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开展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明确规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次普查摸清了我国人口总量及其变动趋势，也查清了人口结构和分布的最新变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口这一最大国情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

　　“七普”数据为制定和完善未来收入、消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提供了基础决策依据。“七普”数据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状况，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七普”数据还有助于准确分析判断未来我国人口形势，准确把握人口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特征和新趋势，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对于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促进人口素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普查数据反映的人口变动总体情况

　　与过去历次人口普查相比，第七次人口普查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更广泛地调动了社会资源，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质量控制方法，使得普查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一步提高。事后质量抽查的结果显示，此次普查的漏登率仅有0.05%，低于国际上一般认可的3%的标准，表明“七普”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

　　根据此次普查结果，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下降0.0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尽管我国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和特点：

　　一是0至14岁人口数量和占比有所提高。此次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0至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了25338万人，占17.95%，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但同时，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与往年相比有大幅下降，比如2019年出生人口1467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7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8万人等。在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情况下，0至14岁人口占比不降反升，主要是此次人口普查误差率降低、准确性提高所致。多出的人口显然不是一年或两年增加的结果，而是每年抽样调查的误差积累所致。一般来说，在分析人口数据时，不能将普查年份数据和非普查年份数据直接进行对比。因为非普查年份人口数据是以普查年份数据为基础，再加上当年抽样调查数据估算所得，难免出现误差，而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是一次矫正人口数据的机会。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双下降。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为89438万人，与2010年的93962万人相比减少4524万人；同时15至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70.14%下降至2020年的63.35%，降幅达到6.8个百分点。

　　三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比达到18.70%，65岁及以上人口1.91亿，占比为13.5%，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四是出生性别比向正常水平回归。“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了6.8。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我国过去面临的一个严重的人口问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变化，出生性别比正在快速回归正常水平。

　　生育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国际上一般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为更替水平，低于2.1称为低生育水平。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为1.18，这次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3。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策性因素，但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及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等。笔者以2015年分年龄性别结构人口为基数，并根据“七普”提供的最新数据，使用人口学中的队列要素预测模型，对2035年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进行预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初期达到最大值。

　　劳动力供给呈现数量下降、质量提升的特征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占比都进入下降区间，这将是一个长期和稳定的趋势。15至64岁人口比重的峰值水平为2010年的74.5%，从2011年开始下降，2020年降至68.5%；15至64岁人口规模的峰值水平为2013年的100582万人，从2014年开始下降，2020年降至96776万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劳动力资源丰富时代已经过去，未来我国更多需要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弥补数量下降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可喜的是，“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增幅达到0.83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

　　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将会发生变化。近年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维持在5%的水平，这一水平与我国自然失业率基本一致，说明劳动力市场一直维持着供需紧平衡的状态。为考察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走势，我们根据各教育阶段学生毕业人数推算出城镇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以此作为供给规模，根据非农产业就业增长对非农产业增加值增长的弹性预测出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以此作为需求规模，再根据供需缺口计算出城镇失业率的变化。结果显示，2020年以前，城镇失业率在5%至5.5%区间波动，2020年以后将不断下降，2025年将降至4%以下。这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将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但从劳动力供给的质量来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大幅提高，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占比预计将从2020年的26%降至2025年的21%，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将从41%提高到2025年的50%。

　　整体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呈现数量下降、质量提升的特征。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导致工资提高从而加大企业用工成本，但从全社会看，工资提高是更高质量就业的体现。站在经济发展全局看，工资提高也有利于增加消费、拉动内需，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从而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老龄化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新机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是一个基本趋势。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人口老龄化也将是我国的重要基本国情。根据“七普”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这一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尽管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养老负担加重等挑战，但危和机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只要应对措施得当，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对冲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应对老龄化挑战，未来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更多依靠“人口红利”向更多依靠“人才红利”转变。人口结构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供给规模萎缩、储蓄率与资本增长率降低，从而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应对老龄化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基础。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不断强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的更好匹配；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供优质公共就业服务，提高低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度。

　　加快形成与人口老龄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人口是消费的主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等需求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这一变化又将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为加快形成与老龄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需要政府在要素扶持政策和相关市场领域改革方面加大支持和推进力度。加强对大健康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强化税收和金融支持政策，并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社会资金加大投入；积极培育健康经济新业态，加强技术创新平台以及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健康产业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老龄化会对养老保险产生直接冲击，加重医疗卫生体系的负担。实际上，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已开始了相关准备，例如，2000年就建立了国家战略性社会保障基金，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未来还需着力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健全老有所医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

　　多措并举提高养老服务供给。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滞后、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不足。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承担养老责任，逐渐形成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由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其他社会成员和组织等组成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支持形成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养老产业集群。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根据“七普”数据看人口迁徙流动情况，我国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3.76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集聚的总体趋势没有变。在这样的人口流动格局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为90199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亿人，农村人口减少1.64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

　　根据1990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化率呈现加速提高的趋势：1990年至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9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571万人；2000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107万人；2010年至202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286万人。

　　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还将有十几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每年上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城，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持续释放巨大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从人口分布的区域格局看，东部地区人口为5.64亿人，占39.93%；中部地区人口为3.65亿人，占25.83%；西部地区人口为3.83亿人，占27.12%；东北地区人口为0.99亿人，占6.98%。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依然是人口流入最集中的地区。

　　（作者：张车伟、蔡翼飞，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