参与与共享等方式，聚焦当下公众最关心的城市发展命题与敏感标志性区域更新实践，使得艺术事件在城市空间中集结发酵，成为深入探讨城市发展问题的软性触角。此空间事件带动城市公共空间的过程中，政府管理协同模式从裁判员向运动员转变，管理语言发生了从审批图纸、文本，到为市民呈现出公共空间与艺术作品的转变。实现从以蓝图为主的单一城市更新实践向综合性城市空间治理的崭新宏观机制与理念转变。可以说，存量时代，与“针灸疗法”相匹配的内涵化、精细化城市空间治理的思路转变至关重要。在城市公共价值回归导向下，以城市顶层设计下的重要更新发展议题为引导，更着重于从城市到社区的不同尺度空间进行链接、组织、示范与引导。

　　以公共交往为载体，促进空间内涵式更新与治理层级缝合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公共意味着在亲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过的生活：在公共领域中各不相同、复杂的社会群体注定要发生相互的联系。城市公共空间自身的存在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共性，而是需要在公众的公共参与、社会交往、文化审美活动的耦合过程中得以表达：一方面，依托公共空间中的公共交往，公众与政府决策部门可以进行充分有效的交流；另一方面，通过激发与创造城市公共空间内充分的公共交往，人们得以摆脱自身的关注去理解差异与不同，关注共同利益，并反应出公众对于自身、城市发展的真实意愿与需求，有助于形成公共决策过程中有效的社会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出发点与落脚点，并提高社会宽容度。

　　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实践常态化，意味着要在既有的城市存量空间中实现品质提升与活力激活、产业转型等，涉及现有使用功能重新调整和定位、现有居民环境的改变，甚至触碰大量的既有利益。更新实践项目不再是流水线式的立项、生产、审批、建设，更需要各部门加强沟通，共同商讨和解决问题，更需要跨界合作。在此空间更新实践过程中，政府部门在“自上而下”式的顶层推进之外，还要实现“从行政驱动到用户驱动”的转变，强调公众参与与共享重要性，激励公共空间交往，获取有效沟通与多方支持，并构建有效的社会实践与参与机制。这也使得存量时代的更新实践与社会治理拥有极为相似的内核特征。

　　通过改变以往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更加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通过社会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同治理，塑造良好的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更好地提升城市公共管理能级。上海浦东的“缤纷社区”活动通过选取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9项行动：口袋公园、街角空间、运动场所、活力街巷、慢性网络、林荫街道、公共设施、艺术空间、透绿行动，开展社区微更新，形成社区规划师制度和空间微更新实践。

　　以多样化媒介为平台，构建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沟通机制

　　在移动互联网深度普及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大背景下，通过多样化媒介平台搭建、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将城市更新议题与理念进行充分阐释与传播，更多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新实践被媒体推至公众视野，使得原来公众视野中隐匿的城市公共空间得以敞开，并通过空间中的文化事件将空间、内容与人的生活需求有机连结，将社区个体的体验感受内嵌于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之中，形成有效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更新与治理水平提升的新路径。多样化媒介平台建设与空间文化事件组织，弥补了以往城市更新实践中信息单向传播的缺陷，促进了空间文化事件与更新实践、公众体验传播等的碰撞和关联，建立与拓宽了沟通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信息桥梁，也激发了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多种公共界面。

　　深圳双年展持续关注的城中村话题，通过对野蛮生长但割裂隐匿的城中村问题进行线上传播与线下报道，在首届双年展开始，提出专题观察研究，使得以城中村为载体的深圳城市文化与特色城市更新模式获得更广公众关注。2017年采用进村互动、开放研讨、公开征集、展场踏勘、改造示范等实际措施，联动书籍出版、线上推介、新闻发布等推动艺术走进城市，回归市民更易触及的空间尺度与日常生活。通过首次以城中村本体作为主展场，融合青年公寓、艺术工作室等建筑微改造，壁画、雕塑、小品等装置轻介入，影像、媒体、展艺等作品云推广，进一步激发了对城中村问题的探讨深度和热度，形成包容共享的公共空间文化事件与媒体交互热潮，展现出深圳城中村杂糅共生的公共空间生态。

　　纽约、新加坡等重要的城市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均将改善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提升城市活力与品质的重要内容。作为城市建设管理中的创新机制，无论是在自上而下的城市宏观尺度，还是以社区、街道的细胞型微观尺度，存量时代的城市发展均体现了公共空间更新实践与社会治理的协同，通过激活存量空间与实现公众需求捡拾器功能，建立空间化、多尺度、上下联动的城市更新沟通与治理体系，激发城市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开辟共享共筹的公众协商型空间更新与治理新路径，也使城市空间更新与治理沉入城市、社区与生活，具有了可触摸的确实认知。在当下，通过更加强调低影响和微治理、更加关注城市安全和空间活力、更加关注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的空间治理策略，为逐步摆脱多条线孤立行进的弊病，探索多维互动、内外兼修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新与协同治理之路，提供了值得不断深入和实践的有效启示。

　　（作者李麟学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李凌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