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自觉，就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自觉认知、自觉行动、自觉响应。这里的历史趋势，既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强烈呼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面对国家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列强肆虐，无数仁人志士都意识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亟需拯救。人民的苦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亟需解救。但如何解救，不同的政治力量，选择不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一往无前的勇气，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明确目标，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从救国到立国，再到复国、强国的辉煌成就。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体现在初心使命的确立、理想信仰的坚定、道路路径的选择和历史关头的自决等方面。

　　一、初心使命的确立

　　初心使命的选择，离不开中国近代社会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影响。近代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空前压迫，促使无数仁人志士立志于投身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但不同的人，由于格局和视野不同，选择各不相同。有人选择实业救国，开办企业，发展近代工业。有人选择教育救国，投身教育，开启民智。有人选择科技救国，苦心钻研，立志科研。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认真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确立了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从一开始就把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这个初心使命，从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至今，始终贯穿于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全过程。在不同时期，具体表述虽有所调整，但基本内涵从未动摇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通过各种方式和载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使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和更深刻的认同。这种在初心使命上的持久恒定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终极历史问题的科学分析和历史趋势的科学预判，凸显了我党对世界发展大势、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和人民迫切需求的自觉顺应，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践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使我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持久支持。

　　二、理想信念的坚定

　　纵观我党百年奋斗史，我们还发现，我党的高度历史自觉性，还体现在对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上。面对近代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过程中各种失败的探索和尝试，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逐步意识到，只有通过一种能够唤起民众的“主义”或“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争取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为此，在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我党就明确提出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目标和理想。在党的二大上，我党进一步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我党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以唤起民众。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自我党成立以后，无数党的优秀分子，胸怀革命理想信念，立足中国实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拼搏和奋斗，从艰难困苦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漫漫长征路，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再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到创造世界奇迹的改革开放，他们无论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深陷严刑拷打的牢房，无论身处艰苦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还是面对灯红酒绿的诱惑，都毫不动摇，抛头颅、洒热血，一往无前，矢志不移。我们党经历一次次的挫折又一次次地奋起，历尽种种苦难而淬火百炼成钢，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这种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清醒认知，源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深信不疑，源于我党高度的历史自觉性。

　　三、道路路径的选择

　　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丧权辱国、满目疮痍和民生凋敝，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希望改变，然而通过什么方式、什么路径实现改变，人们的选择又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我党的优秀分子，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学说，作为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学说，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革命中，需要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找到自己的革命道路。我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提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一大批党的优秀分子，前赴后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虽历经坎坷，但从未动摇。因为我党在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深刻认识到，任何别的道路都不能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社会任人欺凌的状况，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社会稳定的目标。依靠理性选择正确的道路，勇往直前坚持走正确的道路，不走照抄照搬的“洋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体现了我党又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

　　四、历史关头的自决

　　我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过程中，还逐步意识到：一个国家、社会的改造和建设，离不开充分动员这个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然而，面对一个拥有2000多年封建历史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充满着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等多重矛盾，我党要改变中国面貌，即使有明确的目标、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道路，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表现在我党党员队伍思想观念以及路线方针的制定等方面。但我党的高度历史自觉性就在于我党能够聚焦革命和建设目标，每遇重大历史关头考验，决不放弃既定目标；面对挫折，及时总结；面对迷茫，冷静反思；面对混乱，果断整顿；面对挑战，敢于亮剑。这体现在1927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八七”会议上，体现在1929年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古田会议上，体现在1935年决定我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体现在1950年抗美援朝果断出兵的抉择上，体现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我们党的清醒反思上，体现在1978年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体现在十八大之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这种历史自觉性使我党在历次重大历史关头经受住了考验，一次次获得了新生。

　　纵观我党百年奋斗史，不难理解，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它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也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和高度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使我党能够清醒认知近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顺应人民强烈呼声，使我党能够做到对初心使命和理想信仰毫不动摇的恒久坚持，注重以实际行动炼就理想信念的“金刚不败之身”。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还植根于我党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自觉地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果敢地自我反思和自我决断，从而保证我党在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虽有停顿，但航向不变，始终向前。

　　（作者王晓岗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锐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