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因何比“剑”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2021-06-01 07:48

  在《拿破仑传》及“中外格言汇编”等著述中,我们会读到拿破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这句话,出自戎马一生、称霸欧陆的拿破仑之口,着实发人深省。作为一位战功显赫的军事指挥家,拿破仑剑指天下,曾率部5次大败英、普、奥、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征战欧洲大陆23年,指挥60余次大战且取胜50多场,以卓越军事才能并缔造法兰西第一帝国而闻名。

  类似的论述并不鲜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这里,“批判的武器”是指思想理念,用以论证旧世界、旧秩序的弊端,用以动员人们起而抗争;“武器的批判”是指革命行动,是用物质力量去摧毁旧世界、旧秩序,通过斗争实践去追求理想社会。还如毛泽东讲到的“枪杆子”与“笔杆子”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笔杆子”同样重要,只有“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他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演讲中,引用过拿破仑“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话,在赠丁玲《临江仙》词中写下了“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句子。

  无论是马克思兼顾“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还是毛泽东统筹“枪杆子”与“笔杆子”,意蕴是相通的,道理是一致的。作为两类不同的事项,思想与利剑因何比较、何以联通呢?概而言之,在于思想与利剑既有相似之同,又有相别之异。

  思想与利剑的相似之同,主要有两点。一为同是征服性力量。利剑是一种力量,思想也是一种力量,二者都具有征服性特征,都以征服对象为目的。秦王嬴政武力征战一统华夏,恺撒大帝挥师欧亚横扫千军,是利剑的征服性力量的体现;儒家学说贯穿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民主共和思想取代封建专制理念成为人类文明进步潮流,是思想的征服性(或说服性)力量的展现。征服的力量,内存于利剑武功之中,潜在于思想教化之里。二为同是可运用工具。无论利剑或思想的征服力量多么强大,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的,是作为一种手段发挥作用的。运用这一工具、借助这一手段的,是人,是主体。再锋利的宝剑,也需要挥舞自如的持剑人,才见其锋芒之利,才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之将帅的英姿风采。而思想更是与人不可分割,思想与思想者俨然是一体的存在,思想是思想者持有的锐利武器。军事家手中握持利剑,足可指点千军万马;思想家胸怀道论文华,智慧远抵古往今来。

  思想与利剑的相别之异,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形态有异。虽同为征服性力量,思想与利剑却有软、硬之别,存无形、有形之异。思想是一种软力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利剑则是一种硬力量,是一种有形的力量。这如同约瑟夫·奈所言“软实力”与“硬实力”,思想与利剑所代表的是两种类型、具有不同表现形态的力量。二是作用方式有异。以征服(或说服)对象为目标,思想与利剑具有引导与强制、内在与外在的差别。思想以引导说服、循循善诱的方式,求取对象的内在呼应,以产生认识上的共鸣和观念上的趋同;而利剑则是通过武力、强制的方式,予以外在束缚和人身限制,达到让对方就范、降服的目的。二者虽异曲同工,却赖于不同的作用方式。三是功能机理有异。是作用于人的内心改变,还是抑制限定人的行为,甄别出思想与利剑的不同功能,见其或潜在或显迹、或间接或直接的运行机理。思想之功能的发挥,是潜在的、间接的,带有和缓渗入、潜移默化的特征,以施与和影响对象的意愿与选择为基础;而利剑发挥作用的机理,则是显性的、直接的,带有抑遏干预、胁迫威吓征服对象,以强力加于对方并予以行为控制为目的。

  相似之同由以连结,相别之异方可比较。思想因何比“剑”,思想何以能够比“剑”,从中可窥因缘、见其端倪。进一步,我们借此可拓展思维,进行深度比较,以探寻内在关联通达路径,明晰并把握内在本性与必定事理。

  其一,思想与利剑不限于比较,尤需联通且贵在并举。除了互为比较之外,思想与利剑还有互为映照、互为融会之处。以两类事项观察,二者距离虽远,犹存身遥心迩之脉;类别差异虽大,仍有内涵禀赋衔接。从一定意义上看,可比较即能联通,可比较即存并举之势。无论是平治天下,还是料理事件,既需要思想的力量,包括文化、理念、道德、精神等因素对人的聚合统纳,又依靠利剑的力量,譬如军队、警察、法庭、律令等要件对社会的管治统辖。两个方面并非是分列、对立的,而是能够也需要结合起来、协力共为的。马克思手握犀利的“批判的武器”,其思想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完备性,在同时代已达至巅峰,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高擎起手中的利剑,用“武器的批判”诉诸实际行动。毛泽东一手指挥“枪杆子”,胸怀雄兵百万,一手紧握“笔杆子”,笔下风雷激荡,统筹运用“枪杆子”与“笔杆子”达至出神入化境地,完美发挥思想威力,尽展利剑锋芒,使两种伟力相得益彰、臻于至善。思想与利剑的联通并举,恰如无形有形幻化万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其二,思想与利剑虽各有所长,但思想的优势更为显著。思想与利剑之作为,比若文治与武治,文治达至心,武治施与身。利剑挥舞,意在让对方臣服;思想张扬,旨在使他者信从。剑锋所向,方有“六王毕,四海一”之效,此是利剑所长。而被莎士比亚视为“自由的精灵”的思想,其功能会更持久巩固,影响会更广泛深远。李大钊言: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即不行于当时,犹能存于异代;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也。在岁月的沧桑更替中,利剑所为功不可没,但也仅留下历史的划痕;只有思想的萃聚、精神的凝积和文化的传承,才鲜明标示着时代的前行与社会的变迁。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也正因如此,我们可说,思想如利剑一样能穿抵内心,如利剑一般划破暗夜寂静,但却不宜把利剑比喻为思想,不能将利剑抬至思想的地位。此种差异,已显层级之分;而愈近当今,就愈见思想之优、愈见思想之长。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与“硬实力”尽管同样重要,但在当今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再回到拿破仑“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的判定上,内中真谛已然显现。两相比照,剑是冰冷的,思想是有温度的,剑是固化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剑怎能不败于思想之下呢?搁置胜负高下不论,着意旨在达成互力共为。设若两相融会,让思想执剑,思想就会长出飞天的翅膀;剑若倚仗思想,剑就被注入了灵动的活力。

  当把“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的论断,用于拿破仑本人的历史作为,也颇有启示。在拿破仑主导的时代逝去时,其辉煌战绩已成明日黄花,而他于统治时期制定并颁布、体现其基本理念的《拿破仑法典》,却以完善世界法律体系、奠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秩序之功效,对后世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因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拿破仑本人基于经验而总结出的一些论述,如“精神胜于武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等,至今依然常被人提起,给人以启迪。这似在表明,拿破仑利剑纵横挥舞的军事实践,与其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考见解,具有内在逻辑,有着共生根基,不啻为对他论及剑与思想关系所给出的最为恰当的诠释,所作出的最为合适的注解。

  “时势之英雄,世界之怪杰”,是周恩来对拿破仑的评价。创造了非凡现实成就的拿破仑,却被罗曼·罗兰视为“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诸多评说之辞,在一定层面上亦触及拿破仑“剑与思想”所论的内蕴与意境。(商志晓)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